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造纸史话_第四章 宋元时期的造纸技术

第四章 宋元时期的造纸技术

赵匡胤于960年建立宋王朝，定都于汴京(今河南开封)，史称北宋(公元960—1127年)。但此后北方又先后出现少数民族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政权辽、金及西夏。北宋迫于金朝的进攻，又迁都于临安(今浙江杭州)建立偏安朝廷，史称南宋(公元1127—1279年)。北方的金朝衰落后，蒙古贵族建立的元朝(公元1271—1368年)灭南宋，统治全国百余年。宋辽金元时期共持续409年，这是中国造纸术的成熟阶段。这个历史时期虽然社会屡经战乱，但以火药、造纸、指南针及印刷术这四大发明为带动的中国科学技术在宋代则获得高度发展，在一系列技术领域内完成了革新，而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成就卓著。此时造纸原料较之隋唐五代又有新的开拓，竹纸和稻麦杆纸的发展标志着造纸史中的新纪元。造纸区域、纸的品种及加工技术越来越向广的方向发展。纸的用途在社会上再一度普及到各个方面。以大宗用纸的行业而言，如果说唐代纸大部分用于抄写，则宋元纸大部分用于印刷，而且耗量之巨非唐代可比。与竹纸崛起的同时，大幅优质皮纸的涌现也是此时期不同于前代的特点。中国造纸术获得全方位的发展，新技术不断出现，纸的加工花样翻新，为后世所称道。由于造纸术的发达，这时还出现了有关纸的专门著作，也是前代所无。我们研究宋元造纸技术由于掌握传世及出土大量纸本文物及丰富的文献记录，条件更为便当。

从造纸学原理看，由麻纸发展到皮纸是个技术进步，而由只用木本植物韧皮纤维造纸发展到用整个植物茎杆造纸又是个技术进步。竹纸就是用竹的整个茎干经一系列复杂工序后造出的纸。竹纸在唐末开花，而在宋代大结硕果，它的制造开18—19世纪在欧洲兴起的木浆造纸之先河，因为木浆造纸所用原料也是茎杆纤维。由竹纸发展到木浆造纸则是产业革命以后的又一技术进步，不过这一进步这次轮到在西方国家首开其端了。竹纸的真正发展是北宋以后的事，迄今我们所见最早的竹纸标本也是北宋后制出的。然在欧洲最早以竹造纸则始于1875年，据西方文献记载，当时英国人劳特利奇(Thomas Routledge)写了一本论造竹纸的小册子，共40页，均以竹纸印成。然与中国相比，又晚了近千年。中国长江流域及江南各省，甚至黄河流域的南部，都盛产各种竹材。据不完全统计，适于造纸的竹类多达50种，产量大、分布广，以竹料造纸确是造纸史中一大发明。整个竹材纤维细胞含量占细胞总面积比的60%—70%，这就为造纸提供了丰富的纤维来源。而竹又野生于各地，廉价易得，在与其余原料竞争中基本上处于一路领先的地位。然而也必须指出，每年在造出大量竹纸的同时，也意味着自然界竹林的锐减，而竹则是中国人非常喜爱的植物，在装点祖国江山之美方面有颇大作用，北宋文豪苏轼就说过：“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造纸业一方面为文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书写、印刷材料，另一方面又毁坏了自然资源，破坏了环境的生态平衡，最后也对文明本身构成威胁。最好的办法是边砍伐、边植树造林，接受唐代毁灭剡溪一带大片藤林的历史教训。

苏轼在《东坡志林》卷九云：“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有也。”可见，竹纸在北宋人心目中还是新鲜事物。南宋人周密《癸辛杂识·前集》称：“淳熙(公元1174—1189年)末，始用竹纸，高数寸，阔尺余者。”看来是小幅纸，但无论如何，两宋时南方造的竹纸已引起一些文人的注意和喜爱。北宋学者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说：“今江浙间有以嫩竹为纸，如作密书，无人敢拆发之，盖随手便裂，不复粘也。”此处所谓“江浙”不可像今天这样理解为江苏、浙江，而实指浙江一带。这是说北宋初造的竹纸拉力不大，人一拆容易折裂，故作写密信用。米芾曾说他年50岁时始以浙江竹纸写字。后来浙江竹纸逐步名冠天下。南宋人陈槱〔you有〕《负暄野录》卷下云：“今越之竹纸甲于他处”，又说“今吴人取越竹〔纸〕以梅天水淋，晾令干，反复捶之使浮茸去尽，筋骨莹澈，是谓舂膏，其色如蜡。若以佳墨作字，其光可鉴(可以照人)，故吴笺近出，而遂与蜀产抗衡。”竹纸至南宋时质量提高。南宋人施宿在嘉泰《会稽志》卷一下认为竹纸有五大优点：表面平滑，受墨性好，容易运笔，墨色不变，抗蛀性大。最后一个优点可能略有夸张，实际上竹纸抗蛀性最差，但没有提到其主要优点是廉价易得。

嘉泰《会稽志》又写到：“然今独竹纸名天下，他方效之，莫能仿佛，遂淹藤纸矣。”又介绍竹纸中有姚黄笺、学士笺及邵公笺等名目，指宋人用以写诗文的小幅竹纸，如苏轼、王安石等所用者。米芾《越州竹纸诗》称：“越筠(竹)万杵如金版，安用杭油与池茧。”前句讲浙江竹纸呈黄色，后句说可与有名的杭州由拳纸及池州楮皮纸相抗。米芾每日用数十张竹纸学书作诗。根据浙江地方志记载，会稽(今绍兴)竹纸所用原料有茅竹、苦竹、淡竹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米芾的《珊瑚帖》(26.5厘米×47厘米)以及王羲之《雨后帖》、王献之《中秋帖》的宋代摹本都是竹纸，米芾所用之纸很可能就是宋代的会稽竹纸。《珊瑚帖》呈浅黄色，表面平滑，经砑光，像他所形容的那样如金版，他还在纸上画了个珊瑚。但这类纸上纤维束往往比皮纸为多。宋元时不只以竹纸写字，还大量用于印书。宋元刻本以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成都、江西吉州等地为中心，分官刻、私刻及坊刻，而以国子监本最为精良。福建本流传甚广，几乎多印以竹纸。我曾检验过北京图书馆藏南宋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史记集解索隐》、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毗〔pi皮〕庐大藏》；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建阳刻本《事林广记》、天历三年(公元1330年)《王氏脉经》、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唐律疏议》等书，都是竹纸本。而北宋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兵部尚书胡则出资印施的《大悲心陀罗尼经》则是传世较早的精良竹纸印本，咸淳二年(公元1266年)碛砂藏本《波罗蜜经》也印以较好竹纸。

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还提到“浙人以麦茎、稻杆为之者脆薄焉。以麦藁、油藤为之者尤佳”。可见10世纪时北宋已用麦茎、稻杆造纸。先前有人认为1521年最早记录了中国造纸用稻草，其实在这500多年前稻草纸已见于记载。世界上以草本植物纤维造纸仍起源于中国，而欧洲只是1857—1860年才第一次用西班牙茅草造纸。此草野生于西班牙及北非，后来没有推广。而中国从10世纪起一直到今天仍以草本纤维造纸。但早期的草纸较脆薄，因为属于短纤维原料，后来迷信用的“火纸”及卫生用纸、包装纸多用这类纸。由于原料供应不足，晋唐时一度盛行的藤纸，至宋元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麻纸只在有限地区内生产，产量不再占统治地位，而让位给竹纸及皮纸。这是宋元时造纸原料的一大演变。竹纸及皮纸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纸种，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的清代晚期。宋元书画、刻本及公私文书中多用皮纸，其产量之大、质量之高均远在隋唐五代之上。尽管画家创作写意或工笔设色时对画面材料要求很高，但宋元皮纸完全满足了一切要求。因而在美术史中出现的新趋势，是画家更多地喜欢并习惯用皮纸作画，正如书法家用皮纸挥毫那样。用皮纸作画还有时产生出与用绢作画不同的艺术效果，尤其泼墨山水及水墨写生用皮纸最适于发挥画家的表现手法。书画史中著名的米芾《苕溪诗》、《淡墨秋山诗》以及苏轼的《人来得书帖》都用砑光的楮皮纸，而《苕溪诗》用纸还涂布有白色矿物粉。苏轼的《三马图赞》、黄公望(公元1269—1354年)的《溪山雨意图》(29.5厘米×105.5厘米)用的都是桑皮纸。此外如李建中(公元945—1018年)《贵宅帖》、苏轼《新岁未获帖》、宋徽宗赵佶的《夏日诗》、法常(公元1176—1239年)的《水墨写生图》、宋人《百花图》、郭诩《雪渔图》以及元人李衎〔wu污〕《墨竹图》、赵孟頫《从骑图》、朱德润《秀野轩图》、张逊《双钩竹》等，都用皮纸，表面平滑、洁白，纤维交织匀细，都是上等纸。

宋元刻本书也多用皮纸。如北京图书馆藏北宋开宝藏经《佛说阿维越致遮经》(公元973年刻，公元1108年刊)用的就是高级桑皮纸，双面涂蜡、染黄，即黄蜡笺。南宋中期世采堂刻《昌黎先生集》用细薄白色桑皮纸。南宋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江西吉州刻《文苑英华》，咸淳《临安志》(约公元1270年)及元代茶陵刻本《梦溪笔谈》则用楮皮纸。此外，杭州刻宋版《文选五臣注》，南宋杭州刻《汉官仪》、四川眉山刻本《国朝二百名贤文粹》，蒙古定宗三年(公元1248年)刻本《证类本草》，都是皮纸。有名的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北宋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内府写本《景祐乾象新书》，南宋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内府写本《洪范政鉴》等亦用皮纸。1966—1967年浙江瑞安慧光塔出土北宋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雕版《大悲心陀罗尼经》用桑皮纸印刷。宋元时还制造混合原料纸，这又是一大成就。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北宋米芾的《公议帖》、《新恩帖》是竹、麻混料纸，米芾的《寒光帖》是竹与楮皮混料纸，而其《高氏三图诗》是麻、楮混料纸。混料纸的制造具有重大技术经济意义，可兼收不同原料之优点，是中国造纸术的一个独特的技术路线。

宋元时为扩大造纸原料来源，降低生产成本，还采用故纸回槽，掺到新纸浆中造再生纸的工艺。这种纸古时叫“还魂纸”。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说：“其废纸洗去朱墨污秽，浸烂入槽再造，全省从前煮浸之力，……名曰还魂纸。”1964年我在鉴定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北宋初乾德五年(公元967年)写本《救诸众生苦难经》时，发现纸面上有未捣碎的故纸残片，乃定为早期还魂纸，原料为麻纤维。1977年我更在北京图书馆发现南宋嘉定年间(公元1208—1224年)江西刻本《春秋繁露》是楮皮纸，纸浆中亦含有故纸。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载南宋湖广(今湖南)等造纸币“会子”时曾用还魂纸：“湖南漕司根刷举人落卷，及已毁秣茶引故纸应副抄造会子。”就是说用落榜举人的试卷纸重新回槽，再抄出纸印成会子。一般说故纸回槽要经草木灰水蒸煮，再洗净捣烂，与新的纸浆混合重新抄成新纸。这就达到废物利用和降低造纸成本的经济目的。而将故纸实行蒸煮的目的是脱墨、除去油腻污秽。单纯用故纸抄造，则所成之纸强度不佳，必须与适量新鲜纸浆混合才成。

宋元时出现品种繁多的加工纸及各种名纸。据文献记载，宋代时四川麻纸有玉屑、屑骨等名号，江西抚州的清江藤纸坚滑而不留墨，新安的玉版笺色白且光滑，浙江的竹纸甲于他处，吴笺亦以竹为料与蜀纸相抗，宋仿澄心堂纸尤为文人喜爱，歙州的龙须纸光滑莹白。又有黄白经笺可揭开用之，北方桑皮纸浑厚坚韧，更有碧云笺、春树笺、龙凤笺、团花笺及金花笺等加工纸。宋代造纸另一巨大成就是能抄出长三—五丈(10—18米)的匹纸，可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幅的纸了，传世品有辽宁省博物馆藏宋徽宗的草书《千字文》。最后，有观音帘纸、鹄白纸、彩色粉笺等。元代绍兴有彩色粉笺、蜡笺、黄笺、花笺、罗纹笺，江西有白箓纸、观音纸、清江纸，书画家多用这些纸。此外有砑光笺、衍波笺等。从宋代“冰翼纸”这一名目中可知其密薄而洁白，造这类纸要有高超的技艺。主要产地仍集中于今江苏、浙江、四川、安徽、江西及河北等省。在艺术加工纸中，从唐代创始的泥金彩笺到宋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宋史·舆服志》提到宫廷官诰文书用泥金银云风罗绫纸。宋人袁褧〔jiong窘〕《枫窗小牍》也提到“皇朝玉牒多书于销金花白罗纸上”。这类彩色金银笺形制脱胎于绢制品，造价相当昂贵。民间富家办婚喜事时也常用之，如梅红纸加销金绘富贵如意、满地娇、宜男百子等吉祥图案。订婚交换“庚帖”也用泥金银绘龙凤图案纸。宋代朝廷一度禁止民间使用，但仍是禁而不止。至于彩色粉笺及蜡笺，则多用于写字，装成条幅悬挂室内。

在各种色纸中宋代仍重黄纸，尤其内府各馆阁官方文书、写本、刻本均规定用黄纸。宋人程俱《麟台故事》卷二云：“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置馆阁编定书籍官，其后又置编校官四人，以《崇文总目》收聚遗逸，刊正讹谬，而补写之。又以黄纸写别本以防蛀败。至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三馆秘阁上所写黄本书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补白本书二千九百五十四卷。”这是说皇帝下令将《崇文总目》中著录的皇家文库藏书遗逸者重行补写，以黄纸写成6496卷，参加抄书的在百人以上。宋代四川造的谢公笺历史上与唐代的薛涛笺齐名。谢公指谢景初(公元1019—1084年)，曾出意造十色书信用笺。元人费著《蜀谱》说“谢公有十色：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即十色也。”宋代名纸应首推金粟山藏经纸，简称金粟笺。金粟山在浙江海盐西南，有金粟寺藏北宋刊刻的大藏经，纸上有朱印“金粟山藏经纸”。明人董榖《续澉水志》说大悲阁内贮大藏经万余卷，其字卷卷相同，出于一人手笔，其纸每幅均有小红印曰“金粟山藏经纸”。间有元丰年号(公元1078—1085年)，纸双面皆蜡，无纹理，后被人盗去，而散落于各地。这些纸在清代仍可看到，纸上有比元丰更早的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等年款。属于同一系统的纸还有钤印“法喜大藏”的黄色蜡笺。由于此纸名贵，书画家用它装潢珍贵书画作为引首。如陆机《平复帖》、文征明(公元1470—1559年)《漪兰室图》卷轴均以宋金粟笺为引首。

从工艺上看，宋代的金粟笺显然是唐代硬黄纸的延续。关于这种纸的原料，先前有人说是蚕茧，更有人说是树皮布，恐均出于误解。我曾对此纸亲作显微分析化验，证明是桑皮纸。纸较厚，每张由两层薄纸所成，故可揭成两张。正如明人文震亨《长物志》所说：“宋有黄、白藏经纸，可揭开用。”由于纸上涂蜡，又经砑光，故纸上帘纹不显。清代18世纪时的乾隆皇帝从南方得到不少宋金粟笺，将其分层揭下后曾印过他手书的《波罗蜜心经》，颁赐臣僚。我见过这类实物，纸上确有小红印“金粟山藏经纸”。清代人张燕昌著有《金粟山笺说》一书，对此纸来历言之甚详。宋元诗笺及信笺中还有特殊形式的纸，即唐代时传下的花帘纸(水纹纸)及砑花纸。其制造原理前已述及。1973年我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看到李建中的《同年帖》，可能是迄今较早的花帘纸。李建中生于五代，北宋太平兴国(公元976—984年)时登进士第，《同年帖》是他给同年及第的友人写的一封信，由大小两纸书成，其中小幅纸(8.3厘米×33厘米)是楮皮纸，纸上有水纹纹理。故宫还藏有北宋书画家米芾的《韩马帖》(33.2厘米×33.2厘米)，纸面上隐现云中楼阁图案，这是传世的早期砑花纸。最有趣的是，宋元之际画家李衎的《墨竹图》(29厘米×87厘米)用纸幅面较大，纸上迎光看能显示“雁飞鱼沉”(篆体)及“溪月”(隶体)等文字，更有云中飞雁及鱼翔水底的图案。纸料为皮料，又经涂蜡、砑光。显然，这种有复杂暗纹及图案的蜡笺可供书信用，因为“鸿雁捎书”、“鱼传尺素”向来指书信而言。

关于砑花纸的制造，北宋人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谈到唐五代蜀人造十色笺方法后写道：如果将雕有纹理及图案的木版逐张地压在纸上，“则隐起花木、麟鸾，千状万态”。实际上这是一种变换的印刷技术，或者是无墨雕版印刷，此乃中国纸工之一大发明。陶榖(公元903—970年)在《清异录》中更提到姚(岂页)〔yi乙〕子侄善造五色笺纸，光紧精华，用沉香木刻成山水、林木、折技花、狮凤、虫鱼、寿星、八仙、钟鼎文复杂图案，再压在色纸上，“幅幅不同，纹秀奇细，号砑光小本”。这都是具有优美图案、造型复杂纹理的砑花纸。这种技术一直流传到明清以至近代。前面已提到五代名纸澄心堂纸从北宋开始仿制，最早的仿制者是歙州人潘谷，他本是制墨能手，元祐(公元1086—1094年)时人，从梅尧臣处得纸样后即仿制。梅尧臣得到300张宋仿澄心堂纸后在诗中说“七十年来人不知，而今制作已轻薄”。看来仿制品没有五代时那样厚，这是为方便使用。宋仿虽薄，但仍为士人珍视。宋太宗曾搜访古人墨迹，于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命王著摹勒作10卷《阁帖》，题曰：“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旨摹勒上石，用澄心堂纸、李庭珪墨拓”。又宋代各名公写字及李公麟作画也用澄心堂纸。此处均指宋仿而言。

元代明仁殿纸及端本堂纸，为内府御用艺术加工纸。元人陶宗仪《辍耕录》载“明仁殿纸与端本堂纸略同，上有泥金隶书‘明仁殿’三字印”。明仁殿是元大内一殿名，明初时尚存。这种纸今少见，但清乾隆年仿明仁殿纸则可见，幅面为53厘米×121.4厘米，为描金如意云黄色粉蜡笺，纸较厚，可揭成三一四层，原料为桑皮，这种昂贵的纸只能供统治者使用。明清时罗纹纸、连史纸也从宋元基础上发展起来。元人费著《蜀笺谱》云：“凡纸皆有连二、连三、连四笺”。“连四”后称“连史”，为柔软洁白竹纸。罗纹纸上有纵横交叉的细密纹理。元代还有姑苏纸，是彩色粉笺，有时印金银花于上。

中国绘画在汉晋唐多用绢，唐代起渐用纸，至宋元则多用皮纸。纸的幅面越往后越大，纸上帘纹也随之变细。唐代绘画纸650平方厘米，宋代平均2412平方厘米，元代为2937平方厘米。宋徽宗草书《千字文》，纸长达3丈余，中无接缝，要很多人同时荡帘抄造，反映了高度技巧。宋代考古学中的金石学发达，这要求对古代钟鼎、石刻文字进行墨拓，所用纸必须薄而坚，同时又柔韧受墨，制造相当难。宋代善本书不但文字美，经仔细校勘，而且墨色及纸张均为上乘。纸在宋元时另一重要用途是印成货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这样可以节省大量金属，又便于携带，是经济流通领域的一次革命。纸币可溯至唐宪宗(公元806—820年)时的飞钱。北宋初四川民间用“交子”，亦起纸币作用。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在京师(今开封)设便钱务，纸币受官府承认。咸平元年(公元998年)纸币发行额达170万缗(每缗折1000文)。金代时发行“交钞”，元代有宝钞。元时旅行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o Polo，公元1254—1325年)曾将纸币介绍到欧洲。中国发明的纸币至今已为全世界所有国家所仿行。

宋元时期纸制品的广泛使用也超过唐五代。举凡纸帐、纸衣、纸伞、纸被、剪纸、纸花等，应有尽有。甚至游戏用的纸牌也深入于民间，这也是中国的一项发明。纸牌是从竹片作的骰子演变的，古称“叶子格”或鹤格。可能在唐代已有，至宋代则盛行。唐人苏鹗《杜阳杂记》称“韦氏诸宗，好为叶子戏”，也就是玩纸牌，今日也在全球各地风行。宋元时民间还兴起纸影戏。吴自牧《梦粱录》说：“更有弄影戏者，汴京(开封)初以素纸雕簇”，而代替皮影。老北京过去有“拉洋片”者，就是这类游戏，因纸上画出西洋人物及风景，故名“洋片”，其实此游戏本为中国最先开始的，可以说是电影的原始祖先。纸在工农业生产中也广为利用，宋代烟火、火器制造中火药筒、火药包及引线都以纸为之，而养蚕时雌蛾生卵在桑皮纸上，这些在当时书中均有明确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