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青少年成才史话 精彩片段：
第三章 中国古代青少年成才的内因
第四节 实践中获得真知灼见
前面讲到的历史上成才的人物，除了那些为国捐躯的少年英雄以外，都讲到了他们如何勤奋读书，但是读书并不是成才的唯一道路。有些人没有读书的条件，但是能够在生活实践中注意学习实践经验，并且为社会国家民族做出贡献，也应当算是难得的人才。历史上有名的能工巧匠，如建造赵州桥的石匠李春，对纺织业做出过贡献的黄道婆，谁能说他们不是做出了伟大贡献的人才？有些人，书读得不少，书本知识很丰富，但是实践与知识脱节，就不能说已经成才。如战国时期赵国的赵括，熟读兵书，谈起兵法来连他的父亲名将赵奢都难不倒他，可是叫他带兵去跟秦国打仗，却一败涂地，长平一战，丧师40万。谁能说像赵括这样只会纸上谈兵的人已经成才？ 书读得多，得到的只是书本知识，如果不能在社会实践中运用，那么书本知识还只能算是死知识。能把书本知识拿到社会实践中去运用，并且进一步加以总结提高，这才成了真知识，所谓实践出真知，就是这个意思。
这里先举几个由于缺少读书的条件，书读得不多，甚至可能没有读过书，却对社会国家民族做出过贡献的成才典型。
东汉时的蔡伦，小时候因为家里穷得没法活了，被送进皇宫里做了太监。他原先没有读过书，老太监见他可怜，告诉他做太监也得有文化，才能接近皇帝，受到重用。于是他就在老太监的指导下发愤读书。蔡伦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他很重视实践，读书时也专挑那些讲打铁、缫丝、纺麻一类容易实践的书来读，并且读了以后还要亲自去实践一下。他有时到打铁作坊去抡几下铁锤；有时到纺织作坊去缫丝纺麻。蔡伦工作起来很仔细，所以样样事情都能学得会，做得好。皇帝看蔡伦聪明勤快，办事可靠，就提拔他作了尚方令，专门负责制造宫廷用品。蔡伦看到当时的书都是用竹简木牍写成的，十分笨重，连大臣给皇帝的奏章也是一大捆竹简或木牍，一份奏章就有好几十斤，读起来很费劲。当时纸虽然已经有了，但是还很粗糙，不适宜用作书写。蔡伦想，如果把纸改进一下，把它造得又轻又薄又白，就能用来书写了。他从纺织作坊里拣来乱丝、麻头等废品，再加上破布、破渔网、树皮等做原料，进行试验。一次试验失败，再做第二次。经过多次试验，他终于获得了成功，制造出了适用于书写的纸。蔡伦改进造纸技术有功，皇帝封他为龙亭侯。他制造出来的纸就被称为“蔡侯纸”。蔡伦从一个没有读过书的文盲，经过努力学习，既读了书，并且通过实践，成了一位改进造纸技术的专家，为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木匠喻皓，在年轻的时候就以技艺精巧出名。吴越王钱镠〔liu留〕叫工匠在杭州梵天寺修建一座七层木塔。刚修了几层，塔身就不停地摇晃，像是要倾倒的样子。工匠没有办法，就去请教喻皓。喻皓亲自去察看了一下，立刻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对工匠说：“修木塔要修一层，巩固一层，先把下面这层的地板铺得严严实实地用钉钉牢，然后再修上面这层。这样一层一层地修。塔身就不会摇晃了。”工匠照喻皓说的话去做，果然克服了塔身摇晃的毛病。喻皓的技艺全是从实践中不断地总结出来的。后来他被请去修建开封的开宝寺塔，这座塔的塔身呈八角形，高11级，结构十分复杂，技术难度很大。喻皓按照设计方案精心施工，根据施工中出现的实际情况，不断与设计者商量，修改设计方案，花了八年时间，才把塔建成。建成的塔，塔身稍微向西北倾斜，人们看了觉得很奇怪，问他这是什么缘故？是不是在施工中出了毛病？喻皓回答说：“开封地势平坦，四周没有高山，又多西北风。稍微向西北倾斜的塔，经过风吹和湿气浸润，百年以后，塔身自然就会正了。”过了将近百年，事情果然不出喻皓所料，开宝寺塔真的由倾斜慢慢变正了。由此可见，喻皓在建塔的过程中，不但考虑了塔的本身，并且把塔周围的地形地理气候条件全都调查清楚了，因而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这种从实践中获得的真知识，是喻皓成才的基本因素，并不是从书本中得来的。喻皓一直活到宋朝初年，他的高明技艺，被人称为“天下第一木工”。
北宋时的毕升出生在一个平民家庭，因为家里穷，只读了几年书，就被送到一家印书作坊里去当工匠了。那时候用雕版印书，即把要印的书反刻在一块木板上，然后刷上墨，印在纸上。印一页书，就得刻一块板，印完以后，如果还想重印，就把书版保留起来；不再重印了，这块书版就成了废品，只好拿去当柴烧。毕升在印书作坊里既做刻字工，也做印刷工，又做装订工，对每道工序的辛苦都有深刻的体会。毕升工作很勤快，有了空闲，常常把那些印好的书拿来阅读，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他觉得雕板印刷太浪费了，经常有大批书版被烧掉，那可是刻字工匠一刀一刀地刻出来的呀！那些留下来准备重印的书版，有时也会遭到虫蛀鼠咬，需要重刻。没有毁坏的书版，堆在房子里很占地方，查找起来也很费事。他想，能不能让书版上的字变成活的，像下棋的棋子，发生各种各样的排列变化，编排出一块块的新书版来。有了这样的想法以后，毕升就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试验。一次失败了，再做第二次，又失败了，再做第三次。经过反反复复的试验，最后他终于想出了用薄薄的胶泥片刻成字，烧硬了，按书稿的需要在铁板上排成书版使用，创造出了最初的活字版印刷术。毕升从一个只读过几年书的印刷工匠，最后成为发明家，这主要得力于他自己的刻苦学习，努力实践。他发明的活字版印刷术，为世界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明朝有个蒯〔kuai〕祥，原在北京香山做木工，永乐皇帝朱棣要迁都北京，大修宫殿，听说蒯祥的手艺很巧，就把他请来主持宫殿的修建工程，授予营缮的官职。蒯祥设计的木工活，能严丝合缝，毫厘不差，并且坚固耐用，美观大方。他在建筑物上画龙，能双手握笔同时画出方向相反的双龙，合成为一幅双龙戏珠图，因而深得永乐皇帝的欢心，破格升任他为工部左侍郎，食一品官的俸禄。后来蒯祥又被派去修皇帝的陵寝，他也做得很出色。今天我们看到的明十三陵，有几座陵寝就是蒯祥设计修建的。蒯祥活到明宪宗在位(公元1465—1487年)的时候，享年80多岁，永乐年间他才20来岁，可以说是少年成才。他读书不多，在建筑方面的成就多半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才获得的。
清朝擅长画设计图和制作模型的建筑师雷发达，青年时代就参加了北京皇宫三大殿的修复工程，后来还主持过多处皇家园林的设计工作。他的成功主要是由于自己的勤奋好学。雷发达出生在江西南康一个穷木匠家里，幼年只上过几天学，就因为在家乡无法生活下去而跟着父亲外出做工。他从小聪明勤快，开始他只能帮助父亲拿拿工具，搬运搬运木头。后来慢慢学着做锯木头、刨光等工序。父亲做比较复杂的工作时，他站在一旁细心地观察，并不断地问工作要领是什么，暗暗记在心头。由于他学习专心，终于掌握了各种技术，能够独立制作家具和造房子了。父亲告诉他建造房屋最重要的工作是绘设计图，父亲因为文化程度低，不会绘设计图，所以只能做个听人指挥的工匠，他希望儿子能学会绘设计图，做一名建筑师。雷发达听了父亲的话以后，决心一边学技术，一边学文化，争取真的做个建筑师。他的勤奋，终于使他获得了文化技术双丰收，不但木工越做越好，并且也学会了测量、计算、绘图等作为一名建筑师必须掌握的文化知识。当时清朝初建，正准备大规模翻修和改建明朝遗留下来残破不堪的宫殿，大量征调工匠。雷发达因为技术好而被选中了，做了皇宫三大殿施工的负责人。开始他只是按照已经设计好了的图纸施工，后来因为他不断根据施工的实际情况对设计图提出修改意见，慢慢地就让他参加部分工程的设计工作，由工匠提升为建筑师。皇宫修成以后，雷发达又独立设计了几处皇家园林。他还受儿童玩具的启发，从设计平面图进一步制作出建筑模型，使得工匠在具体施工中有了更加直观的参考，大大提高了施工的质量。因为雷发达善于画建筑设计图和制作建筑模型，后来他获得了“样子雷”的外号，成了清朝一位很了不起的建筑师。
但是也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有些人不好好读书，或虽然读了很多书，却成为不会实践的书呆子。例如东晋至南朝时期的一些文人，大都迂诞浮华。他们读书不多，靠祖宗的地位取得高官厚禄或拥有大量财产，平日里光会夸夸其谈，不会实践。他们穿着宽大而华丽的衣服，系着漂亮的丝带，头上戴着缀有珠玉的帽子，脚上穿着高跟的靴子，出则乘车坐轿，入则有奴婢扶持，从来不会自己走远路，也不敢骑马驰骋，有的人甚至连马也没有见过。梁朝有个做了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令的王复，看到一匹嘶叫着跳跃的马，吓得瑟瑟发抖，大叫道：“这明明是一只想要吃人的老虎，怎么说是马呢！”有的人连耕地、耘苗、车水也都没有见过，更不知道庄稼该几月下种，几月收割。他们吃饭时却嫌这种米煮的饭不香，那种菜不好吃，真是一些光会吃不会做的寄生虫。有一些人书虽然读了不少，却也只有书本知识而不会实践，他们对社会国家民族也毫无贡献。下面就举几个读了许多书，只有书本知识而不会在实践中运用知识的书呆子的实例，从反面证明实践在成才过程中的重要性。
南北朝时期南朝刘宋(公元420—479年)有个名叫傅迪的人，喜欢读书，并且无书不读，不论是儒家经典或九流百家之言，全都拿来如饥似渴地阅读。他自以为书本知识很丰富，一开口就能说出某事见于某书记载，有时甚至连见于第几卷第几页也能指出来，可是书中的真实意义他并不理解，无法对书的内容做出正确解释。他的好朋友刘柳见他这种读书而不解其义的毛病，就戏称他为“书簏〔lu路〕”。簏是竹子编的篓子，意思是说傅迪只不过是个书篓子而已。
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公元937—954年)有个叫彭利用的人，书读得不少，一张口就是诗曰子云。他对家里的男女老少以至奴仆们说话，也都是酸溜溜地引经据典，从来不说一句平常人都容易懂的大白话，叫他去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他却什么也不会。于是别人就给他起个外号，称他为“掉书袋”。
明朝有个叫程济的人，书本知识很丰富，也做了官，但是他对书本上的知识不会应用，有些书虽然能背，却不懂其中的意思，背起书来像小和尚念经，嘴里念念有词，其实是有口无心，因此别人就叫他为“两脚书橱”。
书簏也好，掉书袋也好，两脚书橱也好，都是用来讥讽光会读书不能实践的人。有这些外号的人，他们虽然也能通过各种关系做上官，但是他们对社会国家民族没有什么贡献，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成才。
对人们最有教育意义的自然是那些读了书而能实践的人，他们在实践中检验书本知识，进一步加以总结提高，创造出了新的知识。这种人对社会国家民族的贡献最大，他们在中国的文化宝库中留下了辉煌的业绩，而尤其可贵的是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在青少年时期成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