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一点信仰 精彩片段：
冬
……那些被留下的
空虚是不可触摸的，但是“大先生”死后，我发誓我可以触摸到它，特别是在周日，也就是过去乘火车从纽约回来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把那段时间用在了拜访一个离家更近的地方和人，那就是亨利牧师和特姆博大街上的教堂。我与亨利教堂里的很多人都混熟了，我也喜欢听他讲道。尽管我自己感觉比以前对自己的信仰更为坚定坦然，亨利还是开玩笑地把我称作“此教会第一名正式的犹太教成员”。我又到“流浪者之夜”去了几次，发表了更多关于他们的报道。人们感动了。有些人寄来了钱——五元，十元。有个人沿着密歇根高速公路开了一小时的车来到这里，走进来，四处看了看，似乎是要哽咽的样子，然后递过来一张一千美元的支票，随后就离开了。
亨利去银行开了个账户，专用于教堂的修缮。很多义工跑来帮助分发食物。有一个星期天，一个规模很大的郊区教堂，北山基督教教会，邀请亨利去那里讲道。我跟着他一起去了。他穿上了黑色的长袍，别上了无线话筒。他的讲稿投影在两个巨大的屏幕上，随着他讲话的速度而一起移动。灯光效果好极了，屋顶又坚固又干燥，声音效果堪比音乐厅——讲坛上居然还有一台巨大的钢琴——听众几乎全是中产阶级白人。但亨利不愧是亨利，到那里没过多久，他就四处转悠开了，和会众交谈，鼓励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就像耶稣在那些故事里所做的那样。他欢迎他们到底特律他的教堂去，在那里发挥他们的特长。“如果你在寻找上帝对生命创造的奇迹，”他说，“你眼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他的讲道结束后，全体听众起立为他鼓掌。亨利往后退了几步，谦逊地低头向观众表示感谢。
我想到了他在市区那破败的教堂。我觉得从某种意义而言，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天花板上都有一个洞，那就是眼泪流下来，坏事情像西北风那样挂过来的时候的一个洞。我们感到很脆弱；我们为下一次即将到来的暴风雨而感到担忧。
但是那天看到亨利的表现，所有的陌生人都在为他鼓掌，我相信，就像“大先生”曾经告诉过我的那样，如果能有一点信仰，我们就能改变很多事情，世界也会因此而改变，因为在某些时刻，你不得不相信上帝的存在。
所以，尽管在我写下这些的时候，天还是很冷，雪还堆积在教堂屋顶那块蓝色的遮雨布上，但是一旦春暖花开——春暖花开的那一天总会来的——我们会把那个洞修补好。一天，我告诉亨利。我们会修补好那个洞。那些慷慨良善的心，会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能够筹得足够的资金，换上新的屋顶。我们会这样做的，因为需要这样做。我们会这样做的，因为这是对的事情。
我们会这样做的，因为教会的一个教友生了一个早产儿，她生下来的时候只有几磅重，医生说她很难养活——但她的父母不断向上帝祈祷，她挺了过来，现在，她活蹦乱跳，笑起来的模样能够让饼干从饼干桶里跳出来。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待在教堂里。她在那些无家可归者就餐的桌子旁蹦来跳去，让大人们摸她的头逗她玩。她可能没有太多的玩具，她也没有很多课后活动要参加，但很肯定的是，她有一群爱她的人，一个充满了爱的居所——和一个家庭。
她的父亲就是一条腿的卡斯，她的母亲从前是个瘾君子，叫玛琳。他们在兄弟守护会教堂结的婚。亨利·科温顿是主持婚礼的牧师。
一年后，他们的宝贝小女儿出生了。现在，她已经能够到处走了，好像每天在上帝的私人游乐场里玩。
她的名字，很贴切，叫“奇迹”。
人类的心灵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我还一直在疑惑为什么“大先生”要我为他致悼词。我疑惑这到底是为了他，还是为了我好。实际上，他在我做完悼词后几分钟还给了我一个惊喜。
就在主持人开始最后的祷告词的时候，“大先生”的孙子，容，在讲坛上的一个录音机里装上了一盘磁带。过去那个经常传递出阿尔伯特·刘易斯的声音的麦克风，又传来了他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