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农业 精彩片段：
第二章 精耕细作天人相参——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
第三节 盗天地之时利——对环境条件的适应和改造
从农业的总体来分析，农业技术措施可以区分为两大部分：一是适应和改善农业生物生长的环境条件，二是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我国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包括了这两个方面的技术措施。在本节中，我们先谈第一方面的措施。
(1)“食哉唯时”和“勿失农时”
《尚书·舜典》中有一句话，叫“食哉唯时”，意思是解决民食问题的关键是把握时令、发展生产。历代统治者总是把“敬授民时”作为施政的首务。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尽管有诸多分歧，但在主张“勿失其时”、“不违农时”、“使民以时”方面，却是少有的一致。
为什么“时”受到如此的重视？这是因为农业是以自然再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再生产，受自然界气候的影响至大，表现为明显的季节性和紧迫的时间性。这一特点，中国古代农业更为突出。中国古代农民和农学家农时意识之强为世所罕见。他们认为从事农业生产首先要知时顺天。《吕氏春秋·审时》提出“凡农之道，厚(候)之为宝”的命题，并以当时主要粮食作物为例，详细说明了庄稼“得时”和“先时”、“后时”的不同生产效果，指出“得时之稼”籽实多、出米率高、品质好，味甘气章，服之耐饥，有益健康，远胜于“失时之稼”。西汉《氾胜之书》讲旱地耕作栽培原理以“趣(趋)时”为首，明马一龙《农说》阐发“三才”理论以“知时为上”，等等。作为农时观念的产物，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月令体裁农书，特点是根据每月的星象、物候、节气等安排农事和其他活动。它在中国农书和农学文献中中不但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是最早出现的一种，如《夏小正》。在其他体裁的农书中，也往往包含类似月令的以时系事的丰富内容。
中国古代农时意识之所以特别强烈，与自然条件的特殊性有关，也和精耕细作传统的形成有关。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也是中国农学的第一个摇篮。它地处北温带，四季分明，作物多为一年生，树木多为落叶树，农作物的萌芽、生长、开花、结实，与气候的年周期节奏是一致的。在人们尚无法改变自然界大气候的条件下，农事活动的程序不能不取决于气候变化的时序性。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早就成为人们的常识。黄河流域春旱多风，必须在春天解冻后短暂的适耕期内抓紧翻耕并抢栽播种，《管子》书中屡有“春事二十五日”之说，春播期掌握成为农时的关键一环。一般作物成熟的秋季往往多雨易涝，收获不能不抓紧；冬麦收获的夏季正值高温逼熟，时有大雨，更是“龙口夺食”。故古人有“收获如盗寇之至”之说。黄河流域动物的生长和活动规律也深受季节变化制约。如上古畜禽驯化未久，仍保留某些野生时代形成的习性，一般在春天发情交配，古人深明于此，强调畜禽孳乳“不失其时”。大牲畜实行放牧和圈养相结合，一般是春分后出牧，秋分后归养，形成了制度，也是与自然界牧草的荣枯相适应。
随着精耕细作技术的发展和多种经营的开展，农时不断获得新的意义。如牛耕推广和旱地“耕、耙、耢”及防旱保墒耕作技术形成后，耕作可以和播种拉开，播种期也有更大的选择余地，而播种和耕作最佳时机的掌握也更为细致了，土壤和作物等多种因素均需考虑。如《氾胜之书》提出“种禾无期，因地为时”。北魏《齐民要术》则拟定了各种作物播种的“上时”、“中时”和“下时”。施肥要讲“时宜”，排灌也要讲“时宜”。如何充分利用可供作物生长的季节和农忙以外的“闲暇”时间，按照自然界的时序巧妙地安排各种生产活动，成为一种很高的技巧。南宋陈旉《农书·六种之宜》说：“种莳之事，各有攸叙。能知时宜，不违先后之叙，则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他认为农业生产是“盗天地之时利”，这种道家的语言出自这位农学家之口，带有主动攘夺、巧妙利用天时地利的意义。明清一些地方性农书的作者(多为经营地主)，在他们的农事时间表上，农忙干什么，农闲干什么，晴天干什么，雨天干什么，都有细致的安排。
(2)物候、星象、节气
那么，中国古代人民是如何掌握农时的呢？
这有一个发展过程。对气候的季节变化，最初人们不是根据对天象的观测，而是根据自然界生物和非生物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如草木的荣枯、鸟兽的出没、冰霜的凝消等)所透露的信息去掌握它，作为从事农事活动的依据，这就是物候指时。在中国一些保持或多或少原始农业成分的少数民族中，保留了以物候为农时主要指示器的习惯，有的甚至形成了物候计时体系——物候历。我国中原地区远古时代也应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相传黄帝时代的少昊氏“以鸟名官”：玄鸟氏司分(春分、秋分)，赵伯氏司至(夏至、冬至)，青鸟氏司启(立春、立夏)，丹鸟氏司闭(立秋、立冬)。玄鸟是燕子，大抵春分来秋分去，赵伯是伯劳，大抵夏至来冬至去，青鸟是鸧鴳〔cangyan 仓宴〕，大抵立春鸣，立夏止，丹鸟是鷩〔bi 必〕雉，大抵立秋来立冬去。以它们分别命名掌管分、至、启、闭的官员，说明远古时确有以候鸟的来去鸣止作为季节标志的经验。甲骨文中的“年”字是人负禾的形象，而“禾”字则表现了谷穗下垂的粟的植株，故《说文》讲“谷熟为年”。这与古代藏族“以麦熟为岁首”(《旧唐书·吐蕃传》)、黎族“以藷蓣之熟，以占天文之岁”(《太平寰宇记》)如出一辙，都是物候指时时代留下的痕迹。物候指时虽能比较准确反映气候的实际变化，但往往年无定时，“月”无定日，同一物候现象在不同地区不同年份出现早晚不一，作为较大范围的记时体系，显得过于粗疏和不稳定。于是人们又转而求助于天象的观测。据说黄帝时代已开始“历法日月星辰”(《史记·五帝本纪》)。当时测天活动是很普遍的，其流风余韵延至三代，顾炎武就有“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的说法。人们在长期观测中发现，某些恒星在天空中出现的不同方位，与气候的季节变化规律吻合，如北斗星座，“斗柄东向，天下皆春；斗柄南向，天下皆夏；斗柄西向，天下皆秋，斗柄北向，天下皆冬”(《鹖〔he和〕冠子》)，俨然一个天然的大时钟。有人研究发现，我国远古时代曾实行过一种“火历”，就是以“大火(即心宿二)昏见”为岁首，并视“大火”在太空中的不同位置确定季节与农时。但以恒星计时适于较长时段(如年度、季度)，有时观测也会遇到一定困难；较短时段纪时的标志则莫若月相变化明显。于是又逐渐形成了朔望月和回归年相结合的阴阳合历。所谓朔望月是以月亮圆缺的周期为一月，所谓回归年是以地球绕太阳公转一次为一年。但回归年与朔望月和日之间均不成整数的倍数，十二个朔望月比一个回归年少11天左右，故需有大小月和置闰来协调。又，朔望月便于计时，却难以反映气候的变化。于是人们又尝试把一个太阳年划分为若干较小的时段，一则是为了更细致具体地反映气候的变化，二则也是为了置闰的需要。探索的结果最后确定为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是以土圭实测日晷为依据逐步形成的。不晚于春秋时已出现的分、至、启、闭是它的八个基点，每两点间再均匀地划分三段，分别以相应的气象和物候现象命名。二十四节气的系统记载始见于《周髀算经》和《淮南子》。它准确地反映了地球公转所形成的日地关系，与黄河流域一年中冷暖干湿的气候变化十分切合，比以月亮圆缺为依据制定的月份更便于对农事季节的掌握。它是中国农学指时方式的重大创造，至今对农业生产起着指导作用。
中国农学对农时的把握，不是单纯依赖一种手段，而是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形成一个指时的系统。如《尚书·尧典》以鸟、火、虚、昴四星在黄昏时的出现作为春夏秋冬四季的标志，同时也记录了四季鸟兽的动态变化。《夏小正》和成书较晚但保留了不少古老内容的《礼记·月令》，都胪〔lu 卢〕列了每月的星躔〔chan 缠〕、气象、物候，作为安排农事和其他活动的依据，后者还实际上包含了二十四节气的大部分内容。这成为后来月令类农书的一种传统。二十四节气的形成并没有排斥其他指时手段。在它形成的同时，人们又在上古物候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整理出与之配合使用的七十二候。春秋战国时代，人们还在长期天文观测的基础上，试图依据岁星(木星)在不同星空区域中12年一循环的运行，对超长期的气候变化规律以及它所导致的农业丰歉作出预测。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国传统农学的主要指时手段，是和其他手段协同完成其任务的。元人王祯在其《农书》中说：“二十八宿周天之变，十二辰日月之会，二十四气之推移，七十二候之变迁，如循之环，如轮之转，农桑之节，以此占之。”他为此制作了“授时指掌活法图”，把星躔、节气、物候归纳于一图，并把月份按二十四节气固定下来，以此安排每月农事。他又指出该图以“天地南北之中气作标准”，要结合各地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不能“胶柱鼓瑟”。这是对中国农学指时体系的一个总结。
(3)“侔造化、通仙灵”的人工小气候
人们无法改变自然界的大气候，但却可以利用自然界特殊的地形小气候，并进而按照人类的需要造成某种人工小气候。我国人民很早就在园艺和花卉的促成栽培上利用地形小气候和创造人工小气候，从而部分地突破自然界季节的限制和地域的限制，生产出各种侔天地之造化的“非时之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