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来香港一百年 精彩片段：
第九章
“交换文化”有什么不好？
在香港住的时间长了，内地朋友有时会问，“如何评价？评价香港人？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说个清楚？”我说不能，两句话吧，一句是：简单，没有太多的心计，别人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另一句：实惠，没有太多的亲昵，讲究交换，看不到收益就不付出成本。这样一撇一捺，一个“人”倒也大致站立了起来。
一百多年来，香港一直浸泡在商品经济和自由文化的激荡之中，人的一生，进取方式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交换。过去在内地，我知道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很鄙视香港人什么都可以拿来进行“交换”，种种“交换”特别是最后都以盈利为目的，就很反感。但是到了香港，慢慢地我发觉：“交换”思维其实是个很值得探讨甚至很应该被重新认识的问题，“交换”从单纯的意义上讲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它很直接，很透明，如果你不计较它的固有名声，这一招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很好用——
记得初来时我去银行，一位业务员小姐经常为我服务，时间长了两个人就彼此熟悉，有一天她突然问我愿不愿意当她的老师，教她学说普通话。我开始一愣：“教香港人学说普通话？”心里稍微缓冲了一下，就说“可以”，因为那时我也正在学习广东话，大家如果都有时间，两个人在一起不是正好可以互相练习？但是这位小姐紧跟着讲：“不，不，此事不忙，您不要立刻回答我，回去想一想，如果有时间，真的也愿意，就给我一个计划，同时也请给我一个报价单。”
“报价单”？这次轮到我长时间地“发愣”了。
银行小姐要我教她普通话，但是这个学生要求老师必须“收费”，我当时真的是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以为她是不好意思，不愿意白白占了我的精力和时间。但是后来我再去银行，见了面，她又问：“怎么样，您想好了吗，就是教我学说普通话的事？”我说：“想好了，可以啊，但是你不用客气，真的不用。按时上课我能接受，但是收费，我不能，万万不能。”银行小姐面露吃惊：“不能？为什么不能？”我一下子无法向她解释清楚，说我过去从来没这么干过、不习惯；说我们外派记者有本职工作在身，兼职当老师肯定不可以等等，反正我一遍遍地对她说“收费我不能，真的不能”。银行小姐这次彻底绝望了，低下头，同时也很遗憾地对我说：“真不幸，您的普通话说得那么好，但是不收费我就不能请您当老师。”我不解，问她为什么？最后银行小姐被我逼得没办法，从嘴里溜出来了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对她可能顺理成章，但对我却清新刺激：“您不收费就没有压力，可能就教得不认真……”
“不收费就没有压力，就教得不认真？”
原来我的“学生”担心“老师”的是这个？香港人是这样的思维方式？
一个人为他人服务，如果从被服务者那里得了报酬，这样彼此之间就有了契约，就形成了一种正式的“交换”关系。香港人认为这种关系最令人放心，最不会使服务者忘记了许诺。难怪他们并不觉得“收费”二字有什么不光彩，“铜臭”究竟是什么，在哪里能够闻得到？他们对此也二二乎乎。
我最后也没有成为这位银行小姐的普通话老师，但是她没收我的费，却免费给我上了一课，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金钱的交换关系虽然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记录中最古老、名声最不好听，但是它最可靠、最有保障，这一点也许倒可以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吧。
2006年深秋，那时候正是满天下馋嘴的人都渴望吃螃蟹的时候，我对“螃蟹”向无大趣，只是听说近几年内地的大闸蟹根本就满足不了十几亿人张开来的嘴巴，真正的阳澄湖“地道货”几乎很少见，普通老百姓最后能够吃到嘴里的不是滥竽充数、假冒伪劣，就是“过湖蟹”、“洗澡蟹”，而香港因为97年回归后一直是中央政府的“心肝宝贝”，历史上又早就存在“三趟快车”，所以真正的“大闸蟹”反倒能够在香港见到，于是事先向供应商订了货，邀来几个当地朋友准备大办一桌家宴。
不过我的螃蟹订下来了，邀请发出去了，那一天到了约好送货的时候（要求提前两天预订），我望着墙上的挂钟，快5点了，突然担心起“大闸蟹”会不会被按时送上门，如果不按时，我的朋友6点即到，大家坐到饭桌上，看不到“心中所想”，主人岂不是很尴尬？时间越近，担心越大，不由得我就想起过去在内地搬家等家具，每个家具公司都答应按时送货，但是每一次送货各公司又都不守时，比如说好了上午沙发会到，结果一直要等到下午；卧室里的大床小床约好了是在下午，千叮咛万嘱咐可别送晚了，否则我们一家人就没地方去睡觉，但是半夜12点了，迟迟还不见有人按门铃。
当然那天我在香港的“螃蟹宴”还是如期举行了。5点差5分，手机响，送蟹的工人按时把螃蟹送到了我的家门口，我不仅如释重负，而且深深地为香港人的诚信，不，此处不再说诚信了，单说“交换”，深深地为这种交换关系而称颂：
我和“螃蟹”有约，我花钱买了螃蟹，也花钱预约了“送货上门”，按道理我是不必再有任何的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