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1949 精彩片段：
第五章 1949年的广州
低迷和复苏
旧广州的新主人
1949年10月14日，爱群大厦迎来了新主人。
这座15层高的楼房，是当时广州市最高的建筑，建在长堤的中间位置。1937年开业的时候，爱群大厦就傲视同行。从小长在广州的老报人梁俨然回忆，当时爱群大厦的宣传是“全部钢材来自德国西门子；全部卫生洁具、电梯、楼梯是美国货；大厦内还有冷暖空调，保证四季如春。使用的餐具做工精细，有水晶盘，银制‘东美林’刀叉、饭盅等。‘东美林’是英国一家非常有名的餐具制造商，能用得起东美林的酒店，全广州就爱群一家。”
几个月前，爱群大厦曾是国民党高级官员的“避难所”。立法院长童冠贤住2楼、甘肃省主席马鸿逵住7楼、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住8楼、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梦麟住14楼。有12个国家的流亡大使馆办事处租住爱群，走的时候狼狈得连房租都未付。当广州市军管会副秘书长杨应彬作为第一批接管城市的南下干部进入这栋广州的地标建筑时，他看到的爱群大厦破旧不堪：原来是露天花园的11楼，被白铁皮和木板钉搭成了舞厅、酒吧，已通风漏雨变成“水瓜棚”。酒店内餐具只剩下几十套，电线几乎全部损坏，玻璃窗破破烂烂，床椅家具大多断背崩角。
被分配到“广州市物资配售处”军管小组的黄毅也是进驻爱群大厦的南下干部之一。他回忆当时大厦里“乱哄哄的情况”跟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场景如出一辙。“参加接管广州市政府的干部，集中住在爱群大厦这座灰色的十几层高楼里。几百名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同住在一起，互相不认识。当时广州治安很差，因此制度很严，不准一个人随便上街。站岗的警卫战士只能凭人们戴着的‘广州军管会’臂章放行。大厦11楼成了大餐厅，整天供应膳食，凭军管会发给的餐券用餐，随到随吃。”黄毅和战友第一次乘上电梯到11楼餐厅吃饭时，走向南边的窗口，眺望珠江，“看到岸边停靠着无数的小艇，江中行驶着不少各种船只。广州的老百姓都是穿木底鞋，整个广州城都响着一片呱嗒呱嗒的木头敲打地板的声音。”
大部分马路上还陈设着街闸，这些广州本地人战乱时自卫的防御工事成为解放时广州城最为独特的景观之一。据梁俨然介绍，自制街闸用于防止国民党溃兵或者土匪在政权交接的真空期趁火打劫。“街闸由铁枝、大木头或者竹子扎成，拦在街道的入口。街道还组织自卫队，由街坊中一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组成。他们会带着刀枪巡逻，不准陌生人接近街闸。”年近90的蔡景星是“老广州”，他回忆说：“在商业繁华的西关，一些狭窄的路段上，居民还用竹子搭建了过街天桥，以防止土匪抢劫后放火。西关商铺连绵，一着起来就很容易火烧连营。1938年广州沦陷的时候，永汉路两边的商店被土匪抢劫后放了把火，烧了好几天才停。编一座过街天桥，一旦火烧起来了，还可能有条逃生之路。”
南下干部给这座古老城市带来新风气，也带来了一些北方习惯。广州市文联名誉主席王建勋说：“因为1949年广州来了大量的南下干部，北方人也带来了一些生活习惯和口味的改变。解放前后，茶楼最大的变化是时间上的，以前早上四五点钟就开市了，解放后，因为北方人适应不了那么早的早市，大多数茶楼渐渐改到7点以后才营业。以前女人是很少喝早茶的，1949年以后，广州茶楼里的女人多了起来，这个风气也跟南下女干部有关。另外，馒头、烧饼这些老广州人不太吃的北方点心开始进入很多茶楼的茶点菜单里。”
1949年11月11日解放军入城式时，家住文德路的黄少华当时才5岁，他说，他至今记得入城式里的两个画面：“一是广州本地人挥舞着花棍。那是中间挖出两道凹槽的木条，装上串满铜钱的铁丝，舞起来哗啦哗啦，很是热闹。另一个就是解放军这边踩着高跷走路，扭秧歌，队伍里还有两个战士扮成孕妇，表示是英雄母亲。”
瓦解下的旧秩序
旧的生活在慢慢瓦解。
在广州河南同德里的一栋占了四条街位的广式大宅终日大门禁闭。宅子的主人是清朝最后一任两广清乡督办江孔殷，民国后他还出任英美烟草公司总代理，一度积财千万。他的侄孙江沛扬说：“伯祖父家曾经非常阔气，甚至门口保安都不用本地人，特意从香港请来‘摩罗差’（印度警察）来看门，威风过人。”江孔殷的名声除了财富，还有精于美食。他家有很多家传名菜，最著名的一道就是“太史蛇羹”。但到1949年，这位清朝和民国时期都曾风光无限的省港巨绅已经过了他最好的时光。“他已经不再讲究美食，家里的厨师都被他辞退了。但文人的老派传统还没变。临解放前，家里人经常看见他一个人倚着栏杆，吟一些很伤感的诗句。”江沛扬说。
有一点门路的人很多去了香港，梁俨然是其中之一。1949年在《广州日报》做编辑部主任、兼任《中国日报》采访部主任的梁因为国民党的新闻管制成为失业人群中的一员，他投奔了一个香港的朋友。“临近解放，广州各家报纸对时局议论纷纷，言论不一。当时广州的警备司令叫叶肇，他在宋子文的授意下，把广州的十几家报馆合成一家《中央日报》，以便统一言论。报馆没了，很多同仁只好离开广州找寻生计，我去到香港一家电影厂做电影评论。”梁俨然回忆说。
茶楼里的画师雅集也停止了。王建勋1949年时还是一个小学的美术老师，他回忆了广州画师的变迁：“我学画的老师是赵少昂，他是岭南花派的第二代名画家，他的老师高奇峰是岭南画派的三大元老之一。当年十三行刚设的时候，广州街头出现了一批绘制西画的中国人，他们的画如同今天的明信片一样，被销售给来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人。这些画后来称为‘外销画’，随着广州口岸的繁盛而存在了100多年，广州的画师和私人画室一直是伴随这种书画贸易成长起来的，一直到1949年还很兴盛。”“很多家境一般的文化人，在教师、机关办事员这类固定职业外，会选择学画作为傍身之技，也是广州很长时间的一个传统。赵少昂1948年在广州办过一个‘岭南艺苑’，前后收了近千名学生，我也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