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震 精彩片段：
1999年6月19日 多伦多
这里是多伦多乱线团一样缠绕不清的闹市街区里最中心的一个地带，也是伊顿大商场的所在地。今天是周六，人流比往常来得晚。当太阳开始在人行道上投下稀疏的树影时，街市的颜色和声响才渐渐开始丰富起来。
杨阳在一个画家的摊子边上放下了自己的行囊。画家的生意还没有开始，画家只是在埋头整理自己的画具。画家戴着一顶宽檐草帽，他看不清他的脸，只看见他蓝色的T恤衫上印着一串与一个著名体操运动员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商标。也是一个中国人呢。杨阳想。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杨阳把那张画着十二生肖彩色图像的大纸铺在路边，又在四个边角压上了各式各样的石头和雕刻刀具。这全套的行头都是他从国内带来的，当然，在他把它们小心翼翼地包叠好放进行李箱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它们会成为他在多伦多陪读生涯里的谋生工具。
他会给在他的摊前停下来的每个人起一个美丽的中文名字。比如一个叫玛丽·史密斯的英裔女人，经过他的嘴就变成了一个叫史美兰的中国女人。一个叫威廉·伯恩斯的苏格兰男人，在和他聊上五分钟天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叫薄伟来的中国男人。他替人起了中文名字，再替人刻一枚小小的印章。完了顺便问一声人家的生日，然后就指出人家的生肖图像，再解释给人听那生肖所属的性格命相。若讲得那人有了兴趣，说不定就可以从他手里买走一个生肖雕像。这样全套的工序，大约耗费他半个小时到四十五分的时间，运气好的话，也许他能赚到二十到二十五加元的收入。
这是杨阳对自己的设想。他不知道这样的设想实施起来有几分可能性，但他知道他和小灯都需要钱。小灯三年前来多伦多大学留学，念完了英国文学硕士，现在接着念博士学位。而他带着他们的女儿苏西，刚刚以探亲的身份来到多伦多。小灯虽然有奖学金，但是他们刚刚搬入了一个宽敞一些的公寓，房租贵了许多。小灯为他们的到来，买了一辆二手车，保险汽油修理费用，再加上苏西的钢琴课学费，这些零零总总的额外开销，都是要靠他的双手挣出来的。
有一串步子在他摊前重重地停了下来。生意，来了。他的心急剧地跳了起来，跳得一街都听得见。其实他完全不用害怕，那些篆刻印章和用生肖算命的雕虫小技，他早已在复旦和留学生同居一室的日子里操练得炉火纯青。只是，只是他从来没有用这些伎俩实实在在地换过钱。第一次，熬过第一次就好了。杨阳这样安慰着自己。
杨阳慢慢抬起头来，先看见了两条穿着蓝制服裤子的粗腿，后来他才发现是一个人高马大的警察。警察对他和蔼地笑了笑，咿哩呜噜地说了一串话。复旦教室里规规矩矩地学来的英文，却在鱼龙混杂的多伦多街头遭受了最残酷的考验——他居然没有听懂一个字。他满脸通红地摆着手，一次又一次地说对不起啊，对不起。警察放慢了速度，又把同样的话说了一遍。这次他听懂了一个词，一个关键的词：营业执照。
他傻了，他用两只手咝啦咝啦地搓着裤腿，舌头在嘴里无谓地蠕动着，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时旁边的那个画家站起来，对警察说了一串的话。画家的英文远没有警察的流利，可是杨阳却听懂了每一个字。画家说：这是我的先生，我们用的是一张执照，我画画，他帮我刻印章，用在我的画上的。警察展开一个灿烂的笑脸，说好美丽的画，好美丽的印章，就走了。
杨阳这才看清，宽檐草帽之下的那张脸，是一张女人的脸。女人有一张宽阔的大脸，皮肤黝黑，两颊布满了星星点点的雀斑，脸上的每一个毛孔，似乎都在嘶嘶地喷涌着阳光。
很久，没有见过，这样健康的女人了。杨阳心想。
“谢谢你，真的。”杨阳说了，又觉得这话被太多的人在太多的场合里使用过，难免有些轻贱了，却一时又找不出比这更合适的，只好望着女人呵呵地傻笑。
“没什么，大家都是讨一口饭吃。”女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