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 精彩片段：
第六章 艰难的平反
6、争一个“党员身份”
5月1日，丁玲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了《重印前言》。这篇文章发表在7月18日《人民日报》上。这是丁玲第一次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亮相。
丁玲在《重印前言》中，满怀激情地抒发了对毛泽东的崇敬之心。她回想起当年在阜平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的情景，那时她腰痛很厉害，行走困难，夜里睡不着觉，白天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写作。但她就像火线上喊着毛泽东的名字冲锋的战士，想着这本书是为毛主席写的，有一天要呈献给毛主席看的。她忍着剧痛把这本书写完。她说：“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不愿把这种思想、感情和这些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现在是不会有人认为我说这些是想表现自己，抬高自己的时候了，我倒觉得要说出那时我的这种真实的感情。”
这些话，是丁玲在毛泽东写了《再批判》、自己遭受了二十年不白之冤后说的。文章发表后，张凤珠去友谊宾馆看她，对她这种心情表示难以理解。丁玲笑了笑说：看来这二十多年，你政治上进步不大。这句话意味深长。
6月20日，戈扬和张凤珠来看丁玲，并向她转达了中国作协的通知：第四次文代会即将召开，要她准备在会上作一发言。第二天，丁玲致函“张僖同志并请转作协党组”，要求根据党的政策，根据改正的结论，尽快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以党员作家身份参加即将召开的四次文代会。信中说：“至于我个人出席这次文代会，我认为应该像1958年以前的两次文代会一样，明确地是以共产党员作家的身分参与会议。因为既然我的历史问题已经澄清，不存在敌我性质的问题，‘丁陈反党集团’根本不能成立，右派属于错划，改正结论中决定恢复我的党籍和行政级别，恢复我的政治名誉，那末便应该如此。只是现在我的改正结论中关于历史部分尚在重写。对此，我已在今年六月八日呈交的书面材料中再次申述过我自己的意见，希望能得到你们的考虑、采纳和及时处理，俾能早日恢复我的组织生活。”
6月24日，丁玲再次致函中国作协党组并转报中宣部，要求确认自己参加文代会的党员身份。但是，作协党组迟迟没有答复。
在这期间，丁玲却频频地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6月6日，她出现在《人民日报》登出的补选的五届政协委员名单里；6月15日到7月2日，她出席了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印入会议简报，邓颖超还和她拍了合影。《人民日报》刊登了丁玲的照片，新华社发表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将要再版的消息。七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杜晚香》。
“七一”前夕，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丁玲接到一个通知，要她出席政协第33组党员会议。因为作协还没有恢复她的组织生活，因此她走进会场时有些犹豫，问召集人周而复：“我没有走错地方吧？”周而复热情地回答：“你没有走错，就在这儿！”这是二十多年来，丁玲第一次参加党员会，会后，她激动地写出散文《“七一”有感》：“党啊，母亲！我回来了，今天，我参加了政协党员会。整整二十一年了，我日日夜夜盼望着这一天。”这篇文章登在七月一日《北京日报》上，中国作协党组对此很不满意。
现在，丁玲又要为恢复自己的党籍和组织生活而奋力力争了。
9月20日，丁玲第三次写信给张僖并转作协党组，要求早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信中说：对于作协复查办公室的复查结论，“除历史部分我保留自己的意见外，其余部分虽然还有意见，但为了顾全大局，我在结论上签了字。今年六月，感谢党中央的安排，我参加了五届二次政协会议，而且能够发表文章。但我的党的组织生活，至今没有恢复；我的生活费，至今仍按一九七五年‘四人帮’掌权、释放出狱时的规定，每月八十元，由山西长治按月寄来；我的户籍仍在长治农村老顶山公社。而且，按照我们党的一贯传统和政策规定——全错全纠，在多大范围内搞错的，在多大范围内平反，这里确实还有许多应做的事而没有做。因此，我不能不考虑，即使我有幸得到了参加这届文代会的资格，但过去强加于我，而且连篇累牍公开散布的错误结论没有公开撤销，一些不实之词没有推倒，没有恢复历史的真正面目，没有恢复组织生活，没有恢复政治名誉，我只是由‘大右派’进而为‘摘帽右派’、‘改正右派’，以这样的身份，以类似得到宽大处理的战俘身份去参与文代会，除了证明落实党的政策受到了阻碍，纠正历史的错误不彻底，不及时，不得力外，对党，对文代会议，对工作能有什么益处，能起什么积极作用呢？为此我曾在六月下旬写信给你们，希望早日落实政策，及时恢复组织生活，使我能像五十年代的两次文代会那样，以正常的共产党员的身份参与会议，但可惜没有得到答复。现在再一次向你们汇报并提出，请予指示。”
仍然是毫无反应，没有回音。中国作协以冷漠和沉默，回应满怀热望急于回到党的怀抱的丁玲。
无奈之下，丁玲不得不求助于中宣部。9月23日，她致信中宣部廖井丹副部长和胡耀邦部长：“我认为应该明确我参加会议的政治身份。既然作协的复查结论确认一九五五年的反党集团的结论是错误的，五七年的右派是错划，并决定恢复我的党籍、行政级别，那么我便应该像最早的两次文代会时那样，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与这次文代会，这是自然的。早在六月间，我便向作协党组书面陈述了这一意见和要求，但是没有得到答复。……难道因为我对历史结论有不同的保留意见，就能拖延党籍等问题的解决吗？万一我认为历史结论不合事实被迫做长期保留（这是党章允许的），是不是这些问题就一直不予解决呢？我想这是不应该的。现在离文代会日期不远了。我又一次向作协党组提出这一要求（请参阅附信），并且向您们呼吁，恳切希望得到您们的支持。”
9月，丁玲参加了两个老熟人的追悼会，一个是邵荃麟，一个是周立波，都在1957年的大会上严厉地批判过她。还有一个当年的重要角色登门拜访，康濯来表示歉意。丁玲和陈明像对老朋友一样很热情地接待了他。
国庆节到了，这是丁玲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在北京过国庆。她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出席了国庆招待会。国庆节过后不久，10月22日，她迁入了木樨地新居，那是一幢高干部长楼，她住在九层，戏曰“九重天”。从此，她居有定所，终于在北京城里又有了一个真正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