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多少事 精彩片段：
远东之都”的魔爪：上海滩绑票掠影
第二节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上海重回中国怀抱。进入民国后期，国民党已高度腐败，上海被国民党接受以后，社会乱象没有丝毫好转，国民政府、军警、犯罪团伙和黑社会组织这四大黑手互相勾结，治安混乱变本加厉，抗战胜利后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接连发生“钻石大王”范回春被绑、“五金大王”唐宝昌被绑、广东巨商陈炳谦的两个儿子被绑等一连串绑架大案。在人们的惊恐和诅咒中，1946年4月25日，又一爆炸性新闻发生：面粉棉纱大王荣德生又被绑架！
这起绑架案被称为“上海滩绑票第一大案”，因为“肉票”名头最大，勒索的赎金最巨，最后实际付出的钱款也最多。
荣德生是中国最大的民族企业荣氏集团当家人，这个企业集团拥有工厂23家，其中面粉厂14家，纱厂9家，分布在上海、无锡、汉口、重庆、宝鸡等全国各地，总资产超过亿元。在20年代，荣氏企业的面粉、棉纱产量就占这两行业全部民族企业产值的三分之一；抗战胜利后短短一年，仅其下属的申新二纱厂和五纱厂就分红5次，红利高达5000两黄金，其中半数为荣家所得。
如此庞大的财富，令多少人眼红，荣德生早已是绑票团伙虎视眈眈的目标。做为上海商界的头号领袖人物，71岁的荣德生深知世道险恶，对自身安全防范不可谓不严密，只要出门，必有武装保镖护卫，所坐的也是防弹汽车。然而再森严的防范，也抵不住处心积虑的绑票黑手。
策划实施了这起绑票大案的就是嵊县帮。该帮骆文庆和袁崇杼这两个年已50多岁的“资深”绑匪密谈后敲定，把目标定在上海商界第一大亨荣德生。他们网罗了蓝衣社特务、曾在荣家面粉厂供职过的朱连生，在朱连生的指认下，骆、袁二人摸清了荣德生面相和出入习惯，看到荣德生警卫严密，感到寻常手段难以得手，再找当过惯匪、汉奸，现在国民党特务组织服务的黄阿宝磋商绑架方案。
将“肉票”劫持，是绑票勒索的第一步。劫持的手段一般是趁“肉票”单身一人时塞进汽车就跑，也有机巧的，比如在大街上把车停到受害人身边，绑匪下车走到受害人身后，一把捂住他的眼睛说：“猜猜，我是谁？”受害人当然说不知，然后绑匪捂着他的眼睛边拽边说：“好久不见，走走，车上谈车上谈……”就这样把“肉票”塞进了汽车开走。
还有的把车停到受害人身边，绑匪一人打开车门向受害人热情打招呼，受害人就疑惑地转身走近车边看，另一先下车的绑匪这时便站到受害人身后；受害人靠近车门，车内绑匪向受害人腹部一拳，受害人疼得一弯腰，在路边人看来，这正是一个弯腰上车的动作，身后绑匪立即将其往车上搡，车内绑匪顺势将其往车里一拖，就大功告成……
看来这些常规方法都对荣德生无效，骆文庆和袁崇杼找到黄阿宝商量。黄阿宝眼珠一转，说：“这还不容易？我们逮捕他嘛！”也就是说，以警方逮捕的名义将荣德生弄上车。骆、袁茅塞顿开，连连称高。
黄阿宝拉上他的侄子、军统特务黄锦堂入伙，此人花天酒地又薪水有限，巴不得有发财机会，立即一拍即合。黄锦堂搞来了军统特务专用的柯尔托式手枪、陆军第三方面军的逮捕证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轿车这样一系列“道具”。几番谋划分工，准备就绪。
1946年4月25日，上海高恩路210号荣德生住宅，一辆黑色军用雪佛莱轿车停在了荣宅门前，车前窗上贴着盖有淞沪警备司令部印章的特别通行证。就在荣德生的防弹玻璃铁甲车开出院门的时候，一个在院门前“溜达”的人向军车一挥手，黑色军车冲往前去，挡住去路。
骆文庆、袁崇杼及另一绑匪跳下车逼到铁甲车门边，拔出手枪，喝令司机下车。铁甲车内一共6人，司机一名，保镖两人，还有荣德生的儿子荣一心和女婿唐熊源，另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就是绑架目标荣德生。
两名保镖见状立即迎向前去，来人拿枪一指，厉声说：“别乱动，我们是在办公事！”接着把一张盖有“陆军第三方面军”大印的逮捕证递到荣德生面前，说：“荣老先生，司令部有事请你去一趟，请你下车，跟我们走。”
车上人莫名其妙。荣一心问：“到底什么事？非要我父亲到司令部？”来人说：“这就不清楚了，我们是奉命行事，到了司令部自然清楚。不用多说，快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