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案始末 精彩片段：
万历——三案的造因者
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只有梃击一案是发生在明神宗在世时的万历四十三年（1615），其他两案则都发生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明神宗万历去世之后。虽然三案中有两案发生在万历的身后，但因这三案是相互关联，造因也同是一个，并且蕴积了很久，所以若说到三案的造因人，则又应说万历是最主要的。
这样，要想弄清三案的成因，谈谈万历这个人实在是很有必要的。
朱翊钧是明代即位为帝的第十三人，他的年号是万历，死后被谥为神宗。在万历之前，明代已有十二人为帝，但年号却有十三个，那是由于“土木之变”曾为瓦剌所掳的朱祁镇曾有前后两次登基，年号也改过两次；初号正统，继称天顺。
在明代的一十六帝中，朱翊钧是在位最久的。他年仅六岁便被立为太子，十岁时，他的父亲明穆宗朱载垕（hòu）去世，他便即位为帝，次年十一岁才把年号改为万历。从隆庆六年（1572）六月他在灵前即位算起，到他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去世为止，万历身居帝位足足有四十八年还多一点。他不但以在位最久著称，说到贪财好货，懒散拖沓，多年倦于临朝，把国事扰得一塌糊涂，他也是极有名的。他之所以如此，从他自幼及长所受到的教育和影响，不难看出一些端倪。
万历登基为帝时才年仅十岁，还完全是个孩子，扶植他习为帝业的，主要共有三人：他的母亲李贵妃、太监冯保和首辅张居正。这三个人相互利用，联合得很紧，万历在初年便是在他们的共同管理下长大成人的。这三个人彼此配合，把万历管得很紧，因而对于万历的影响也都很大。认真说来，李贵妃、冯保、张居正三人的联合实是显然违反祖训的事。因为不许后妃干政，明太祖朱元璋不但在他生前常说，而且还在他的《宝训》中列有专条。李贵妃后来虽被尊为太后，干政也还是不能允许。冯保更不消说了，宫门立有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他先就犯了死罪。张居正是阁臣，辅政原是他的本分，但外臣勾结内臣，外臣暗结宫闱都是犯了极重的条款，为此而送命的人实在并不算少。然而他们各自为着本身的利益，还是悍然紧密联合了，最高的统治权落入了他们的手中，《宝训》、铁牌还不是干摆在那里。
他们三人的结合，是由冯保从中穿针引线撮合成功的，最初的共同目标是赶掉首辅高拱。冯保仇恨高拱，是因为高拱两次阻挡了他升任掌管司礼监的工作。由于奉行相互牵制的政策，司礼监掌印太监（提督、掌印后常合为一员）出缺，例应由首辅加以推荐，在隆庆初年，司礼监掌印太监出缺，依次应由冯保递补，但那时的首辅高拱因不满意冯保，把那位置推荐给了御用监的太监陈洪。陈洪被罢后，高拱又撤开了冯保，推荐出尚膳监的孟冲。依例，尚膳监并没有升任司礼监掌印的资格，所以冯保就更恨高拱。冯保这人极其有心计，很早便一意结纳下了皇后和李贵妃，向她们诉说过由孟冲掌司礼监的不当，终于在穆宗朱载垕去世之际把司礼监的职位夺了过来。他很清楚，不去掉高拱，他的职位绝不会安稳，而要去掉高拱必须得到李贵妃和张居正的配合，内外夹攻，才行。
李贵妃的心事，冯保知道得很清楚。他知道李贵妃最切望的便是，如何把她那当了皇帝的儿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最好是被尊为太后之后，能摆脱一向在她之上的皇后的威势。作为皇帝的生母，被尊为太后倒是已有先例了，但与皇后成为一无差异的敌体，她却没敢想望，因为就是为生母争到同封太后权利的明宪宗的生母，她那样力争，也还只争来了个光秃秃的“太后”，比不得皇后，在太后之上还另有徽号。冯保为赶走高拱和迎合李贵妃，暗自想出了个办法，他向李贵妃说，只要赶走高拱，使张居正得为首辅，张在议上尊号时，便能左右一切，使她和皇后一样，在太后之上也加上同样的徽号。这便成为他们之间的，最先订下的一个协定。
冯保虽不为首辅高拱所喜，而与次辅张居正却一向相交甚厚，高拱所以不高兴他，也许这也是原因之一。张居正和高拱由于徐阶的事已经弄到了势同水火，在穆宗临终之际，更是闹得很难共事。那事也是冯保惹出来的。照例，皇帝去世总要拟出一道遗诏，昭告世间。这遗诏，向来也都是首辅一人的工作。但冯保为了想把自己的名字加入到顾命大臣之列，便在暗中约了张居正，想要由他们二人先就同草遗诏。不想事机不密，却被高拱赶来冲散了他们，高拱责问张居正道：“我当国☾1☽，奈何独与宫人草遗诏？”高拱问得理直气壮，张居正只有赤颜谢过不已，实在感到很是难堪。冯保对于这些又很清楚，所以他便径自前来与张居正商议如何赶走高拱，并且向张居正提出了要做到两宫皇太后一体并尊的先决条件。赶掉高拱，晋居首辅，张居正当然极为高兴，但那条件却又使他为难。因为获居首辅，德业也很重要，这并尊为太后而在徽号上有别，那是当年彭时、李贤为阁臣时硬顶住了宪宗的生母订下来的，一时极为世所称颂，连宪宗朱见深都曾暗派中官夸赞他们，说是“上意固如是，但迫于太后，不敢自主，非二公力争，几误大事”。彭时、李贤以持正而大获时誉，他张居正却要出头打破这个办法，会得到什么结果呢？因此，张居正很久都难决定是否可以应承这个条件。但是，从此得为首辅，又不再受到高拱的压抑，这种诱力终要大些，使他终于答应了这个条件，并在由他主持廷议时，议定了，尊皇后为仁圣皇太后，尊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仁圣、慈圣，铢两悉称，真做到了并尊无异的地步。
与冯保内外串联的同时，高拱也在匆匆安排着他的谋划。冯保夺回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又想把自己的名字添进顾命大臣里面，使他怒不可遏。他上疏以主上年幼为言，说是为了免于中官专政，最好免去司礼监批硃等权，以之还归内阁。提出了重要的改革意见。同时，他还命给事中雒遵和程文二人合疏力劾冯保，准备二人的劾疏一入，他自己便立刻拟旨，把冯保逐出宫外。他安排已定，很不自秘，还把一切都告诉了张居正。张居正表面上唯唯诺诺，暗中却把这一情况迅速通知了冯保，要他预为准备，先行下手。冯保利用高拱在阁中痛哭大行皇帝时曾说过“十岁的太子，如何治天下”的话，稍加改动，告诉两位太后说，高拱竟说“十岁的孩子，如何做天子”！显然有不臣之心。这话不仅使两位太后极为震动，就是那个十岁的皇帝听了，也不觉为之变色。这样，驱除高拱的决定，便在宫中早已定下了。
高拱万没想到他会遭到暗算，次日一早，他便来到阁中，静候消息。不久，果然便有中使传谕，说是两宫太后召集阁臣入宫，要宣读太后和皇帝的诏书。高拱满心以为所要宣读的诏书必是认可处分冯保，于是高高兴兴，立即率领众人入宫。不料，入宫之后他才知道，被处分的不是别人，却竟是他高拱。两宫太后宣示了高拱的种种罪状，并即予以罢斥，命其即行出京。这个意外的骤变，有如晴天霹雳，直震得高拱跪伏在地，不能转动。最后还是张居正搀他起来，把他掖扶出宫，才得离去。
逐去了高拱，张居正便即晋位首辅，这次的首、次辅之争，干得最是迅捷，真是短兵相接，胜负立见，前此后此，都没有过。但是事情还没就此完结，冯保深恨高拱，必欲置之死地。不久，却巧有个叫王大臣的人，身着内侍服装，混入宫内，一直走到乾清宫的近处才被捉获，送到东厂。那时冯保已兼管东厂，便想借此致高拱于族罪，便和张居正商量，看是如何入手。为了免除高拱或会起复的后患，张居正自也赞成。于是二人商议妥当，命冯保的家仆辛儒勾通王大臣，交给他一把刀，让他说是高拱被罢斥后心怀怨望，特派他来行刺皇帝的。借事构成谋逆罪名，陷仇家以灭族之罪，自明初以来便有过多起，因此冯、张二人的密谋很快便被很多人看出，于是高拱的门下之士，甚至张居正门下的人，纷纷都来设法解脱，他们都申明利害，劝张居正万万不可下此毒手。张居正迫于众意，已经感到硬做下去好处不多，加之王大臣在会鞫（jū，审问）时又翻了供，于是张居正才改变了主意，他微然一笑，说：“不会有什么事，可以去告诉他，千万可别吓死！”
李太后、冯保、张居正合谋赶走了高拱，彼此都很满意，于是便又通力合作，分担经管这个孩子皇帝的工作。
那时李太后最关心的是如何能把她的这个儿子教好，使他快些可以成为一个像样的皇帝。为此，她从原来居住的慈宁宫里迁出，搬到乾清宫里和万历同住，处处都加以监管。每逢临朝之期，李太后总是将近五更便亲自去到万历的寝所，叫起他来，免致误事。万历读书的事，她抓得最紧，不但每天都要课其背诵，讲官讲过的新书还要他当面再行复讲。背诵不出，或是讲不上来，便要罚他长跪朗读，直到做好为止。如有逃学行为，则罚得更严，不但罚跪，有时还要责打。万历如或有些越轨行为，太后罚得更严。一次，万历喝多了酒，乘兴命内侍唱个新曲，内侍推说不会，万历便要用剑斫他，经劝说后，还割下了那内侍的头发，并说那是“割发代首”。次日，太后听到了这事，她一面把张居正召入，命他上疏切谏，在疏中力陈做这等事的种种不是，要他力行改过。与此同时，还命张居正代万历起草一封自己悔罪的“罪己御札”，交来备用。一面她又把那个撞了祸的皇帝叫来，叫他跪下，听她审问并叱责他的罪过，直到这个皇帝给责备得痛哭流涕，叩头认罪，保证愿改时，太后才把张居正谏疏和代拟的“罪己御札”都掷给他，命其朗读疏文，深刻知罪，并要他把“罪己御札”亲手抄好，公布周知。在万历初期的三个监护人中，李太后是唯一可以直予处罚的人，万历实在也最怕她，但他们终是母子，所以终于还是怕而不恨，关系一直很好。
冯保是作为太后的助手，在内廷、外廷都对万历加以监护的。万历也很怕他，因为他是太后的耳目，有了错处，即便瞒过了太后，被冯保知道了也逃不脱，他的活动范围很大，内廷、外廷，哪里都躲不过他，出了错他都要上告，而且每告必应，太后的处罚也就随之而至。万历依照宫内的惯例，称冯保为“大伴”。这冯保也确以大伴自居，把万历当个孩子一样，提携抱持，不离左右。在万历初行登基大典之时，冯保还是紧随不舍，万历已经坐上宝座，他还紧紧跟住，站在宝座近边。此举使得前来朝贺的诸臣大哗，纷纷加以疏论，都说：诸臣朝贺，拜的是天子，冯保何人，难道他也配受我们拜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