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从上古传说到1949 精彩片段：
清
清朝的思想文化
清初的学术思想
清代的思想文化，丰富绚丽，流派众多，人才辈出，在许多领域取得了光辉的成就。清初，一度产生幼弱的民主启蒙思想，但由于生产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以及清朝的思想高压政策，进步思想未能得到正常发展，思想文化界仍不能冲出儒家的樊笼。
清初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活跃、最繁荣的时期之一，出现了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为代表的许多杰出学者。他们经历了明末农民大起义和清兵入关的变乱时代，身受亡国破家之难，认识到明王朝的腐败和封建理学的虚伪空疏，以犀利的笔锋、奔放的热情，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宣扬经世务实的思想，治学严谨，勇于创新，阐发了深刻而新颖的政治观点、哲学观点，开创了与宋明理学相对立的新思潮、新学风。
黄宗羲、唐甄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方面走在最前列。他们所著《明夷待访录》《潜书》，论证了专制君权的起源和实质，揭露了历代专制帝王的昏淫残暴，并希望通过学校议政，加强法治或实行地方分权来限制君主的专制权力。这虽然是难以实现的幻想，但他们的言论，如电掣雷鸣，震撼了窒息已久的思想界。顾炎武提倡务实致用，“多学而识，行必有果”，并注重调查研究，广求证据，开辟了新的治学途径。颜元讲求“实学”，强调“躬行践履”，主张讲求功利，匡时济民。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有力地影响了后世的学风。王夫之发展了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哲学传统，批判了“道在器先”“道本器末”的唯心论，精辟地指出：“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就是说离开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就无所谓规律、理念。他又指出自然界和社会是“生生不息、变化日新”的发展过程，初步用辩证的观点去观察世界，研究事物，把中国的唯物主义思想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他还解释天理和人欲的关系，说“私欲之中，天理所寓”，肯定了人们的合理欲望。方以智也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并和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清初思想家在历史学、地理学方面也作出了贡献。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术思想史。在他的影响下，继者踵接，如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及稍后的章学诚，形成了以研究历史著称的浙东学派。顾炎武作《天下郡国利病书》，论列山川形势、城邑关津、古今变易，开地理研究之先河。以后胡渭、阎若璩、顾祖禹、齐召南均曾致力于历史地理的研究。
理学宋元明清时期以讨论理气、心性等问题为中心的哲学思潮。又称“道学”。它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各种不同学派；狭义的理学，专指二程、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即程朱理学。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有：本体论问题，即世界万物的本原问题；心性论问题，即人性的来源和心、性、情的关系问题；认识论问题，即认识的来源和认识方法问题。按其基本观点和影响看，主要有以下派别：张载为代表的气一元论哲学；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理一元论哲学；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一元论哲学；邵雍为代表的象数学。与理学有联系的，还有北宋时的王安石，他的学说被称为“新学”。
清初思想家对现实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他们大多数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同时对清朝奉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口诛笔伐，指责理学家是“奴君子”“优孟衣冠”“亡国之学”“祸烈于蛇龙猛兽”。他们健笔凌云，激扬风气，尽情鞭挞封建末世的诸多弊端，提出新颖的见解，使当时的思想界十分活跃。
清前期的文化政策
清初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尚不能使思想界得到充分发展。当清朝重建起封建政治体制，加强了对思想的控制，后继的思想家们也不得不随之转向。如阎若璩、胡渭继承了清初务实的学风，博学多识，不尚空谈，而研究方法则趋细密，只在诠释古籍、辨别真伪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绩。阎若璩考证《古文尚书》为伪书，胡渭考证《河图洛书》为晚出，廓清了封建学术界长期的迷信盲从，但在清朝的高压政策下，他们埋头古籍，变得谨小慎微，失去了前辈思想家那种干预现实、评议朝政、臧否人物的战斗精神。
清朝为了巩固思想统治，笼络知识界，大力尊孔崇儒，给孔子加上“大成至圣先师”的尊号。儒家思想是理政、治学、处世、待人的标准，程朱理学又被视为孔子的真传、儒学的正统，因此朱熹备受尊重，四书及五经中的一部分均以朱熹的注释为准。清朝的统治安定以后，大规模编纂书籍，最著名的有《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和《四库全书》（七万九千余卷）。《四库全书》收集历代经、史、子、集各类书籍三千四百余种，其中有很多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已经失传的书籍，包罗宏大，丰富浩瀚，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之总汇。但在编纂过程中，清政府对全国图书作了一次大检查，大批书籍被认为对清朝统治不利，归入悖逆、违碍之列，遭到销毁或篡改。
除了传统的儒学以外，很多外国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包括数学、天文、历法、物理、医药、地图绘制、武器制造、绘画、建筑，等等，编写了一些书籍。康熙帝本人还学习过西方科学，但清廷未用力提倡，知识界沉溺在儒家经典中，不了解西方科学的内容和价值。
清朝对文化思想的控制十分严厉，发生了许多次文字狱，惩治极重，株连极广。康熙时有庄廷鑨《明史》案，雍正时有吕留良、曾静案。乾隆时，文字狱更多，获罪的人大多是下层知识分子。他们或腹有牢骚，爱发议论，或僻居乡村，不知忌讳；或乱上条陈，干禄倖进；或吟诗作文，用字不慎。这些都招来了杀身破家之祸。这些案件多是捕风捉影，望文生义，滥杀无辜，以确立封建专制统治的淫威。哪里发生了重大的文字狱，地方官也要受处分。因此官吏们稍见文字违碍，即捕人抄家，罗织罪状，株连宁多勿少，处理宁严勿宽。文人士子，惴惴自危，不敢议论当代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也不敢编写历史、研究现实，只得埋首故纸堆中，消磨智慧和志气，使知识界思想麻木，万马齐喑。文字狱造成了严重的恐怖气氛，对社会的影响是十分有害的。
文字狱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借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明文字狱始见于洪武七年（1374）。时苏州知府魏观将新府衙建于张士诚宫殿旧址，高启作《上梁文》中又有“龙蟠虎踞”四字，因此触犯明太祖朱元璋忌讳而被杀。明初文字狱贯穿洪武一朝，是明太祖朱元璋为推行文化专制统治所采取的极端手段，并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所效法。清代文字狱，一般以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鑨《明史》案为起始，在康、雍、乾三朝的百余年间，文字狱多达上百起，且愈演愈烈。清代前期文字狱的冤滥，极大地桎梏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助长了阿谀奉承、诬告陷害之风，是历史发展中的浊流。到乾隆末叶文字狱趋于平息。
汉学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