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 精彩片段：
第十一章 张卓元 巨笔如山，参与起草国家“十五”计划
与厉以宁对阵，论述“通货膨胀”
张卓元个头较高，面目清秀，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曾有人把他比成戏曲片中弱不禁风的江南才子。而在另一些人眼里，他温和的性格正与他“稳健改革派”的学术风格相得益彰。
在有人把他称作“稳健改革派”的同时，也有人把他归为刘国光的“宽松派”。但张卓元不同意“宽松派”的说法。他说，我主张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刘国光他们是一个思路。他认为把刘国光称之为“稳健改革派”似乎更贴切，因为“稳健改革派”要比“宽松派”内涵丰富得多，概念也严谨得多。
1990年，张卓元在《我的经济观》一书中更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稳健”的观点。他认为，90年代，我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二步目标，国民生产总值要在80年代翻一番的基础上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使经济转入良性循环。要实现上述宏伟目标，一方面，经济要在稳定中求发展；另一方面，要积极而又稳妥地逐步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这样就能使经济的发展和改革互相协调，互相促进。这也是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他同时认为，通货膨胀不能带来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关于通货膨胀问题，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界就出现了大争论。有不少经济学家提出用通货膨胀来刺激和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他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从理论上阐述了通货膨胀的经济作用。他说：“从总量上看，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可能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现实出发，摆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面前的一项任务是：学会在‘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环境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学会在‘需求略大于供给’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意味着不仅不必为经济中出现的‘财政支出略大于收入’‘信贷支出略大于收入’‘物价较缓慢上涨’‘货币供应量稍大’等等情况感到忧虑，而且要利用这种‘略大’的形式来促进经济增长，力求在不断提高的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的水平上使经济和社会趋于协调”。
《人民日报》1988年4月8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宏观政策的重点是保物价还是保增长？文章认为：“如果以保持经济增长为放在首位的宏观控制目标，则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也不一定都是坏事。”“今后三年，国家的宏观政策应以稳定物价为目标的需求政策，向以保持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为目标的供给政策转移。财政、金融非但不宜双双紧缩，而且应该保持适度的扩张。”
这篇文章的观点，虽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和赞赏，但却受到了张卓元等经济学家的批评。张卓元认为，通货膨胀无论是从总体上还是从长远来看，不但不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有损于经济增长。从短期看，在存在闲置资源、闲置生产能力而又需求不足的地方，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确可以起到某些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像我国，除了劳动力资源外，总的是资源短缺稀有、有效需求过量，因此，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刺激作用小而又小，而且主要只能对投入大、产出小的乡镇企业的发展起短促的刺激作用。更重要的是，这种刺激作用是不能持久的，接着而来的是比例失调和衰退，增大经济变动的波幅，因此从长远看反而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并且会损害宏观经济的效率。另外，他认为，通货膨胀不可能使分配关系趋于合理，相反，只能使分配更不公允。为此张卓元还出版了《论中国价格改革与物价问题》专著，就通货膨胀、物价问题等做了系统的论述，其中一些重要的观点得到中央决策部门的肯定。
这场有关通货膨胀的讨论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90年代，沸沸扬扬，不一而足，导致了主流经济学家中的思想分野。
仿佛是这场讨论的延续，正当中国改革向前推进的时候，经济学界围绕着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这两条线谁先谁后、孰轻孰重、利弊得失等问题发生争论。交锋主要在张卓元和厉以宁两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之间。
1983年7月，张卓元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后，价格改革和物价问题成了他研究的重点。在他看来，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两条主线，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价格是市场的灵魂，二者不可偏废。但是，他提出“市场的核心是价格，市场机制的核心是价格机制，市场信号的核心是价格信号及其所反映的市场供求关系”，认为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只有充分认识了价格及其特征后，才能全面认识和把握价格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入分析价格改革的难点和重点，制定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
但厉以宁教授认为，先进行所有制改革后进行价格改革，才符合中国的实际。厉以宁还总结出先进行价格改革的十大弊病。即：价格改革给人们带来的是负心理效应，引起社会惊慌和反弹；价格改革对企业来讲是被动的，企业消极应付进而影响效率；地方政府对价格改革顾虑重重；价格改革的结果是不确定的，无法预测；价格改革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它不能调动积极性，充其量只能创造一个环境；价格改革是不能试点的，当它迈出第一步后是不可逆的；价格改革成本很大、收益较小；价格改革一经实施，其他改革就要停下来；价格改革不能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改革配套，是孤立的改革；价格改革层次很低，不触及人际关系。
张卓元认为，厉以宁提出的“十大弊病”缺乏充分的客观依据，难以成立，并逐一给予“回敬”。
张卓元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在1985年进行的两次关于价格改革的社会心理反应的调查结果发现，在2000多名调查对象中，有3/4的人明确表示理解、支持价格改革，这表明只要在价格上升时保证居民的实际收入得到相应的补偿，价格改革就会得到大多数居民的支持；而在双轨制价格下，市场价格对刺激大中型国有企业增加供给，对广大乡镇企业网开一面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企业不可能消极对待。他认为政府放开蔬菜和农副产品价格使大多数地方政府在城市农副产品价格改革中，减少了地方财政补贴；固定计划价格转换成市场价格后，价格的升降不再取决于价格改革本身，而往往取决于社会有效货币需求与有效供给之间的缺口。只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革，加强宏观控制，就能够有效控制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幅度。
在张卓元看来，价格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杠杆，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工具。没有价格改革就没有经济运行机制的转轨，就没有市场协调和市场建设，而没有这一切，就谈不上转入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模式；价格改革可以试点，价格改革也是可逆的，而所有制改革恰恰是难以逆转的。张卓元所担心的，恰恰不是什么价格改革的不可逆性，而是价格改革的可逆性，说价格改革具有不可逆性反而低估了价格改革的困难与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