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 精彩片段：
信仰之年
我们住在弗莱兹路尽头那边的房子时，母亲还没学会开车以前，我们经常走路进城。城就是指诸伯利，在一英里外。她锁门时，我要跑到大门口，看路的两边，确保没有人过来。那条路上除了邮差和班尼叔叔还会有谁呢？我摇摇头，她就会把钥匙藏在阳台的第二根柱子下，木头已经腐烂了，露出一个小洞。她认为会有盗贼。
我们背后是格兰诺兹沼泽，瓦瓦那什河，还有远处的山，都空荡荡的只有树木，不是出于地理知识缺乏，有时我觉得那就是世界的尽头。我们就是沿着最多两道车辙宽的弗莱兹路，来到了这个尽头，路中间长着茂盛的车前草和繁缕。我总是想着盗贼的事情。我想象他们只有黑白两色，忧郁专注的脸，专业的服装。我想象他们在不远处等待着，比如沼泽旁长着蕨类的湿软的野地，等待着，对我们的房子和里面的一切一清二楚。他们知道涂金的蝴蝶手柄的杯子；我的珊瑚项链，我觉得很难看还扎人，别人却说很有价值，因为是父亲的姑妈海伦环游世界时从澳大利亚寄来的；结婚前父亲买给母亲的一条银手镯；一只有日本图案的黑碗，看起来很宁静，是结婚礼物；母亲白中带绿的拉奥孔墨水池（镶在桌上），是高中毕业成绩优异的奖励——那条蛇巧妙地缠绕和遮住了三个男性雕像，我永远都无法知道他们下面有没有大理石生殖器。盗贼最想要的就是这些，我明白，但是他们不会行动，除非我们的粗心大意给了他们机会。他们对这些东西的认识和贪婪，让它们看起来的确具有了价值和独特之处。我们的世界切实地反映在盗贼的头脑中。
当然，后来我开始怀疑盗贼的存在，或者至少他们会这样行事。依我看，他们的方式极有可能是很偶然的，他们的认识是模糊的，他们的贪婪没有明确的对象，他们与我们的关系近乎无意。当我不那么相信他们的存在时，我可以轻易地沿着河边去沼泽，但是好一段时间，我想着他们，怀念对他们的想象。
在我脑海里，上帝的形象远没有盗贼那么清晰、纯粹。母亲不太愿意提起他。我们属于——至少父亲和父亲的家族属于——诸伯利的联合教堂，弟弟欧文和我小时候都在那里受洗，显示出母亲这边令人吃惊地软弱或慷慨；也许孩子的出生让她成熟了，也迷惑了。
联合教堂是城里最现代、最大也最繁荣的教堂。在教会联合时，它纳入了所有以前的卫理公会派教徒、公理会教徒和一大批长老会成员（包括父亲的家族）。城里还有四个教堂，都很小，相对贫穷，按照联合教堂的标准来说，都走向了极端。天主教堂是最严重的一个。它是白色的木制建筑，简单的十字架，立在城北部一座小山上，为天主教徒举行特殊的仪式，像印度教徒一样，他们的圣像、告解和圣灰星期三的聚会都奇异而神秘。在学校，天主教徒是一个虽然很小但并不怯懦的部落，大多是爱尔兰人，他们不待在教室里受宗教教育，而是被允许到地下室去，猛敲管子。很难把他们的粗暴吵闹和奇特而危险的信仰联系起来。父亲的姑妈，我的姑奶奶，住在天主教堂对面，经常拿他们“有点事儿就急着告白”开玩笑，但是他们可以告诉你，他们知道，婴儿的头骨，女修道院地板下那些被勒死的修女，是的，肥胖的牧师和妓女，还有黑人老主教，这些可不仅仅是玩笑。这些都是真的，有讲述这些事情的书。一切都是真的。就像学校里的爱尔兰人，教堂建筑也显得与此不符，空荡，简单，直接，无法让人联想到骄奢淫逸和流言蜚语。
浸礼会教徒也很偏激，但是完全不带邪恶，倒有些喜剧的味道。有社会地位的要人都不加入浸礼会，所以连波克·蔡尔兹这样给城里送煤和收垃圾的人，都能在里面成为领导人物，成为长老。浸礼会教徒不可以去舞会或看电影。女士不准涂口红。他们朗诵赞美诗的声音很大，嬉戏耍闹，心态乐观，尽管生活节俭朴素，他们的宗教却比任何其他教派都更通俗开心。他们的教堂离我们后来在河水街租的房子不远；很端庄，但也很时髦很可怕，是用灰色水泥砖建造的，碎石砌的玻璃窗。
长老会则由那些剩下来的拒绝加入联合教堂的人组成。大多是老人，他们反对星期天练习曲棍球，并且唱圣歌。
第四类教会是圣公会，没有人了解它，也没有人怎么谈论它。在诸伯利，它没有威信或资金支持，不像在那些残存着古老的家庭契约，或者有某种军事或社会团体维持它的运作的城市。定居瓦瓦那什郡和建立诸伯利的是来自英国北方的苏格兰圣公会、公理会和卫理公会派教徒。因此圣公会在这里不像其他地方那么流行，也不像加入天主教或浸礼会那么有趣，甚至不能像长老会那样有强大的说服力。不过，教堂里有钟，是城里唯一的教堂钟，我觉得钟是教堂里应该有的好东西。
联合教堂内部，光滑的金色橡木的靠背长凳摆成带有民主意味的扇型，中心是讲道坛和唱诗班。没有祭坛，只醒目地陈列着管风琴。彩色玻璃上描绘着行奇迹的耶稣（虽然不是把水变成酒）或寓言故事。星期天的圣餐礼上，红酒是用托盘传递的，装在小而厚的玻璃杯里，就像每个人都在吃茶点一样。甚至也不是红酒而是葡萄汁。这就是星期天大家统一着装聚集而来的教堂。狮子会成员也会来，拿着紫色流苏的帽子。医生、律师和商人传递盘子。
我的父母亲很少去教堂。父亲穿着不习惯的套装，显得恭敬而缄默。祷告时，他会把胳膊肘放在膝盖上，前额搭在手上，闭上眼睛，礼貌而矜持。母亲则一分钟都不会闭上眼睛，很少低头。她会坐在那里谨慎但不加掩饰地东张西望，像一个人类学家在记录一个原始部落的行为。她听布道的时候，身子挺直，眼睛明亮，怀疑地咬着口红；我担心她随时会跳起来，对什么事情发起挑战。她很明显没有唱圣歌。
我们在城里租的房子有一个房客叫弗恩·道夫提，她在联合教堂唱诗班。我会和她一起去教堂。我一个人坐着，是家庭唯一在场的人。父亲的姑妈住在城的另一端，不经常这么远道而来；反正诸伯利电台上也有礼拜的广播。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首先，很可能是为了让母亲心烦——虽然母亲没有直接反对——并以此引起别人对我的兴趣。我可以想象人们看着我，然后说：“你看见那个约旦小女孩了吗，每个星期天都是独自一人？”我希望激起人们对我的兴趣，被我的虔诚和坚持不懈感动，因为他们知道母亲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有时，我把诸伯利人看成一大批观众，我的观众；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对每个住在那里的人，城里的其他人都是观众。
但是在我们搬过来的第二年冬天——我十二岁那年——我的理由改变了，或者说是具体化了。我想解决有关上帝的问题。我一直在读关于中世纪的书，越来越对信仰感兴趣。上帝的存在对我来说一直是有可能的，现在我明确地渴望着他，深受折磨。他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需要确信，需要说明他存在的证据。我去教堂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我不能对任何人说。
刮风下雨的星期天，下雪的星期天，喉咙痛的星期天，我都怀着这个不能说出的希望坐在联合教堂；希望上帝，至少对我，会像一道光亮，耀眼和清晰地出现，出现在现代的靠背长凳上；希望他像一片萱草在管风琴下突然开花。我觉得必须严密地藏起这个希望；以热情的声调、语言或手势透露这个希望，会像放屁那样不妥当。在仪式指向上帝的前半部分（布道会以时事问题开始），人们脸上引人注意的那种凝聚力很强的表情，是母亲尤其反对的，她气愤而疑惑，仿佛要一下子站起来，质问所有这一切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