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轭 精彩片段：
卷三
第七章
过后再想想，一切发生过的事情其实都是有意义的。尽管那年冬天没找到党组织，而找到了托派的汪明泉，从根本上说，也还是有意义的。郜明认为，和汪明泉的接触，向他提供了一种经验，使得他后来在上海国民党监狱里见到老熟人季伯舜，听季伯舜大谈托洛茨基时，既不感到吃惊，也不感到陌生了。
郜明没想到会在狱中见到季伯舜，也没想到季伯舜会堕落成托派分子。能在那黑暗而狭小的天地里遇上一个老朋友、老同志，他是十分激动的。他和季伯舜谈往昔，谈清浦，谈1925年那个逃亡的早晨，时间仿佛一下子倒退了十年，他恍惚又回到了清浦威廉大街125号的客厅。世界在那一瞬间显得那么美好——尽管身陷囹圄，郜明依然觉着世界十分美好。
被捕那年，郜明已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凌凤也入党了。他们夫妇参加领导了北平和郊县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后来身份暴露，奉命撤往上海。他是到了上海三个月后被捕的，罪名是组织赤色读书会。国民党反动当局因为没弄清他的真实身份，一开始只判了他三年徒刑。三年徒刑对他来说算不得什么。若是在1925年那个早晨或1931年的那个夜间被捕，他是极有可能掉脑袋的。掉脑袋的事他都不怕，三年徒刑就更不可怕了。判决后一走进监狱，他就把未来的三年视作人生旅途上的一次意外休假了。他没料到休假的兴致会被季伯舜破坏掉。
在头一天见面的谈话中，狡诈的季伯舜并没暴露自己的反动托派身份，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一味和他套近乎，大谈革命，好像他比任何人都革命似的。这个反革命托派分子还似乎无意地问他，现在在干什么，因为什么被捕？他幸好没说，如果说了，只怕改判的不是无期徒刑，而是枪毙了。
季伯舜的托派身份是同狱的一个政治犯揭露的。那个政治犯叫钱奋启，被捕前当过上海一个区委的交通书记，被判了无期徒刑。这是个很厚道，很坚强的同志。第二天放风时，钱奋启就告诉他，要他对季伯舜说话时留点神。郜明问他为啥？钱奋启就说，季伯舜是死心塌地的托派分子。郜明听罢，不由大吃一惊，立刻警醒了：季伯舜去过苏联，成为一个托派不是没可能。他和季伯舜有十年没见面了，漫长的十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政治面目。十年前安忠良也是革命者，现在成了反动分子。十年前，工人党员郑少白也很革命，现在又猫到哪去了？！人在残酷政治环境中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他不正视这种变化也就未免太幼稚了。
郜明决定好好和季伯舜谈谈。
谈话前，他让钱奋启守在门口望风，并要求他不要参与谈话——直到那一刻儿，他还把这场实质上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看作为两个朋友之间的坦诚交流。
然而，谈话一开始，季伯舜的神色就不对头。季伯舜显然注意到了他和钱奋启达成的默契。钱奋启拎着脚镣往门口挪时，季伯舜就本能地感觉到了什么，嘴角向钱奋启置身的地方努了努，说：“老郜，你咋和他搅到一起去了？”
郜明努力笑了笑：“怎么？这人靠不住吗？”
季伯舜低声咕噜了一句：“我说不准！只……只是觉着这人太阴。”
郜明拍了拍季伯舜的肩头：“不说他了，老季，还是谈谈你吧！”
季伯舜一怔：“谈我？我有啥可谈的？”
“有人告诉我，说你是托陈取消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