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 精彩片段：
第十五章 从“中国”走向中国
三国时期的“中国”并非现代民族国家形态的中国。魏、蜀、吴分峙割据，却都把一统天下当作立国目标，因而迥别于古往今来专事分裂的政治实体。三国历史特出的文化价值，不在提供了多少史鉴范本，而在对于中华民族国家的最终打造成型，阶段性地发挥出了超越秦、汉的催化作用。
读三国历史，总体性地会遇到两个潜在问题：其一为，孙、刘联合抗曹，假若实现了灭曹目标，相互之间又将如何？其二为，曹操东征乌桓，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孙权多次派兵镇压山越人，都关涉到民族问题，对之又该怎么看？这两个问题，都紧扣着中华民族国家的前世今生，因而还牵出了第三个问题：三国时期所说的“中国”，与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国家到底存在什么关系？
第一个问题诚然是假设。实际的历史演变早已彰然揭示，不是魏、蜀、吴，而是司马氏的晋结束三国纷争，实现天下一统。那个一统却相当短暂，就被更加四分五裂的南北朝另行取代，其间并未显示什么“合久必分”。然而曹操、刘备、孙权全都不是星相家或预言家，他们及其继承人在世之日，从来都未料到会是那种走向。
相反地，如今假设出来的问题，在孙、刘两方的的确确实际存在着。蜀章武三年（223）刘备病逝未久，诸葛亮派遣邓芝“修好于权”，孙权就作过试探：“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乐乎？”邓芝当即开诚布公地答道：“夫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枹鼓，则战争方始耳。”孙权开怀大笑：“君之诚款，乃当尔邪！”这一番外交对答表明，一旦假设变成为现实，联合抗曹的两个战略合作伙伴就不再是合作关系，而是敌对关系，必然将兵戎相见，通过战争解决问题。同时意味着，孙、刘两方的裂土割据，决非他们分别立国的终极目标，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要一统天下。在这个终极目标上，他们的共同敌人曹魏方面，从来就是十分明确的。因此，曹、刘、孙都不同于袁术、刘表、公孙渊那样的地方军阀割据势力，专事分裂而不思统一。两种“分”，形似同而实迥异，根本区别就在是否依归于“合”。无论古往今来，对于中华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来说，是否以追求“合”、维护“合”为终极目标，都是鉴别从政者和为政者的政治态度前进还是倒退的一条基准分界线。正因为如此，才不宜简单地着眼于三国分峙之形，认为是对秦、汉统一的悖逆和倒退。
如何看三国，无疑有多重审视维度，民族问题即为其一。现今由56个民族结合而成的中华民族，并非从来就有的，而是经由数千年的社会变迁、人口流动和种族混合，逐步演进产生的。作为这个民族大家庭里最大族群的汉族，亦非从来就有的，而是经由从远古到夏、商、周、秦的历次大规模民族冲突、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到西汉时期才杂交形成的。这其间以及尔后长时期内，汉族占据着黄河、长江之间开发程度相对最高的广袤土地，相继建立起了秦、汉那种睥睨天下的中央王朝，在中华文明发展和中国历史进程当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现今中国版图的其他地区，历来还居住着众多的其他民族。那些民族或部族也建立过若干自为地域中心、区域中心的国家形态或准国家形态的政治实体，在相互之间，尤其与中央王朝之间，历来都保持着臣服、依附、冲突甚或敌对的错综复杂关系。魏、蜀、吴三国虽非中央王朝，却都承续着中央王朝衣钵，要面对和处理与各自周边的其他民族，乃至各自境内的少数民族的非恒定关系。无所正视或处理不善，就会危及他们自身的国家安全，这就演生出了不少历史故事。
北方的曹魏国境线最长，所面临的民族问题也最复杂。其东的辽河以至黑龙江、鸭绿江流域，居住着乌桓（或作乌丸）、夫馀、挹娄、高句丽等民族和部族，乌桓势力较强，当时与鲜卑同称“东胡”。东汉末年，乌桓分化为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三大部族，辽西乌桓大人（领袖名号）蹋顿“总摄三王部，众皆从其教令”。袁绍与公孙瓒争夺幽州的时候，蹋顿遣使见袁绍要求“和亲”，并派兵“助绍击瓒，破之”。袁绍死后，袁尚、袁熙率残部逃奔三郡乌桓，“欲凭其兵力，复图中国”（《后汉书·乌桓传》）。乌桓势力坐大，对曹操南下以图荆州、江东形成后顾之忧，便采取征服政策，于建安十二年（207）亲自率军东征。大战于柳城（今辽东朝阳），“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继之以强迫迁徙分散政策，将降者“及幽州、并州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旅居中国”，以加速其强制同化。还从中抽取骠壮将士补充兵力，“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从此，三郡乌桓兵成为曹魏军中的“天下名骑”。到建安二十三年（218），徙入并州代郡的乌桓人造反，曹操派其四子曹彰率军征讨，“大破之，斩首获生以千数”，“北方悉平”。
长城以北的匈奴民族，先秦时期就是燕、赵等国的强大对手，西汉政权长期交替运用武力征讨和“和亲”安抚两手，与之周旋共存。东汉年间南匈奴内附，徙居于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等地，即今宁夏、陕北、晋北一带。到东汉末年，并州境内的匈奴人有三万余落，十余万众，趁中原大乱不时进扰河内诸郡，汉末女诗人蔡文姬就是那时候被掳掠去的。初平三年（192），曹操在内黄（今河南内黄县西北）打败了於扶罗单于率领的匈奴人。兴平二年（195）於扶罗死，其弟呼厨泉继任单于，曾出兵帮助袁绍逐鹿中原。一直到建安七年（202），曹操派钟繇率军讨平，呼厨泉单于才归附曹操。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吞灭袁绍的外甥高干，委任梁习作并州刺史，梁习剿抚兼用，加强了对南匈奴的控制。一是“礼召其豪右”，让其在地方政府供职，诱使他们脱离部众。二是强征身强力壮的匈奴人作“义从”、“勇力”，替曹魏出征打仗。三是安置“降附者万计”，“同于编户”，“勤劝农桑”，逐步习惯农耕生活。四是“稍移其家”，先后把上万口匈奴人迁往邺城，既扣作人质，又促其汉化。五是“其不从者，兴兵致讨”，前后“斩首千数”，形成威慑效应。到建安二十一年（216），连呼厨泉单于也在朝见时被扣留在邺城，而让左贤王去卑回去监领其部众。随后又实行分而治之政策，曹操将南匈奴切割为五部，每部各遴选一名匈奴贵族担任大帅，并派去一名汉人担任司马，实地监督。各部帅的家属统令聚居于晋阳（今属山西），侯王以下的部众一律降为编户齐民（见《晋书·北狄匈奴传》），强使融入汉人生活。到魏末，匈奴人部帅称都尉，连职官称号也改变了原有的符号。其实施结果，极大地淡化了匈奴民族的文化传统，加速了群体汉化的进程。
鲜卑族也是“东胡”一支，汉末逐渐取代匈奴的地位，成为北方塞外最大一个民族。曹魏政权对这个新兴强大民族，采取了既不同于对乌桓，又不同于对匈奴的两手并用政策，即分化利用和怀柔招抚。其部族大人如步度根、轲比能、素利、弥加、厥机等多有矛盾，互有争斗，但依附曹魏之后，均加封为王，令他们一并接受汉官持节护乌桓校尉节制。建安十七年（212）曹操西征关中，河间郡的田银、苏伯趁机造反，时任乌桓校尉阎柔叫轲比能率部参与镇压，轲比能立即率领三千鲜卑骑兵投入战斗，帮助曹魏政权很快平息了这场叛乱。轲比能启用汉人作为谋主，传习汉字，教作兵器，驾驭部众，使其部族日渐强盛，发展“控弦十余万骑”，于是尾大不掉，时叛时附。曹丕称帝后，任用田豫为乌桓校尉，田豫就扶弱抑强，纵容和支持步度根、素利与轲比能“三部争斗，更相攻击”，以期坐收渔人之利。后来幽州刺史王雄领乌桓校尉，于青龙三年（235）派勇士韩龙刺杀了轲比能，改立其弟统领部族。曹魏政权还注重汉化教育，雁门太守牵招的治下“庠序大兴”，从鲜卑等族中挑选有才识者入太学“还相教授”，收效相当显著。
西部的氐、羌民族，西汉时期也相当强大。氐人主要居住在武都（郡治在今甘肃徽县）、汧陇（今陕西千阳）一带；羌人主要居住在青海高原，东汉年间一部分内附，大多居住在凉州东部诸郡，史称“东羌”。再向西，在今新疆和帕米尔高原上，还分布着西域诸民族。当年董卓从一介行武升至将军，就凭借“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战功卓著。董卓依靠的西凉军中，也有许多氐、羌人，特别勇猛善战。另外两家西凉大军阀———马腾、马超父子和韩遂，基干将士也多氐、羌人，所以屡次东向争锋，曹操讨平他们颇费了些工夫。建安十九年（214）曹操亲自率军西征，好不容易靠离间分化和武力征伐除掉韩遂、赶走马超后，即“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正始元年（240）齐王曹芳上台后，又命令雍州刺史郭淮，把三千余落氐人强行迁入关中。先武力征服，再强行迁徙，曹魏政权对于较近的羌、氐两族，采取的基本政策与对乌桓人相似，目的也一样。而对于较远的西域诸民族，则维持两汉既定格局，“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年不奉朝贡”。在今新疆和青海北部，乃至更大范围内，仍由西域长史驻海头（今新疆罗布泊西北楼兰遗址）领护西域诸国，并在高昌置戊己校尉屯田驻防。这就意味着，西汉逐步开拓的西北疆界，并没有因为三国分峙而分离出去。
蜀汉政权割据的益州地盘，统治中心为今之四川盆地，当时已称“天府之国”。盆地的周边却是险峻山地，虽有汉族人，但主要住民却是被称为“蛮夷”的少数民族。东边的巴郡地区，包括今重庆市主城区和四川东北部嘉陵江、渠江流域部分地区，从夏、商、周、秦以来，便世居着濮、賨、苴、奴、夷、獽、蜒七个土著民族，统称“板楯蛮”（或谓只有賨人才称为“板楯蛮”，待考）。建安二十年（215）曹操入汉中时，“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护举巴夷、賨民来附”，即叛蜀附魏，曹操曾经象征性地“分巴郡，以胡为巴东太守，护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时在刘备占据益州第二年，算是一次小波折，以后再未发生动荡。再向东南去，在益州与荆州的交接地带，即今渝东南、黔东北、湘西和鄂西地区，自古就是“百蛮”之地，主要是指巴蛮和荆蛮，统称“五溪蛮”；那一地区多属秦之武陵郡，故尔又称“武陵蛮”。章武二年（222）刘备伐吴，曾派马良“招纳五溪蛮夷，蛮夷帅皆受印号”，“咸相率响应”，表明他们已归附蜀汉，愿意为之出兵打仗。但夷陵一战蜀军惨败，包括“五溪蛮”首领沙摩柯等人在内，都充当了殉葬品。在益州以南，即今四川南部、云南北部和贵州西北部广大地区，史称“南中”，杂居着羌、叟、护、僚、濮等少数民族，统称“西南夷”，依附程度就差些了。而在益州以西和以北，今之四川与甘肃、陕西接壤地带，少数民族也为氐、羌，合称“西夷”。早在隆中对策时，诸葛亮便主张要“西和诸戎，南抚夷越”。诸葛亮当政，自然就把“和”、“抚”当成了既定政策，并且身体力行。
蜀后主建兴元年（223），“南中”夷人豪帅与汉族大姓勾结起来，反对蜀汉，为首的是牂柯郡（今贵州六盘水一带）太守朱褒，越隽郡（今四川西昌）夷王高定，建宁郡（今云南晋宁）大姓雍闿和夷王孟获。诸葛亮经过两年充分准备，于建兴三年（225）亲率大军南征，兵分三路“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所在战捷。听说孟获威望高，“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他采纳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作战谋划，对孟获七擒七纵，终于使他心服口服，称言“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蜀军会师于滇池，至七月“南中”悉平。平定“南中”后，诸葛亮“即其渠帅而用之”，实行地方自治，以夷制夷。这样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有利于夷、汉粗安。同时也采取了削弱夷帅、大姓势力的四项措施：一是徙“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充实蜀军的兵力；二是把“羸弱”分给八家大姓作部曲，设置五都尉加以统管；三是选拔其中的人才到蜀汉政权中做官，如夷王孟获后来随军北伐，官至御史中丞；四是派廉正干练的汉族官员承担和、抚重任，如李恢、马忠等人后来都得到了夷人信赖。在此基础上，努力促进“南中”的生产，借以充实军资。实行和、抚的直接效益，在于大略稳定了蜀汉的大后方，有利于投入北伐的运作。三年后（228）诸葛亮首出祁山，挥师北进，旌指陇右，得到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的叛魏响应。其原因之一，就在当地的氐人、羌人听闻“南中”的和、抚事例，对比曹魏的征讨高压，转而倾心蜀汉。
当时的降将，后来成为蜀汉镇西大将军而继承北伐事业的姜维，便是西羌支系之一的姜族中的一位人杰，只不过汉化程度较高罢了。
孙吴政权占据的荆州、扬州、交州之地，涵盖了今之两湖、两广、赣、浙、闽、沪以及淮南、苏南，范围相当广。境内的少数民族，除了荆州西部的“武陵蛮”，主要是先秦“百越”后裔。自秦始皇实现大一统，迁徙中原50万秦民到岭南与越人杂处，汉武帝平越，又在越人聚居区设置郡县以来，“百越”后裔日趋于部分汉化。江淮、浙闽地区的越人分作东越、闽越，统称“山越”，东汉年间已经半汉化。两广地区的越人分作南越、骆越，统称“南越”，汉化程度略次于“山越”，超过“武陵蛮”。其中的“武陵蛮”和“南越”都在边远地区，唯有“山越”在腹心地带，动向如何关系大局。长时期以来，山越人保持着氏族制遗俗，聚宗而居，“白首于林莽”，部伍称为“宗伍”，民众称为“宗民”、“宗部”，豪首称为“宗帅”、“大帅”。平时过着农耕为主的生活，不入平地，不进市邑，不输租税，不服徭役，颇具与世隔绝的色彩。也能用铜、铁制造兵器，加之“俗好武习战”，在汉末战乱中，便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综合诸因素，史称他们为“山越”、“山夷”、“山民”、“山寇”、“山贼”，不一而足。
孙吴政权“立郡县以镇山越”，自始至终，都实行了高压征服加强制掠夺的政策，比曹魏政权硬的一手更加一以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