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 精彩片段:
第十二章 千古美女,貂蝉无觅处
貂蝉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但在史籍上无踪可觅,形象全然出自文艺作品虚构。三国时期确如其人的美女不少,置身男权中心社会的天罗地网之间,尤其在那种乱世动荡当中,鲜能逃避尤物、猎物、礼物、私物、替物、弃物的宿定命运。但她们又好像若干面镜子,照出了一些男人,乃至整个社会经常遮饰着的部分真实面孔。
中国古代有四大美女图:西施浣纱,昭君出塞,貂蝉拜月,贵妃醉酒。人因图而显,西施、王昭君、貂蝉、杨贵妃凌驾于历代其他美女之上,被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其中,西施为春秋时期越国苧萝(今浙江诸暨南)人,《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越绝书》等史籍均有记载;王昭君名嫱,西汉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汉书·元帝纪》、《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等史籍,以及《西京杂记》也有记载;杨贵妃小名玉环,道号太真,盛唐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新、旧《唐书》都记载于《后妃传》,连生年719年、卒年756年皆可按索。唯独貂蝉不一样,无论是《后汉书》还是《三国志》,都找不到她的名字。在当下中国,有人鼓吹她是陕北米脂人,指认为“米脂婆姨”的祖宗,不知作过什么DNA的鉴定。很可能,同前些年有人“考证”出了武大郎、潘金莲确有其人其迹一样,出自于发展旅游经济的所谓创新思维吧。
貂蝉其实是一个文艺作品虚构成型的美女形象。从唐代广泛流传三国故事,到宋代平话艺人喜欢说“三分”,再到元代盛行三国戏,民间述闻和文艺加工越来越丰富多彩。元英宗硕德八刺至治年间(1321—1323),新安虞氏刊行《全相三国志平话》,亘古第一次出现了貂蝉。《平话》里的貂蝉姓任,原是吕布妻子,夫妻失散多年。她流落到王允府中,在后花园焚香祈祷早日归乡,夫妻团聚时,偶被王允撞见。王允给貂蝉不少金珠绸缎,许诺让她与吕布相见,却又把她送给董卓。两天后吕布入见董卓,见到貂蝉,才知道董卓新妇竟是自己发妻,于是乘董卓醉卧如泥,一剑刺死了这个夺妻老贼。其后的元杂剧又有出《连环计》,貂蝉为忻州(今山西省忻县)木耳村人任昂之女,小字红昌,被汉灵帝选入宫中作宫女,掌貂蝉冠,因而叫做貂蝉。灵帝将貂蝉赐给大将丁原,丁原又将她赐给义子吕布,结为夫妻。黄巾乱起,二人阵间失散,貂蝉流落到王允府中。董卓专权以后,蔡邕向王允进献连环计,王允就借助貂蝉成就连环计,离间了董卓与吕布,并假借银台禅让诛杀董卓。明眼人不难看出,罗贯中写的《三国演义》第八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第九回前半回“除暴凶吕布助司徒”,正是在《平话》和元杂剧相关故事的基础上调整人物身份和关系,增加情节波澜和细节,再创作而成的。其间的貂蝉,已变成了自幼选入王允府中的绝色歌伎,并且深明大义,为报王允多年视同亲女的养育之恩,甘愿牺牲自己而楔入董卓、吕布之间,从而力助王允成就了连环计。这以后,貂蝉成为吕布的妾,第十九回“下邳城曹操鏖兵/白门楼吕布殒命”有交代。但接下来的第二十回,只提及曹操“将吕布妻女载回许都”,貂蝉的后来命运如何,就付之阙如了。
罗贯中付之阙如,不是缘于疏漏,而是因为《三国志》一些文字令他为难。《吕布传》正文中记叙道:“卓常使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这个“侍婢”是不是貂蝉,私通前后的因果存亡,都呈现来无踪去无影的空缺。《吕布传》裴注引《英雄记》,两次涉及吕布“妻”,而这个“妻”替他生的女儿要与袁术之子政治联姻,年龄起码有十三四岁了,“妻”则起码三十岁了,也与貂蝉合不上。而在《关羽传》里,裴注还引《蜀记》写道:
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与《魏氏春秋》所说无异也。
《魏氏春秋》所说见《明帝纪》裴注,称秦妻姓杜,归从曹操后产遗腹子秦朗,曹操“甚爱之”,对宾客说“岂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魏明帝年间,秦朗官至骁骑将军,十分受宠信。这两段裴注可谓了得,事实依据于《蜀记》,又有《魏氏春秋》佐证,毋庸随意质疑。吕布部将秦宜禄之妻定然是个绝色美女,轻易不求人的关羽才会“屡启于公”,“乞娶为妻”。曹操由于关羽的一反常态,“疑其有异色”,利用权势,抢先一步,派人把秦宜禄之妻“迎”来“看”了,立即“自留之”,全不顾关羽会作何反应。关羽果然“心不自安”,后来复归刘备,未尝与此无关。这场夺美戏,倘若只涉及曹操,小说家的生花妙笔自然可以纵情发挥。就像《三国演义》第十六回下半回“曹孟德败师淯水”,对曹操在宛城占有降将张绣的叔父张济之妻,连日“取乐,不想归期”,导致张绣举兵造反,火烧曹营,曹操只好狼狈逃窜,长子曹昂、兄子曹安民、爱将典韦全都为之送命那样,至少要写上一回半回。然而,偏巧还涉及关羽,并且关羽是最先的意图占有者,如果写了,势必污损到关羽的光辉形象。宋、元那些说“三分”艺人却不管这些,硬说秦妻就是貂蝉;元杂剧更有一出《关羽月下斩貂蝉》,表现关羽被人夺爱,怒火冲天,干脆来了个大家占不成。罗贯中既要尊刘抑曹,特别是要美化关羽,就不能不为尊者讳,不去碰这个敏感话题。所以,艺术虚构出来的美女貂蝉,最终的结局连小说都无从稽考,更难强求与史籍记载对号入座了。
尽管如此,这一个貂蝉竟然鲜活起来,跻身于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列,不但在小说里面光彩照人,而且在世人心中惊鸿时见。
这,究竟为什么?从艺术美学看,当然可以借典型形象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通行理论加以诠释。但在自古及今不乏人众的貂蝉拥趸群里,起作用的决然不是某一种理论,而是对美女魅力的认同。在貂蝉以前,西施那样一个浣纱女,其所以能一个美女俨然胜过十万雄兵,凭的就是她那种沉鱼落雁之姿,迷住了吴王夫差,直令夫差神迷意乱地放了宿敌越王勾践一马,从而给了后者卧薪尝胆,十年教训,十年生聚,重振旗鼓,反而灭掉吴国的绝妙转机。王昭君同样来自民间,香溪河水成就了她的天生丽质,但“入宫数岁,不得见御”,及至汉元帝刘奭将她赐给匈奴呼韩邪单于之际,才发现她“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大惊”失悔,“意欲留之”,已办不到了(见《后汉书·南匈奴传》)。
在貂蝉以后,“重色思倾国”的唐玄宗李隆基,其所以要不择手段地公开乱伦,从儿子寿王身边夺过杨玉环,将其封为贵妃后“从此君王不早朝”,也是缘于杨贵妃的绝色美艳足令“六宫粉黛无颜色”(见白居易《长恨歌》)。至于貂蝉,王允决计用她离间董卓和吕布,看中的就是董、吕“二人皆好色之徒”,而貂蝉那种闭月羞花之貌,正好让两个“好色之徒”坠入连环计。果不其然,吕布一见到貂蝉“艳妆而出”,就“惊问何人”;董卓一目睹貂蝉“惊鸿宛转掌中身”,“好花风袅一枝新”,就赞誉为“真神仙中人也”,纳为侍妾后更是“为色所迷,月余不出理事”(见《三国演义》第八回)。貂蝉的美的魅力,十足以与其先之西施、王昭君,其后之杨贵妃联翩颉颃,再加上《三国演义》广为流传,深入人心,谁还会管她似有还无?
不过,美的魅力也者,是我用的现代语词。在中国古代,从有文字记载、文物考证可以确定的夏、商、周三代以降,整个社会无论怎样聚合分崩,改朝换代,都布满了男权中心的天罗地网。尤其是西汉年间“独尊儒术”以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更将一切话语权都集中到男人手里,除了个别因缘时会的权势女人确曾“偶尔露峥嵘”外,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女人,包括那些侥幸留影史籍的才女、烈女在内,实际上全是男人眼中之物。其间的美女,较之其他众多的寻常女人,最大的独特性就在于叫“尤物”。“尤物”
一词出自《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夫有尤物,足以移人。”本义是泛指各式各样特出的人物,但随着男权中心社会日益坚如磐石,这种泛指性就愈来愈模糊,终至衍化成专指绝色的美女。这样的专指本身就有中国特色,历来又重在“食、色,性也”所包含的女色,更是特色再加特色。“绝色”一词,说穿了就是绝品女色,足以达到“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汉书·外戚传》)的“移人”之效。在中国古代,品评女色的话语权与享受女色的专利权一而二,二而一,全由男人掌握,权力越大的男人,品评、享受女色的机会越多。那年月虽然不讲“三围”,不说“性感”,不搞“人造”,而是追逐天然生成的容貌、身姿、肤色美轮美奂,但已细化到了眉、眼、鼻、口、唇、齿、颈、腰、指、脚乃至头发、声音无一不求妙曼的超常境地,美女的入围门坎相当之高,决然不像当下中国只要不似歪瓜裂枣,模样、身段基本周正,一概廉价称为美女的泛美女化,绝品美色自然可遇而不可求。唯其如此,一旦遇到了绝品美色,有权的男人多会勃发好色本性,非欲猎取到手不可,不怕争得头破血流,董卓、吕布争夺貂蝉即沿此例。王允也正是瞅准了这一点,才用尤物貂蝉充当连结董、吕两环的扣,得以顺利施行连环计。《三国演义》硬给貂蝉奉上关心“国家大事”,宁可“万死不辞”的政治觉悟,未免太假正经了。
既做了尤物,貂蝉就逃避不了兼而充当男人们的猎物、礼物、私物,乃至于替物、弃物的宿定命运。在王允那里,她偶然成为一件政治猎物,身居“三公”高位的司徒王允不惜屈尊“叩头便拜”,赶紧把她猎取到手,作为政治礼物的备份。第一步,将这份政治礼物,贴上王允“小女”的名牌商标,包装起来送给好色之徒吕布。吕布一见就浑身发热,急欲收为房中私物,被套上了连环扣。第二步,王允又捧着同一政治礼物,向另一个好色之徒董卓施展性贿赂,董卓立即笑纳貂蝉为房中私物,也被套上了连环扣。就这么两步,这一个尤物就凭借着天生绝色,成为了王允连环计中不可多得的政治替物。一扣连两环,于是进入第三步,董卓和吕布为了争夺这个尤物反目成仇,大打出手,竟至演出了凤仪亭闹剧。由此引出第四步,连环计的总设计师王允进一步联络吕布,与之结盟,由吕布亲手杀掉了董卓。吕布成了夺美战的胜利者,收貂蝉作妾,如愿以偿地将其变成了房中私物。而彼时彼际,王允再也用不着貂蝉,貂蝉无异于总设计师的政治弃物。几年后,吕布命丧白门楼,她又充当了吕布的战争弃物,要么在战乱中被杀死,或被乱军糟践而死,要么被曹操“载回许都”,由吕家私物变为曹家私物。
这诚然是仅就《三国演义》说的,不能与西施、王昭君、杨贵妃们划上等号,当作历史上确曾发生的真人真事。但在三国时期那种乱世动荡中,类似命运的绝色美女不乏其人,最突出者莫如甄后。据《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记载,甄后为汉末中山无极(今属河北正定)人,灵帝光和五年(182)十二月出生于一个官僚士大夫家庭。幼年时有人给她看相,说“此女贵,乃不可言”。从小聪慧,“不好戏弄”。“年九岁,喜书,视字辄识”,天生的秀外慧中。成年后作了袁绍三子袁熙的妻子,献帝建安七年(202)袁熙出任幽州刺史,她留在冀州侍奉婆母。建安九年(204)曹操破邺城,曹丕先入袁府,见一“被发垢面”的年轻妇人正在袁绍之妻刘后身后“垂涕”,问是什么人,刘后答以“是熙妻”。曹丕当即“顾揽发髻,以巾拭面”,发现甄氏“姿貌绝伦”,大为惊叹。曹丕一离开,刘后便出了一口大气:“不忧死矣!”果如所料,曹操一听说曹丕看中甄氏,马上“遂为迎娶”,曹丕对于甄氏也“有宠”。十分明显,甄氏十几岁成为袁熙之妻,二十四岁又作曹丕之妾,并不是由于秀外慧中,而是因为天生尤物的“姿貌绝伦”。曹丕业已问明她是袁熙的妻子,明知袁熙当时还没死,但她作为战争胜利者,原属失败者的人、财、物全都成了他的战利品,把甄氏猎为私家“宠”物也就顺理成章。
甄氏被曹丕猎为私家“宠”物以后,替曹丕生下了后来继位成为魏明帝的儿子曹叡,以及女儿安乡公主。无论曹丕对她怎么样宠爱,她都始终小心谨慎,按照封建皇权道德,多次劝曹丕“广求淑媛,以丰继嗣”。曹丕的众多妾媵当中有个任氏,由于“性狷急,不婉顺”得罪了他,决意遣出。甄氏主动劝谕道:“任既乡党名族,德、色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曹丕“不听”,“遂出”任氏。这件事表明,即便在受“宠”期间,甄氏也只是曹丕的众多私家“宠”物之一,说话没有多少分量。献帝延康元年(220)正月,曹丕即魏王位,没有将甄氏封为王后;六月南征,又把甄氏留在了邺城。《三国志》及《魏略》、《魏书》都回避了个中原因,如今据年算一算,当时甄氏38岁了,在曹丕眼里已近人老珠黄了,失去“宠”爱固属必然。这决不是我妄加揣测,她的本传里,后续记载便是明证。魏黄初元年(220)十月,也就是曹丕南征四个月后,魏代汉兴,曹丕“践阼”称帝。曹丕称帝后,原汉献帝、现山阳公刘协立即“奉二女以嫔于魏”,献上了一份政治厚礼;加之“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甄氏就“愈失意”。先前那样婉顺的甄氏,“愈失意”后不免“有怨言”。怨言传到曹丕耳朵里,“帝大怒,二年(221)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这一个天生尤物,在曹丕身边匆匆走过17年的人生历程,由战争猎物而私家宠物,而男权弃物,死年只不过39岁。生前并没有当成王后、皇后,身后才母以子贵,曹叡于太和元年(227)继曹丕皇位为明帝后,方才“追谥母甄夫人曰文昭皇后”。比一比貂蝉,甄后固然少了某种礼物、替物的遭际,荣华日子也稍长一些,但基本的命运轨迹并没有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