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尽的思念 精彩片段：
五八 殚精竭虑 为国为民
连贯
在我的革命生涯中，可以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
在革命战争期间，我很难得见到周恩来，但工作的指导思想却多是来自周恩来。
通过我个人的体会，我由衷地认识到周恩来同志是一位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他胸怀博大，光明磊落，关心人民，关心干部。
1937年抗战爆发后，周恩来同志曾经对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将军说，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扬，受到海外华侨的拥护，他们寄钱寄物来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可是没有人办理接收。我想派人到香港去，以便接受支援物资，请你通知香港当局。我们不公开挂牌，设秘密办事处，不会妨碍你们的中立地位。接着中央就派了潘汉年、廖承志同志来，当八路军、新四军的代表。办事机构有两处，广州称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主任是云广英；香港设不挂牌的办事处，由我负责，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租了一间小店，挂“粤华公司”的牌子，作为公开的联系地点。根据恩来同志的指示，我们做了不少接受华侨捐赠物款的工作，还做了不少华侨和东南亚等地兄弟党的联络工作。有不少爱国华侨青年，通过我们到延安，到八路军、新四军去，我们还专门发动华侨青年中的汽车司机，到抗日前线去工作。
1939年，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利益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威胁，他们便与日本侵略者秘密谈判，妄图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搞所谓“东方慕尼黑”。香港有“八办”，虽然不是公开的，但日本人有情报，是瞒不过的，他们便向英国提出“抗议”。港英当局竟然出动侦探封闭了“粤华公司”，把我也拘留起来了。最后经周恩来同志对英国驻华大使提出交涉，才把我放了出来。
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期，特别在皖南事变之后，国内许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的安全受到威胁，恩来同志就组织他们转移到华南和香港来工作。
但是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不久，九龙、香港相继沦陷。就在这前后，我们接到了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特急电报，指示我们与广东党组织，想尽一切办法，把被困留在港九的许多重要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营救出来，转移到安全地带。这一来一往，足见周恩来同志关心人民，关心群众，对革命、对历史的负责精神，也足见他对中国革命的远见卓识和信心。根据恩来同志的指示，广东党组织和革命部队艰苦奋战，不惜牺牲，终于将全部人员救出，还救出英、美、印度等一批国际友人，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好的影响。
1946年秋，内战全面爆发后，周恩来同志曾要我专程到南京中共代表团去汇报工作。大概是九十月间，我同杨琳同志一同来到南京梅园新村，但是没有看到周恩来同志，即先向董必武同志作了汇报，后来他才告诉我们到上海思南路去见周恩来同志。
我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广东党组织在东江游击队北撤以后的工作和海外华侨工作情况，并听取了党中央在新形势下的工作指示。恩来同志对我讲，中央估计国民党要大打内战，不久就会迫使我们代表团离开南京、上海回到延安去。我们在大城市已暴露的干部和民主人士、文化人士会受到迫害，所以必须将他们转移到香港去。南方党组织要充分做好接应的准备工作。这些人中，能教书的就当教员，能办报的就办报，能做别的事的，就寻找别的社会职业，要千方百计安置下来……。恩来同志接见我的时候，还让我同邓颖超、李维汉、章汉夫、乔冠华、龚澎、张铁生、肖贤法、郭沫若、沈钧儒、胡绳同志等见了面。
我同杨琳同志在南京、上海两地一共停了两个星期左右，便一同返回香港，并立即向方方（香港分局书记）、林乎（副书记）同志传达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
在这以后，贯彻周恩来同志的有关指示，便成为我们的主要工作。
我们先后接待和安置了一大批（约有100多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著名学者、教授的生活和工作。有些人当了“寓公”；有些人去办报，搞宣传、文化工作；有些人到达德学院去当老师。达德学院是香港分局委托民主人士出面兴办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学生多来自华南各省和海外归来的革命青年。
继民盟委员闻一多和李公朴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之后，1947年2月，国民党又宣布民盟为非法，民盟总部被迫解散，主要领导人纷纷转移来港，至1947年底，全国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几乎云集香港。我们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加紧对他们进行团结、教育工作，帮助他们健全组织，并在生活上给予关怀和帮助。根据党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的精神，开展过对所谓“第三条道路”和“中间路线”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