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尽的思念 精彩片段：
五四 终生难忘的教诲
吴阶平
今年是敬爱的周总理诞生90周年。他离开我们，转瞬已12年。
周总理为国计民生，世界大事，夜以继日，操碎了心。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72年之后，总理以病弱之躯，为国为民，日理万机，竭尽辛劳。他的伟大不仅表现在如何处理风云变幻的政治大事方面，也同样反映在处理国内同志、外国朋友和他本人的医疗问题上。
1957年以来，我有幸和其他医护人员一起，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医疗工作，在将近20年的实践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诲，终生难忘。
总理对同志的热情关怀，无微不至。他不但在中央领导同志、各省市领导同志的健康出现问题时亲自过问，就是对普通工人患者也十分关切。卞志强同志和我曾多次被派往一些医院看望生病的同志，了解病情发展和治疗情况，向他汇报。例如，“大庆铁人”王进喜同志因癌症住院，他对治疗方案仔细过问、过目，做过多次指示。即使是一位平日并不知名的伤病员，他在报上看到有关此人受伤或患病的报道，也总是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找我们询问情况，给予指示。例如：1969年北京市礼花厂女工王世芬同志在火药爆炸时，为抢救国家财产去拉电闸，以致周身三度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她的事迹在报端披露后，总理立刻派我们去了解治疗情况，并指示成立医疗领导小组。
总理对我说，我们两人来抓这个点。我感到总理在高抬我，帮助我在业务上提高认识。当王世芬的休克关、感染关都已度过时，总理告诫说：你们千万不要以为严重问题已经过去，“行百里，半九十”，不可掉以轻心。总理指出要注意不同时期主要的矛盾转化问题。诸如，怎样控制来访的众多记者，考虑卧床日久并发其他病症的可能性以及营养不良，结疤后妨碍出汗等等具体问题，都想到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总理的预见十分正确。总理观察力敏锐，考虑问题周密，掌握的科学知识渊博，不仅是表现在医学方面。
总理对人特别关心，他对所接触的同志，对战友，对战友的遗孤，无不关心。他每逢去医院探望患病同志时，总要询问还有哪些同志也在那里住院治疗，并去看望。
记得有一次他在某医院发现电梯开动时噪音很大，就立即要求赶快维修电梯，而且自己下楼时就不再乘电梯，以免影响病人休息。当他听到病房附近有犬吠声，知道是实验用犬，就指示把犬合迁到离病房远一些的地方。
总理对待病人是如此的细心体贴。他若听说或从报刊上看到对某些病症有了新药、新的治疗方法时，总是主动向我们询问这种药物这种治疗方法，对某某同志是否适用。总理从不满足于“不适用”这种笼统的答复，必须讲清楚为什么“不适用”。对于某些复杂的疑难病症，如有国外专家来华访问时，他就让我们利用一切机会，多方了解有无新的治疗方法。他经常对我们说：医生最需要辩证法，医生也最容易懂得辩证法，要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医生应该把实际情况告诉病人，发挥两个积极性，医生和病人一起同疾病作斗争。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病危时，总理去探望，发现没有给她输液。
总理立即查问为什么不输液。医护人员说：病人不肯接受输液。总理听后很不满意，严肃批评医务人员：不能把责任推给病人，这是你们工作不到家。他亲自向斯特朗说明输液的必要性，一直看着病人输上液才放心离去。总理不论走到哪个医院，总会发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诸如卫生没搞好、不够安静、暖气不热、伙食需要改善等等。
总理对医护人员非常关心爱护，从各个方面给予支持，同时又严格要求。总理对工作的认真精神是无与伦比的。他的工作如此繁重，还经常放弃休息，抽出一两个小时听我们汇报有关同志的医疗情况。时间往往安排到深夜11点、12点。他目光炯炯，边听边想。我切身的感受是即使对于纯业务问题，我们要比一个实习医师向教授汇报时，还更准备得仔细，考虑得周全。我们除了带上病历、化验结果、X线照片之外，总还得带上看片灯箱、图谱，甚至模型、显微镜和显微镜片等有关材料。因为总理不仅要听对诊断、治疗的结论性意见，还会提出一系列问题。不把所作结论的根据阐述清楚，治疗方案是不会被批准的。
总理对我们医疗汇报的指示，给我们很深刻的教育。他往往在每一份汇报上，用红笔对每一个标点符号都重新标点一遍，若有用错的符号就加以改正。假如我们在报告上仅写某日体温多少度，总理就会用红笔在数字之后，加上括号，注明前一天的体温是多少度。他的细致与记忆力使我们既惊讶又钦佩。以后我们也就懂得一定要加注前一天的体温数字，以便对比是上升还是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