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案始末_从宰相到阁臣

从宰相到阁臣

废除宰相制，是明太祖朱元璋久经筹划过的。他的设想是，一切政事由六部分管，由皇帝直接统驭着六部，除去夹在皇帝和六部之间的中书省这一层。洪武十三年中书省被撤销后，便开始试着照他的设想来做。但一切都集中于皇帝的一身，却又是绝难照管得了的，尤其是定制、拟旨、批示等类的文书工作，更非一人所能尽理。解决这个难题，他是利用一些在内廷工作的学士、讲官，以翰林院中修史、修书的编撰人员来做这些文字工作。这些人们有如一些办稿人员，或是秘书，初时并无定员，也无定称，从洪武十三年到继他为帝的皇孙朱允炆（wén）的建文四年（1402）的二十多年里，便是这样办理国事的。到朱元璋的四子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攻入南京，夺取了帝位，便把这种办法确定下来，使这些人员有了定员，并也有了定称，直至明亡，都是如此。

这些代皇帝办理机务的学士们，在有了定员以后便都被称为“阁臣”，这是由于在他们的学士职称之上，都冠有他们办事处所的殿、阁名称，如中极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等，所以人们便都以“阁臣”呼之，后来则便习为定名了。阁臣或也称“辅臣”，那是皇帝常用来称呼他们的，在行文中也以称辅臣时为多。在民间，阁臣还常被称为“阁老”，那可是口头上的尊称了。

明代最初被任为阁臣的一共有七人，他们是黄淮、胡广、杨荣、解缙、杨士奇、金幼孜和胡俨。他们都是在朱棣打入南京，即位为帝，还未改元永乐时便已被任命了的。

自从有了阁臣，可以说在政治机构中便真正没有了宰相。但由于阁臣的权力虽比宰相小得多，其职务还是承上启下，发布政令，还带有宰相职权的一部分，所以人们还是习惯地把他们目之为宰相，被任为阁臣，习称为“入阁”，而“入阁”和“拜相”也竟成了同义语，甚至还常联合并用，某人一经入阁，人们便说某人已经“入阁拜相”了。贺人入阁的诗文，也常是径以“入相”为贺。所以在明代，宰相可以说是“实亡而名存”。

但是话虽如此，宰相和阁臣仍有很大的不同。两者最大的不同处，便是宰相有他的办事处所和发挥政令的机构。以往历代的宰相都有他自己的相府，府中上上下下有很多府属。明代的相府称为中书省，省中也有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属官。阁臣可全没有这些，他只是在殿、阁中办事，手下的人员也只有些管理卷宗和抄写文书的属吏而已。在品级上，二者也很不同。宰相是个位极人臣的职位，总得身居百官之上的人才得身登相位；而阁臣则并无这些限制，各类学士官级才只五品，甚至品秩更低的，也可被任为阁臣。即以最初得任阁臣的七人而言，其中品秩最高的应推名列第四的解缙，他在入阁前的职任是侍读，秩不过六品，入阁后升为侍读学士，也只有从五品。位居第七的胡俨，入阁前的官职是检讨，仅是从七品，官位就更低了。当然，这是就初期而言，后来阁臣的体制日尊，入阁的常先被任为礼部侍郎或尚书，然后才以兼任××大学士而入预机务，职位上要比初期高多了。不过入阁的人品秩不拘这一特点却是直到明代濒临灭亡还在保持着，如以崇祯十六年（1643）入阁的魏藻德而言，他是被擢升为少詹事才入阁的，官也才只有四品。宰相和阁臣，在职任上也还有很大的不同，宰相具有执行权，遇事都可奏而行之，甚至办完了再奏明也是常有的事；阁臣则只有听皇帝吩咐，照他的意见拟具出办法，等被批准后，才能据以拟旨来颁行。这二者在职任上的不同，就正是明太祖亟欲废除宰相制关键之所在。他想要的正是想有一些既能办事，又少实权的人。以在职的人数而言，宰相与阁臣也有些不同，宰相人数总不会很多，通常都是左相、右相各一人，最多也不过再加上一两个；而阁臣却不然，常是少则四五人，多时则至七八人，最多时竟有多至十几人的时候。然而也有些例外，如在万历年间，明神宗倦勤，阁臣有缺总不肯补上，竟常出现阁中只有一人、成为一人独相的局面。

阁臣成为定制后，很快便形成了为其所特有的一些制度，这些制度并未成文，但有时却比定有专条的制度还更死硬。在最初得任阁臣的七人中，便有了一定的名次上的排列，列名最先的人被称为“首辅”，第二人则称为次辅。首辅自始便有个像领班一样的意味。但在最初，名次虽经排定，却并不是不能变动的，居先者可以降下来，在后者可以跃到前面去。譬如最初的七人，原是以黄淮为首，解缙则名列第四，但不到一年，解缙却一跃而为首辅，原来的首辅黄淮却降了下来。再如杨士奇，他是名列第五，排名在第三位的杨荣之后的，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杨荣和他都在阁中，他却跃居杨荣之前成了首辅，杨荣则只得任次辅。但是这种可上可下的做法并没有持续了多久，很快便形成了另外一种绝对排资论辈、前后永远分明的死硬制度。这一制度的要点是，在阁中的名次既经排定，便成不可更易的顺序，首辅永远是首辅，次辅在首辅未离职时永远是次辅，首辅如果离职，继为首辅的又必然是这个次辅。次辅而下，三、四、五、六各位也是同样，都得等着名列在前的人离去，或者死了，才可以依次递升。不但此也，首辅如果罢离，不管去职久暂，只要又行入阁，排资在他之后，已然位居首辅的人也该退下，由这位旧时的首辅重居首位。这种死规矩，在以前的宰相制中一直并没有过，如果有，那么汪广洋再入中书省，升任左相的就该是他，而不是胡惟庸了。

阁臣后来还形成了另一个规例，便是入阁者必须是甲科出身，也就是说，必须是个进士出身的人。这种规例最初也没有，仍是稍后才形成的。仍以最初的七人为例，那七人中的杨士奇和胡俨便不是进士出身。不过他们虽非进士，入阁之时却都在翰林院任职，杨士奇是个编修，胡俨则是检讨，所以严格说来，最初七人虽非都是进士，实却一律都是词臣，这与后来的非甲科出身不得入阁，看来倒也有些关系。其实这也难怪，因为选来入阁的人首先便须以笔墨见长，并且又只从詹事府、翰林院等修撰文史，或者职为讲官的那些处所来选择。而这些地方又都是甲科人员汇聚之处，后来竟自形成非甲科不得入阁，中了进士，又被选为庶吉士，人们便都以未来的相臣目之，实在也是由来有自，无怪其然了。

由于阁臣同时在阁者每有多人，首辅又有个类似领班的作用，遇事总是由他当先，和皇帝的接触也以首辅为多，所以彼此之间相互竞争自始便很激烈，以首届的七人而言，便发生过黄淮和解缙之间的激烈斗争，结果则是解缙被害，死得很惨；黄淮后来也以时常加害大臣被投入狱中，结果也并不好。

这个解缙在首批的七位阁臣中最初虽然名列第四，但入阁时的官级却是七人中最高的一个；他这人又极有才华，文笔既佳，又多策略，所以入阁不久，便脱颖而出，入阁不足一年，便压倒了黄淮，跃居首辅。黄淮原是个热衷权位的人，被解缙抢到了前面，岂肯甘心？于是他便一心罗织解缙的过处，遇有机会便暗中向永乐反映，终于在永乐五年（1407）把解缙从首辅的位置上搞了下来，自己重又得居首位。他虽把解缙赶出阁外，远谪到广西去为布政司右参议，却仍不甘心，到永乐八年（1410）更以“结党营私”的罪名兴起大狱，把解缙和中书李贯、赞善王汝玉、编修朱纮、萧引高等人都逮入诏狱。李、王、朱、萧等人由于久被关押，都已死在狱中，只有解缙，虽被关了五年，却还没死。这时已是永乐十二年（1414）了。那年冬季，天子录囚☾1☽，永乐在狱囚名册中见到解缙的名字时，随便问了一句：“这解缙还活着么？”他问这话，并没要人回答，可能是随口一问，并无别意；也可能是诧于解缙的生命力之强，关了这么久，竟还活着；也可能是想起了解缙的才干，又有赦出起用之意；当然，也并不排除这话竟是“怎么，解缙还没整死么”的同义语。当时呈上囚名册的是锦衣卫的帅臣纪纲，他是个出了名的佞臣，是以善窥人意、手段毒辣残酷受到永乐的宠信的。他听到了永乐的问话，并没有作声，却在心里早已拿定了主意。下来之后，他便把解缙请到他的房里，用酒款待，并说些开心的话，使之痛饮。一待把解缙灌到大醉，便命人把他拖出，埋进外面的积雪里。由于寒冷和窒息，解缙很快便死去了，狱囚的名册上，也就勾去了他的名字。纪纲的这个做法，可说是狠毒乖巧兼而有之。他这样做，无论永乐的问话用意何在，他都可以应付自如。如果永乐意在除去解缙，他这么做自然是先意承旨，会显出他的能干和忠心；如果永乐并没想到要解缙死，甚至还想再起用他，那也没有什么，他的死因可以查明，完全是醉卧受寒而死，实在也怪不到他纪纲的头上来。解缙死时年才四十有七，当时有很多人都为他的怀才受屈、中年早逝而感到伤痛。就在解缙死前三两个月，黄淮已因多次暗害大臣而入狱，由此看来，解缙如不酒醉被害，重复起用似非并不可能，而纪纲的忽下毒手，除为希图迎合帝心以外，另外还有别的微妙原因，倒也很有可能。

自黄、解二人有过一番流血斗争之后，阁臣之间倒有很长一段时间彼此斗争并不很为激烈，甚至还有过和衷共济的局面。这一则是此后一连出现了王振、汪直、刘瑾等擅权的大珰，一直在与阁臣争权，阁臣需要共同对外，缓和了彼此之间的矛盾；二则也是杨荣、杨士奇等颇能忍让为国，起到了些好的影响。

杨士奇是有明一代入阁最久的阁臣，他从建文四年（1402）入阁，直到正统九年（1444）去世，任为阁臣共达四十三年之久，他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越过杨荣而为首辅也有二十一年。在明代的阁臣中，任职之久，倚任之专，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他与杨荣以及洪熙元年（1425）入阁的杨溥三人，被史家称为“三杨”，被认为是明代最有德望的三位良相，在他们三人同为阁臣时，确乎也是明代最为升平的时候。

在三杨之后，阁臣们虽说彼此尚能相安，但小小的冲突斗争实则还是常有，到了嘉靖初年，张璁（cōng）以议礼入阁，阁臣间的争夺倾轧便又开始激烈起来，到了夏言与严嵩之间，张居正和高拱之间的倾轧争夺则达到了高潮。

所谓“议礼”，是嘉靖初年闹得举朝不宁的一件大事。原来这个嘉靖名叫朱厚熜（cōng），他是继明武宗朱厚照而为帝的。他与年号为正德的朱厚照是同祖父的堂兄弟，朱厚照死后，由于既无子息又无兄弟，所以当时的首辅杨廷和便以宗支最近，在遗诏（皇帝临终或死后所下的诏书称为“遗诏”，多半是由首辅代为拟定的）中便选定了已袭封为兴献王的朱厚熜继立为帝。朱厚熜即位为帝后，却还想把他的已去世的父亲朱祐杭追封为帝并入祀太庙，把他的生母也尊为皇太后。这种做法是有违正规礼法的，因此几乎惹得通朝官员都力加反对。嘉靖也很固执，一心想要达到他的愿望，但又苦于并无理论根据，无法和反对诸臣相互辩驳，很觉孤立苦恼。张璁是个七试不第，到四十七岁才中了进士的人，他看出了这是一个进身的机会，于是上疏说明“承统非继后”，为嘉靖找到了理论根据。后他又写成“大礼或问”一文奏上，更得到了嘉靖的欢心。嘉靖得到张璁，后来还有桂萼、席书、方献夫等人的帮助，与通朝的反对诸臣展开了争议和辩论，一直争论了好几年。这种争论，当时便称为“议礼”或更称为“议大礼”，张璁、桂萼等人便被称为“议礼诸臣”。

嘉靖在他孤掌难鸣时得到了那些“议礼诸臣”的助力，极为欣喜，把他们都看作自己的心腹，对第一个不畏众议，胆敢为他找出理论根据，并成为他的论客的张璁，更是视为首功之人，对他不遗余力地加以拔擢，从他上疏议礼，只用了短短六年的时间，便从一个在部观政的闲员，升任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而入阁为相，升迁之速，实在是很少见的。他是正德十六年（1521）辛巳科的进士，得中六年便得入阁，足见嘉靖对他的倚任。有明一代，从释褐（即中式得官）到入阁，比张璁更快的只有两人：一个是在张璁之前，那是正统十三年（1448），戊辰科的状元彭时，他在抡元的次年，便以修撰之职入阁，在明代诸阁臣中，算是入阁最快的。另一个则是在张璁之后的魏藻德，他是崇祯十三年（1640）庚辰科的状元，到崇祯十六年（1643），便以少詹事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从得中到入阁只不过三年，为时之速，算是仅次于彭时。不过，彭、魏入阁虽速，却大不同于张璁，首先他们二人所中的都是通榜第一人的，一甲一名的状元；又都是适逢时艰：彭时是赶上了外患日亟，魏藻德则是赶上了李自成已将攻至京城，崇祯曾有个让他辅佐太子逃向南方，或可留存一线的打算，所以才使之入阁的。彭、魏二人所有的条件，张璁都一无所有，所以他的快速阁才更显得是个异数。另一个略次于张璁的议礼之臣——桂萼，也受到了优异的恩遇，他是在嘉靖八年（1529）二月，带有少保兼太子太傅的官衔被任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入预机务的。他比张璁入阁稍晚，在科分上他比张璁可又早了十年，他是正德六年（1511）便中了进士。实在说来，张璁和桂萼所中的名次都偏低，张璁所中的是二甲第七十八名，名次已经低到很难有被选中为庶吉士的希望，桂萼所中的名次更低，已低到三甲第六十二名，连在京为官的机会也难得了，他在议礼前便做过好几任的知县，后来才辗转活动到得为南京刑部的主事。他与张璁便是在南京刑部同事时相识的，他也是最先赞助议礼的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