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春秋战国卷 精彩片段：
第二十二章 战国时代的“生产革命”
要说春秋和战国之间有什么不同？恐怕可以罗列出很多来。国家政治结构的不同，军事组织形成不同，官职分布不同，甚至诸侯国的统治者不同，战争的规模不同，战争的目的不同，社会的文化思潮不同，但是所有的“不同”，归根结底到一点上，却只是一件事：经济基础不同。
我们说战国时代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归根结底，其实就一件事，这是整个中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的转型期。按照政治学的说法，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转型期，种种大变革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最终还要落实到老百姓生活状态上的变化。纵观从春秋到战国的所有变化，根本上说，战国，改变的是中国人的生活。
且去看看，战国究竟改变了中国人生活中的哪些方面？
一
战国改变中国人生活的一大方面，就是基层社会关系的变化。如果国家的经济体系是一个房屋的话，那么奴隶制的屋顶，是奴隶主，地板是奴隶，这也是春秋的社会关系。而在战国时代，这个关系随着变法的深入，各个国家的转型，奴隶制小国的被平灭，早已经不复存在了，拔地而起的是一栋新房屋：封建社会关系。这个房子的屋顶，是地主；房子的地板，是佃农；房子的墙壁，是大大小小的自耕农。
在战国时期的风云变幻里，那些大大小小的活动家，纵横捭阖的国君们，挥斥方遒的将领，或许立场不同、阵营不同、观点不同、敌友关系不同，却有一点身份是相同的，他们都是百分百的地主阶级。
有关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型问题，各类史料讲过很多，讲的比较少的却有一点：这个社会转型期的各类新阶层，他们究竟是怎么来的？比如，地主是怎么来的？
战国时代的地主，是战国风云的绝对主角。在战国早期瓜分奴隶制国家的狂潮里，主角是地主；在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那些持不同政见的学子们，背后的利益团体，也大多是地主；在战国时代风云变换的变法运动中，那些或刚硬或阴柔的改革家们，他们真实的身份还是地主。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地主更不是一天冒出来的。战国时代扮演中流砥柱角色的地主们，其实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形成过程。
战国时代的地主，主要来源于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原先的奴隶主贵族，他们的身份，很像后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新贵族。在一个社会转型的大势所趋里，他们的鼻子比较灵，嗅到的风向比较准，很早就主动转化了生活方式，虽然本属于体制内的奴隶主，摇身一变重新做人，在这个社会转型期里谋取了新的利益，成为新型生产方式的既得利益者。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如瓜分了晋国的韩赵魏三族，取代了姜氏齐国的田氏家族。
这些“新贵族”的普遍特点，就是脑子很灵光，而且在原来的奴隶主贵族内部，也大多很不受待见。在旧体制下，他们虽然拥有封地，甚至和统治者有亲戚关系，但是不具备世家大族那样的特权，没有对军队、政权的掌握能力，他们最主要的权力，就是在封地里收取出产，保持富足的生活。因为地位低，既得利益少，所以在这个社会的转型期，他们的脑袋敢于转弯，比如在自己的封地里，主动改变了剥削的方式，变以前的奴隶关系，为后来的地主与农民关系，尽可能地给予各种政策，提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这个变革中，他们最早尝到了甜头。尝到了甜头，就要争取更多的甜头，所以他们就要扩大自己的权力，向旧的贵族抢班夺权。甚至执掌一个国家的政权。这部分人的共同点是，他们本身就是从旧体制内蜕变出来的，身上无法割裂与旧体制之间的联系，这也注定了他们进行的各类转型活动，发起的各类封建化改革，最终是不会彻底的。战国时期齐国、魏国、赵国、韩国的国家政权，都属于这种情况，按照过去历史书的话说，他们最后的衰弱，也是因为“保留了大量奴隶制残余”。
在整个的春秋战国时代，“新贵族”们还有另外一个群体——君子。这里的君子，不是指的道德高尚的好人，而是说战国时代脱胎于旧贵族，又在新经济形势确立后，实力迅速壮大的新贵族群体。这些人的普遍身份，就是各个国家的王族宗室，他们的普遍特点，就是拥有大量的土地，其财富富可敌国，经营大量的新兴产业，包括农业和工商业，也放高利贷。他们自己的庄园里，也有一套完全忠诚于自己的势力班底，普遍的叫法叫“门客”。门客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几千人，有时候甚至可以左右国家局势，在中央集权制度初建的战国时代，他们是中央集权制度下的衍生品，又是一群掣肘中央集权的“异类”。这些人与国家的统治者之间，既互相利用，又互相制约，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的势力，随着战国时代的结束而结束，门客盈门的盛况，也只能给后人徒增谈资。这些人里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战国四君子”——楚国春申君、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齐国孟尝君，他们活着的时候，大都是本国的骄傲，他们身后的几千年里，一直被后人看做传奇，但是真正完成统一大业的，却是改革最为彻底，没有君子的秦国。
地主阶层的第二个类型，就是战国时代的官僚阶层。他们取代了过去的旧贵族，成为战国时代国家政权的执行者，成为国君中央集团的帮手，而他们成为地主的方式，就是通过建立功勋，得到国君的土地赏赐。战国时代，国君对于臣下的最主要赏赐就是土地，尤其是在三晋地区的韩赵魏三国，当年曾经是商鞅主人的魏国丞相公叔座，魏王一次性赏赐给他的土地，最高的时候就有100万亩。吴起当年因为守备西河要地有功，也被魏王赏赐土地20万亩。这一类地主的成分比较复杂，有的是旧贵族转化来的，出身比较高贵，比如公叔座；有的却是百分百的草根出身，通过建立功业一步登天，吴起就是这一类型。
除了国君赏赐之外，有些官僚也很有投资眼光。在这时代里，他们喜欢把所得的俸禄用来购买土地，比如那位纸上谈兵的赵括，对土地的热爱程度就很高，甚至外出带兵，一路看到好的土地就买下来。他母亲也因为这个，断定他没有带兵之能。而在当时，官僚阶层的这种情况很普遍，钱是容易贬值的，土地却是永远不会贬值的，有了土地，不止是身份的象征，也是经济的保障。
官僚地主阶层的扩大，也和战国各类变法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有关：奖励军功。这项政策最早实行在魏国，后来商鞅在秦国发扬光大。这个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把土地作为奖励方式，授予那些在战场上立过功的人。这些通过军功、战功获得土地的官僚地主，和普通的官僚地主身份截然不同，他们往往是战国政坛上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