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法案_第三章

第三章

当她乘坐的出租车被堵在滑铁卢桥上时，菲奥娜断定，这可能是自己因意气用事、处在崩溃的边缘而做出的职业误判，也可能是让一个男孩在世俗法院的精心干预下脱离或是依旧笃信其宗教信仰。她并不认为两者能同时成立。她的视线转向左侧，望向下游方向的圣保罗大教堂，她暂停思考了这一问题。此时的泰晤士河，河水湍急。当年，站在附近一座桥上的华兹华斯说得对，放眼左右两边，这是世上最壮丽的城市景致。即使在这连绵的雨中也是如此。坐在她身旁的是玛丽娜·格林。除了离开法院时两人闲聊了几句后，她俩一直沉默着。保持点距离是恰如其分的。而格林对于她右侧的上游风光，完全熟视无睹，她像她的同龄人一样专心于她的手机，时而读，时而输写，时而皱眉。

最后她们在南岸转向上游方向，出租车以步行之速缓缓前行，花了几乎十五分钟才到达兰贝斯宫。菲奥娜的手机已关机，这是她抵御每隔五分钟就查看短信和电邮这一强迫症的唯一手段。她已写好短信——你不能这样干！——还没发送。但他还是在这样干，这感叹号彰显了一切——她是个傻瓜。她那激动的口吻——就像她自己有时候所说的那样，她很想控制住——前所未有。凄惶与愤怒的糅合。或者说，是渴望和狂怒的交杂。她既希望他回来，但又根本不想再见到他。她还心怀羞愧。可是她犯了什么错呢？一心扑在工作上，疏忽了丈夫，让一桩冗长的案子搞得她心绪不宁？而他有自己的工作，情绪也变化多端。她受尽了屈辱，但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只得假装一切安好。她觉得自己遮遮掩掩，心情沮丧。难道那就是愧疚感？一旦她某个明智的朋友知道了这件事，就一定会催促她打电话给杰克讨个说法。绝对不行。她依旧害怕听见杰克说出那些她最不想听的。此时，她只要一想到那情景，就会像从前一样情不自禁地开始遐想，宛如一台停不下来的跑步机，唯有靠服用安眠药入睡才救得了她。要么睡眠，要么就是这样一趟非同寻常的行程。

她们终于行驶在了旺兹沃思路上，汽车以每小时二十英里——马匹全力飞奔的速度——前行。在她们的右侧，能看见一家老电影院——如今已改建成壁球场，多年前杰克曾在这里参加全伦敦锦标赛，拼尽全力得了个第十一名。他那年轻忠诚的妻子，多少有些无聊，安坐在玻璃球场外，时不时瞥一眼她所辩护的一桩强奸案的笔记，这场辩护将以失败告终。她的这位愤怒的委托人被判了八年徒刑。判决几乎无懈可击。理所当然地，他永远不会原谅她。

她出生在伦敦北部，因此对于以泰晤士河为界的伦敦南部寒酸凋敝、杂乱纷繁的景象既无知又鄙夷。荒芜的村庄早就被吞噬，商店一副颓相，车库畏畏缩缩，其间散布着尘埃弥漫的爱德华时代老屋和野兽派公寓大楼，那是毒贩们的巢穴，没有一路地铁停靠这里，给上述一切赋予意义，建立联系。人行道上的行人漂泊于此，他们属于某个遥远的城市，她也不属于这儿。一间被木板封闭的电器商店上方挂着一块褪色的、富有戏谑意味的指示牌，假如不是这块指示牌，她又怎么知道她们正在经过的是克拉罕站台？为什么要在这里谋生？她意识到一种厌世的情绪正在自己身上弥漫开来，遂令自己记起这趟出行的使命。她是来探访一位病入膏肓的男孩的呀。

她倒是挺喜欢医院的。十三岁那年，她曾经热衷于骑快车到学校，在路上被一块未盖严实的窨井盖绊倒，甩出老远。检查出轻微脑震荡和血尿致使她得留院观察。儿科病房已满——一大批在校生从西班牙携带了一种未知的胃肠病毒回国。于是她被安顿在一群女人中间，在那里待了一个礼拜，做了些不太复杂的检查。那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那个时代的风气还未开始质疑和挑战死板的医疗等级制度。那间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病房天花板很高，房间整洁、秩序井然，平日里令人望而生畏的病房护士对这位年龄最小的病人倒是爱护备至，而那些老女人——如今回想起来，她们中有几个显然才三十几岁——既喜爱又照顾菲奥娜。她却从不关心她们的病恙。她是她们的小宠物，她完全沉浸在新的生活中。家里和学校的那些陈规渐渐被抛之脑后。当有一两位善良的女士深夜从病床上消失时，她也不以为意。她被很好地保护了起来，免受子宫切除、癌症和死亡之苦，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没有恐慌也没有痛苦的美妙礼拜。

那时，下午放学之后，她的朋友们会满怀敬畏地像成人一样独自到医院来看望她。后来，当敬畏感逐渐消失后，三四个女孩子就会围坐在菲奥娜的病床边恣意嬉闹，为一些不值一提的小事压低声音咯咯发笑——一位护士皱着眉阔步走过，某个缺牙的老妪与她们格外热情地打招呼，病房另一头隔着帷幕的重病患者发出沙哑的呻吟。

中饭前后，菲奥娜独自坐在休息室里，膝上有一本练习册，她在上面规划着自己的未来——钢琴家、兽医、记者、歌手。她给未来可能的人生画了流程图。一条条支线分叉出大学、英勇敦实的丈夫、容貌姣好的丈夫、牧羊场、显赫的生活。那时候，她还没想到过法律。

出院那天，她穿着校服、背着书包在病房里来回转悠，在母亲的注视下，哭着与病友道别，还承诺要保持联系。幸运的是，接下来的几十年她身健体康，偶尔几次到医院都只是去探望别人。但那次住院给她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无论她看到家人朋友经历怎样的痛苦和恐惧，她都不可思议地将医院与仁慈挂钩，视它为特殊之地，在那儿可以躲避灾难。所以，此刻，当二十六层楼高的旺兹沃思艾迪丝·卡维尔总医院在公地远处被雾气笼罩的橡树上方浮现时，她不合时宜地体会到一种欢欣与期待。

出租车驶近一块蓝色霓虹标牌，上面显示尚余一百五十个车位，菲奥娜和社工的目光越过突突作响的刮雨器，看向前方绿草茵茵的坡地上——就像石器时代的山堡——矗立着一座由日本人设计的圆形玻璃塔，外面镀着亮绿色。这座建筑物造价不菲，是在无忧无虑的新工党时代用借来的资金建造的。抬头看，最高几层楼隐没在夏日的云团中。

她们走向入口时，一只猫从一辆停着的车底下冲到她们面前，于是玛丽娜·格林再次打开话匣，详细描述起她的猫来，一只勇猛的英国短毛猫，打败了邻近一带所有的狗。菲奥娜开始对这个神情肃穆的年轻女人有了好感，玛丽娜的淡黄色头发有些稀疏，她与三个不足五岁的孩子和警察丈夫住在一幢廉租房里。她的猫无关紧要。菲奥娜绝不允许两人之间产生任何的嫌隙，而是敏锐地意识到她们即将面对的共同关切的问题。

菲奥娜感觉自在了些，说道：“一只坚守阵地的猫嘛。我希望你已经给小亚当讲过这故事了。”

玛丽娜立刻回答道：“其实，我是讲了，”说罢又陷入了沉默。

她们步入建筑物的中庭，四面是直通顶层的玻璃。几棵本地树木正从大厅，从布置宜人的桌椅间——那是几家互相竞争的售卖咖啡与三明治的摊贩的桌椅——虽已开枝散叶，却干枯瘦弱。它们竞相往高处伸展，其他植物也从混凝土平台周围长了出来，它们的枝桠如悬臂般贴合在弧形的墙面上。长得最高的植物是灌木丛，在三百英尺高的玻璃屋顶上映出了它们的轮廓。两个女人横穿灰色镶木地板，经过信息中心和病患儿童艺术展览。一道笔直的长自动扶梯将她们带到夹层楼，这里有书店、花店、报刊亭、礼品店和一个商业中心，都分布在喷泉四周。轻快而单一的新时代音乐与潺潺的流水声融为一体。显然，此建筑是以现代机场的式样设计建造的。不过目的地已变更。在这层楼几乎看不见病症的迹象，也没有医疗设备。病人们散布在探望者和医务人员之间。处处皆可见他们穿着睡衣、神情安逸的模样。菲奥娜和玛丽娜跟随指示牌往前走，这些牌子上的字体与高速公路上指示牌的字体相仿，上面写着儿科肿瘤学、核疗学、静脉切开术等。她们拐入一条宽敞、被擦洗得干净锃亮的走廊，然后默不作声地乘坐电梯到达九楼，那里有一条一模一样的过道，她们接连左转了三次，来到了重症病房。路上，她们看见一幅令人赏心悦目的壁画，画中的大猩猩们正在森林里穿荡腾跃。现在，各种气息终于扑面而来：医院里浑浊不堪的空气，早被撤走的熟食的味道，消毒水的气味，还有某种微弱的甜味。这种甜味既非来自水果，也不是来自鲜花。

护士站以保护者的姿态面对一溜呈半圆形排列的病房，病房房门紧闭，每扇门上都有个探视窗。此时的寂静仅仅被一记电梯的嗡鸣声打破，病区内没有自然光透进来，让人感觉似乎已是后半夜。两位年轻护士——菲奥娜后来得知，她们一位是菲律宾人，另一位是加勒比人——坐在办公桌前，高声招呼玛丽娜，并击掌欢迎她的到来。突然之间，社工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尽管她是白皮肤，但却像一个生气勃勃的黑人妇女。她转身向两名年轻护士介绍这位“真正位高权重”的法官。菲奥娜伸出了手，却没法放下矜持与两位护士击掌，而她们似乎也能理解，只是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她们在桌旁进行了短暂的交流，决定让菲奥娜待在外面，先由社工进去向亚当解释相关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