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 精彩片段：
第十八章 李际均 “兵马未动，学术先行”的解放军老将
孙子兵法“柔武”战略应得到发扬
2002年8月，李际均的《论战略》作为“当代中国军事学资深学者学术精品丛书”的一种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书中首次提出了“战略思维论”，引起全球军事界的关注。
在这部专著中，李际均以战略思维的规律和特点作为研究对象，把战略文化、战略遗产纳入研究范围，通过纵横比较，研究古今中外的战略文化和战略遗产，揭示战略思维形成、发展的规律，以及中外战略思维的差异，为研究战略指导及其规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填补了我军战略学中“大战略”的空白。
李际均称，他的研究，“不是出于兴趣和为了获得一种发现的快乐，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怀着强国的夙愿，参与我们饱经忧患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的集体沉思”。
李际均认为，战略是为政治服务的，而政治是国家利益的总代表。国家利益是战略的最高准则，任何战略思想与战略方案的提出都是为特定的国家利益服务的，从来没有超越国家利益之外的战略。而战略问题的最高层次是战略思维，这是一种伟大而又危险的思维；创造文明或毁灭文明、正义与邪恶、社会进步或倒退，都取决于战略思维的正确与否。
新军事革命带来战略思维的变革，随着以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美国实际上主导着这场新军事革命，它的优势在历次战争中得到体现。这使得中国普通的老百姓都在思考：中国的军事无论是技术装备还是作战能力与美国到底有多大的距离？
作为中国当代主流战略家的卓越代表，李际均认为，单纯从军事角度看，新军事革命无疑是一种发展，但它不能决定一切。从特定的意义上说，新军事革命也是一柄双刃剑，是飞去来器，它不会使最发达的国家更安全，却可能使世界更加安全。
超级大国从海湾战争和轰炸南联盟的军事行动中受到激励，强化了以武力图谋霸业的观念。他拿科索沃战争作例子。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以航空兵和导弹对科索沃实施了“外科手术”，使美军几乎是“零伤亡”而取得胜利。他质问道：“在科索沃战争中，如果北约不袭击南联盟的非军事目标、不破坏人民的生存条件，北约能取得胜利吗？如果死伤的绝大多数是普通居民、被摧毁的许多是民用设施，这场战争能算是人道的和合法的吗？”
李际均意识到，从历史上来说，军事革命能使战争手段与规模升级，但对胜负却没有根本影响，甚至往往走向军事革命之设计者的愿望的反面。而信息战虽使其领先者在军事领域创造了新的优势，但它同时也为别人提供了不用飞机导弹就可进行越洋攻击的新思路和手段，为不对称作战的样式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是，他提醒人们注意，必须充分认识这场挑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认真研究和准备对付高技术战争。对现在的中国而言，我们就必须在加快国防科研步伐、努力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兵器的同时，努力创造一些符合“等效威慑”和“不对称作战”要求的新的作战方式和手段，而绝不能硬性模仿对方的编制体制和作战方式，仅在对方占优势的领域作“狭路相逢”之硬拼。
他还认为，面对新的军事革命，我们的战略思维的基本原则也必须有相应的变革。如果说20世纪的战争和战略是受克劳塞维茨的影响，那么面对新技术战争的出现，21世纪的战争和战略应当接受《孙子兵法》的基本思想。
产生于2500多年前的《孙子兵法》，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思想的高度成就，它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在许多国家的学术界得到广泛的认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需要在《孙子兵法》的思想中得到启发，获得尽量避免流血而又达成战略目的的智慧，建立“非零和对抗”的安全观。
李际均是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的会长，一直对《孙子兵法》怀有深深的敬意。他认为《孙子兵法》对研究当代国际军事问题仍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正如20世纪的战略受克劳塞维茨的影响一样，21世纪的战略应当受《孙子兵法》的“慎战”“全胜”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启发，建立一种“非零和对抗”的安全观。中国的“柔武”思想，是对单纯“尚武”的超越。大国之间应当良性互动，合作而不挤压，竞争而不对抗。在国际社会交往中，应当承认并尊重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价值观念上的差异，通过对话、协商和谅解，谋求战略利益的共同点，以达到双赢的局面。对高技术战争的反制理论与实践，是这场军事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建立这种不对称作战理论方面，《孙子兵法》的谋略原则和军事辩证法思想仍有启迪作用。
“战略思维论”还告诉我们，在各种强度的冲突中，为了有限目的而实施有限的战争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样可以减少消耗，而尽可能地将战争局限在一定时间、地点、范围、手段和强度上。这种数学中的“不等量减不等量其差不变”的原理，对降低战争对抗而达到同样的政治目的具有实用意义。
他指出，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需要清醒地认识自己根本的战略利益和稳定的安全因素之所在，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特别是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国家的战略制定已不再局限于过去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的范围，而是国家的综合安全战略。它包括国家利益范围、地缘战略边界和综合国力在国际范围的运用等。其内涵扩展到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社会安全、信息安全、生态环境与资源安全、科技与文化安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