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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层新智囊_第二十一章 康晓光 孜孜探求社会公正的“政治良心化身” “希望工程”的奠基者

章晓明
政治经济
总共156章(已完结

中国高层新智囊 精彩片段:

第二十一章 康晓光 孜孜探求社会公正的“政治良心化身”

“希望工程”的奠基者

显然,康晓光比西西弗斯幸运多了,他每一次努力都看到了希望,他每前进一步都是对成功的一次接近。

1998年,康晓光在《瞭望》杂志上公布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我国的反贫困行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1998年的4200万,20年间减少了2亿多人。同一时期,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却有增无减,处于市场化转型之中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贫困发生率也在大幅度增加。他说这一成就主要归功于市场化改革及其带来的全面经济增长。

我国反贫困工作中,政府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但各类民间组织以不同的方式在扶贫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例如,成立于1985年的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国际民间组织处,专门负责利用国外民间组织的资金开展扶贫工作,有56家组织和机构提供了2.4亿人民币的资金,用于扶贫开发和救灾援助。成立于1989年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已累计为贫困地区、贫困家庭提供资金和物资6亿多元人民币,有50多万贫困人口直接受益;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1989年开始实施“希望工程”,为资助失学儿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尤为引人注目。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是团中央、中华少年先锋队全国工作委员会共同创办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全国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康晓光被聘为基金会的常务理事兼非营利组织研究委员会主任,为促进“希望工程”的健康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1996年康晓光花了两年时间,撰写了《创造希望》和《“希望工程”调查》两部宏篇巨作,于1998年公开出版。他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从募捐、资助、项目开发、组织发育、社会参与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全面揭示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发展历程,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功能主义社会学以及生物进化论的新成果,提出了解释青基会发展的“需求—响应”模式,最后将青基会的发展放到中国现代化的大背景中进行分析,探讨了青基会的发展对于我国未来“第三部门”成长的启示。

“第三部门”是西方学者发明的一个学术名词,指独立于政府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在西方社会,“第三部门”的发展甚为迅速,如在美国的各部门中,大概20%的劳动力和15%的经济总量存在于“第三部门”,而且越来越大,形成一个潜力非常巨大的新潮流。康晓光认为,我国“第三部门”的发育十分缓慢,与市场经济很不协调。他在《创造希望》中说:“市场经济、自治社会和民主政治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制度要素,其中市场经济是自治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基础。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极为迅速,而且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自治社会的发育还刚刚起步,这表现在民间非政府组织不但数量少,缺乏独立性,而且所发挥的作用微不足道,与社会需求相去甚远。更为重要的是,自治社会恰恰又是中国最为缺少的。”

在康晓光眼中,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无疑是中国“第三部门”中引人注目的一个,它致力于保障中国最贫困阶层的最基本需求,推出了“希望工程”这一目前中国效率最高的社会再分配项目,为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制进行了成功的尝试。最重要的是,中国青基会为现代社会“第三部门”的起步和发展提供了杰出的先导和示范。

作为中国国情研究专家,康晓光在研究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的时候,首次提出了把“制度创新”作为研究重点。因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整体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承受着发达世界巨大的示范压力,现代化任务极为沉重;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正在进行全面深刻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创新的任务格外沉重;与一般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还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国家,传统要素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与现代文明接轨难度极大。这样,中国的制度创新不仅任重道远,而且必须是一个别具特色的过程,相应地,研究中国的制度创新问题也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001年2月,康晓光等主编的“中国第三部门研究年鉴”——《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公开发行,他的《关于官办社团自治化的个案研究》以大量案例剖析社团自治化的必要性问题。作者特别强调了个案研究的意义。他说:“个案研究有着独特的价值。一个好的个案,可以使研究者透过它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和社会结构的特征,透过它的演变洞察时代的历史趋势和社会的发展脉络。”

《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还汇集其他知名学者对中国“第三部门”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的《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青基会会长徐永光的《中国“第三部门”的现实处境及我们的任务》、高丙中的《社会团体的兴起及其合法性问题》等通过丰富的论述及大量的案例,使人清楚地看到了当今中国社会内部非政府组织所进行的大量创新活动。这些创新活动都是社团组织担负起原先国家和政府不能担负和没有担负的职责,例如慈善等事情。

康晓光曾多次说过:“如果一个国家在人才争夺战上一步落后,就可能在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等方面步步落后。用全球的视角来审视,我国最需要的是人才,最缺乏的也是人才。”

基于这样的思考,康晓光对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希望工程”尤为投入。因为“希望工程”从更现实意义上说就是人才战略。

中国青基会自1989年3月成立的几年内,已经使贫困地区200多万已经失学、濒临失学或从未上过学的儿童得以就学;为贫困地区修建、改建、新建了近6000所希望小学;为贫困地区送去了1万套《希望书库》;表彰和培训了数千名贫困地区的乡村教师,其中绝大多数是民办教师。

作品简介:

从“中南海专家讲座”制度的建立,到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在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上对专家学者建言的重视,不难看出,在政府与学界、政治与知识分子之间,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正在形成,并逐渐制度化。这种变化根源于执政党的成熟,也与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之路复杂性的认识更趋理性、建设性有关。

本书以第一手的权威资料和大量采访亲历,忠实地反映出这些专家学者的思想成就,从其个人的“呼吸”中可以体悟到国家运行的大气息。

作者:章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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