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从上古传说到1949 精彩片段：
清
康雍乾时期的经济、政治、民族及对外关系
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明清之际，经过长期战乱，经济残破，土地荒废，人口锐减。清朝确立全国统治之后，采取各种措施使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农业和水利
在农业方面，清廷奖励垦荒，招集流民授以土地，资助农具种子，延长垦荒升科的年限，并以垦地多少衡量地方官的治绩。故中原无地的人民纷纷向地广人稀的四川、云贵、台湾、新疆、东北、内蒙古流动。全国耕地面积增加，顺治中只有五亿多亩，乾隆时达到七亿多亩。康熙八年（1669），实行更名田，将明朝王公勋戚、官僚地主占有的大批土地给予原耕之人，永为世业，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减轻赋税，除遇水旱灾荒豁免和减收外，多次普免全国钱粮，减轻人民的负担。在水利方面，投入大量财力物力治理黄河、淮河、运河、长江、钱塘江、永定河，努力减轻水灾，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提高农业产量，保持运输畅通。重要的水利工程有以束水攻沙的方式治理黄淮、修固荆江大堤、修筑江浙海塘工程等。农业生产方面，在传统农业技术的基础上，对耕作方法、灌溉、施肥、选种均有某些改进。北方试行区田法种植水稻、南方种植双季稻，也获得一些成效。特别在各地推广高产作物番薯、玉米，对于提高产量防止灾荒，供应口粮，保障人民生活具有重大作用。经济作物方面，棉花种植甚盛，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是著名的产棉区。江浙、广东种桑养蚕，获利甚厚。此外，茶叶、烟草、甘蔗、苎麻、蓼蓝等作物生产也很繁盛。
手工业和抑商政策
手工业也逐渐恢复并有所发展，生产工具有某些改进，织丝机具比较复杂精巧，采矿工具、地质方面的知识亦有进步，但仍是手工劳动，不是机器生产，没有摆脱对自然能源（人力、畜力、水力、风力）的依赖。
最重要的手工业是纺织业，包括棉纺织业、丝织业及相关的染踹业。棉纺织业处在家庭副业和小商品生产阶段，但包买商相当活跃，掌握着棉花原料的收购和纱布产品的运销，棉纺织手工业者处在商业资本的控制之下。布匹的踹光染色也有发展，苏州一地即有染坊、踹坊数百家，踹匠多至一万余人。丝织业较为集中的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最大的机户拥有织机四五百张，规模可观。矿冶业中，云南铜矿的规模最大，资本雄厚，工人众多，组织严密，采炼技术达到相当水平，全省铜产量最高时（乾隆中叶）达一千数百万斤，但在官府的严密控制下，发展速度十分缓慢。采铁、冶铁，既供军需，亦供民用，清廷的控制也很严格，官府资金虽未渗入铁矿业，一般均由商民申请开采，但开采、冶炼、招工、设炉、运销均须报官批准、发给执照。广东佛山是冶铁中心，佣工数万；汉口铁业亦盛，有铁匠五千余人。煤炭为民用必需，各地小煤窑很多，但清廷对采矿的总政策长期摇摆，金铜煤铁利益甚薄，为官方民间之必需，不能禁绝，但又害怕聚集大批矿工，反抗闹事，故矿场时而被禁、时而准开。制瓷是重要的传统手工业，景德镇瓷业最发达，内部分工很细密，工艺精致，在色彩、厚度、形制、上釉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此外，熬盐、伐木、制烟、榨糖、造纸等手工行业均有相当的发展。
清代手工业很繁荣，无论生产规模、雇工数量、分工细密、技术水平、产品质量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较先进的经济因素集中在长江、珠江下游和某些地区、某些行业内。广大的腹地、山区、边疆，经济文化很落后。整个中国，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封建经济远没有解体。中国和当时先进的西欧国家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
清政府把工商视为末业，执行“抑商”政策。对于那些有大利可图及有关国计军需的手工行业，政府插手干预，指定官商，实行垄断。对于其他手工行业，允许商民经营，但控制亦严，且高额征税，低价收购，无偿摊派。手工业中还普遍存在着有浓厚的地域性、排他性的行会组织，这些都妨碍手工业的自由发展。
大城市的出现
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基础上，许多大城市得以繁荣。北京是全国的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仕商群集，各地商货荟萃，传统的手工艺产品有景泰蓝、雕漆、玉器等，前门外是繁华的商业区。北京城在明朝修建的基础上，屡加修葺，形成了西郊园林区，有三山五园（畅春园、圆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宫殿坛庙、街道河流亦经大力改建修浚，形成了近代的北京城。扬州位于长江北岸，濒临运河，是淮盐的集散地，经济发达，财货殷富，多富商大贾。南京、苏州、杭州都是丝绸、布匹及其他手工业品的产地，产品远销各地，城内商铺林立，作坊星布，附近土地肥沃，富农桑鱼米之利；且文化发达，风景优美，苏州有园林之趣，杭州有自然之胜。广州是对外贸易的口岸，是封闭的封建中国通向世界的主要窗口。每年来往的商船很多，进出口商品聚散于此，号称“金山珠海，天子南库”。此外，景德镇的制瓷，佛山镇的冶铁，盛泽镇的缫丝，产品精良，远近驰名。汉口居长江中游，四通八达，为米谷、木材、食盐、药材和各种货物的集散地。除了这些繁荣的大城市以外，广大农村有许多小城镇以及定期集散的墟场、市集、庙会，形成广阔的商业网，是农民群众和行商坐贾进行交易的场所。
赋役制度的改革
清初经济的发展，与赋役制度的改革密切相关。清朝建立后，即逐步着手整顿混乱的赋役制度。顺治和康熙时，编定《赋役全书》，以明万历年间的赋役额为准，取消苛捐杂税，归并税收名目。又颁发“易知由单”“串票”，简化征收手续，改进纳税制度。但由于传统的赋役制度是按土地数量和人丁数目两个标准征收，分别为“地银”“丁银”，全国土地数目已难确知，人丁则死亡增殖，隐匿流动，变动频繁，无法统计。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库有了赢余，清政府考虑不再增收人丁税。康熙五十一年（1712），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将丁税总额固定下来，不再随人口的增加而增收，稳定了全国的丁税负担。为了进一步解决赋役混乱和负担不均，又于雍正元年（1723）制定“摊丁入地”政策，在各省陆续推广实行。此项政策将丁银平均分摊于地亩之内，不再按人丁和地亩双重标准收税，变成了单一的土地税。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改革，从此废除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头税，简化了收税标准和手续，有利于丁多地少的贫苦农民。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也有所削弱。雍正时还进行了其他改革，如耗羡归公。“耗羡”是为了补偿征收银米的亏损，于正税之外增收的附加税。各级官吏往往借此谋利，任意加征，名目繁多，流弊极大。清廷将“耗羡”改为正税，数额固定，由国家统一征收。此项收入即发给官吏作为养廉银和办公用费，以提高官吏的微薄官俸，对改善吏治起了一些积极作用。此外，雍正时，又将各地“贱民”，如晋陕的“乐户”、浙江的“惰民”、江苏的“丐户”、安徽的“世仆”、广东的蜑户开豁为良，编为民籍，废除了残存的奴隶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