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大师·叶企孙和他的时代 精彩片段：
第十一章 重回清华园
第四节
叶企孙名为科学史委员会副主任，实际上却承担着整个科学史机构的筹备工作。他永远是一个恪尽职守的工作者和一个目光如炬的战略家的形象。在“搭台唱戏”的时候，他认为机构不宜大，人员要精干。他非常反感人浮于事，反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人。在创办之初，想来科学史研究室不乏当时社会上名气很大的学者，但叶企孙不管他们来头多大，名声多响，坚持认真考察，绝不马虎。他因此挡驾了一个当红学者。一位从日本回国的学者想到研究室当翻译，叶先生坚持对其考试才录用。1957年1月科学史研究室正式挂牌，所有人员加起来仅有8人，可谓精简干练，以一当十。他之所以严格把关，是因为他对科学史格外看重，修史立言，国之大事，既然是科学史，当是科学家的大事，它会对整个中国科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他慎之又慎。研究科学史对别人来说，或许只是一个职业选择，但对叶企孙来说却是当事业看待。
叶企孙少小就喜读史书典籍，尤爱钻研数工理类书籍，并能从中寻觅出丝丝缕缕的线索，以求得出历史发展的规律。他的早期数学论文《考证商功》和《中国算学史略》就是他深研这些古代典籍后的结果。对于古代物理方面的书籍，他更是烂熟于心，他到研究所之后给所里人员上课，所讲《墨经》、《考工记》、《梦溪笔谈》、《镜镜聆痴》，也是他早年的读书积累。在所有的科学史准备中，他最钟爱的方向是天文学史。他虽是大物理学家，但他认为中国古代并未形成物理学这门独立的科学，而文学却异常丰厚，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可以挖掘。他在天文学方面的兴趣和研究方法给了当时刚入道不久的年轻学者席泽宗以深刻影响，耳濡目染，席泽宗成了叶企孙不折不扣的入室弟子。后来席泽宗在古代遗留下的史料中，寻找到了有关太阳黑子的踪迹，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席泽宗是科学史领域唯一的中科院院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所长。谈到与叶老在一起的日子，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席泽宗回答说是叶先生如何治史的思想——
如何研究科学史？叶先生认为，把一个科学家作出的成就，说成是不自觉地运用了唯物论和辩证法，把同一个科学家的失败又说成是受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影响，这种简单的划分不解决任何问题，等于没有研究。科学史是一门科学，人类认识物质世界的过程，受着生产力水平、实验条件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必须具体事物具体分析。要说明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完全是阻碍科学发展的，恐怕得读一读桑代克（t.thorndike）六卷本的《巫术和实验科学的历史》（a 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将其中所举例子一一驳倒，然后才能下结论。
叶老主张，研究科学史知识面要广。他很赞成乔治·萨顿（g.sarton，1884-1956）。此人学过化学和结晶学，受过数学和物理学的严格训练，掌握了包括阿拉伯语和汉语在内的14种语言。他为研究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以前的科学史，将所收集的背景材料，写成了一部书，取名为《科学史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共有三卷五册，其中包括不少中国科学成就。他在《研究科学史的四条指导思想》一文中，又把要注意东方思想的巨大价值列为第三条，认为“直到14世纪末，东方人和西方人是在企图解决同样性质的问题时共同工作的。从16世纪开始，他们走上不同道路。分歧的基本原因（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是西方科学家领悟了实验的方法并加以运用，而东方的科学家却未能领悟它”。（g.萨顿《科学的历史研究》，刘兵等译，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对于这样一位杰出的公正科学家，我们却要把他当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说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肆意贬低中国古代科学成就，叶老觉得这种做法只能是无知和偏见。
叶企孙对唯物史观怀有深深的敬意。他从来就认为一个物理科学家，特别是注重实验的物理科学家和唯物论有着天然的关系。他还知道，若用唯物论观点指导科学史研究，必定会结出灿烂绚丽的学术之花，并且会顺风顺水皆大欢喜。但在中国漫长的社会里，科技的发展并不仅仅是唯物论的推动。唯心论作为唯物论生长的必要条件，二者是相互对立又互相依存的关系，失去了任何一方，作为对立的一方就会枯萎和蜕变。唯物论和唯心论各有其认识与方法之用，用于揭示某种事物生成的秘密，完全可以互为条件解决无法自足的印证。特别是科学发明，它的生成因素很多，绝不可以生拉硬扯进唯物或唯心两分法的简单归类里，否则它会陷入反对一种倾向而掩盖另一种倾向的偏颇之中。在研究科学史中，如果说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完全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西方科学家全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就未免过于简单化和片面化。简单化和片面化，都会影响我们接近历史真实，这不是科学家应有的态度。
研究科学史首先要有科学态度。
当时正是“大跃进”的年代，在那样一个知识分子集体失语的背景下，叶企孙的声音显得执拗而又清朗。生活水准可以下降，政治待遇可以不要，但涉及祖国科学史的书写大事，他还是会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
1964年8月，北京举行科学讨论会。这是一次世界级的科学讨论会，许多国家都派出了代表团前来参加会议，叶企孙被排除在外。
与会期间，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各国科学家，特别是见到日本代表团团长坂田昌一时，毛泽东握住日本客人的手说：“我看过你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这篇文章，写得好！我同意你说的话，‘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的不可分的粒子……”毛泽东对科学的倚重和敏捷的思维立时活跃了现场气氛，也拉近了主客间的距离。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的原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告诉大家说，毛主席早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就说过，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原子分为原子核和电子，原子核又分为质子和中子，质子又有反质子等等。自然，毛泽东的这些话同样也成了讨论会上的中心议题，并且由此衍生出科学范围以外的诸多话题。后来，这个原本相当学术的科学话题被政治所用，一些人甚至将这些争论看做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
为了配合政治形势，一些原本埋头于专业的科学家不得已出来对一些所谓的资产阶级权威进行批判，在社会上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朱洪元先生就是一例。
朱洪元是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在高能粒子物理领域取得多项重要成果，他与叶企孙的高足胡宁先生一起引领开辟了粒子内部结构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其学术贡献受人嘉许。但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却于1965年7月3日在北京科学会堂的报告上对普朗克、瑞利·金斯、爱因斯坦等世界超一流物理大家冠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帽子加以挞伐，并将全文在当年第九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一时引得学术界哗然。
这时候沉默既久的叶企孙再次站了出来，以具真名真姓的果决，在1965年第四期《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发表了他在世的最后一篇文章，表现了一位伟大科学家的坦诚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