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大师·叶企孙和他的时代 精彩片段：
第十二章 在“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
第二节
叶铭汉得知叔父被关后，赶到“黑帮劳改队”里去看他。见到叶铭汉后，叶企孙责怪他说，你怎么来了？你不要来看我。不等叶铭汉开口说话，叶企孙就挥手示意让叶铭汉赶快离去。他是不想让叶铭汉受到牵连啊！看到侄子消失在夜色之中，叶企孙禁不住仰天长叹，他多么希望此刻有人能帮帮他，给他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为什么。
他想到了他的好友陈寅恪和吴宓。他想起他们三人20世纪20年代在哈佛曾经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当时陈寅恪就曾说过：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也不赞成“俄国式的共产主义”。吴宓和他也有同感。陈寅恪说这话的时候，已经29岁。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已经形成，并且一生再无变更。他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当他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受到蒋介石宴请时，曾亲见此公，“深觉此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归来赋诗《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中有“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一句。但是，他同样不买新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账，拒绝出任中科院有关职务。
1957年，67岁初度，陈寅恪诗云：“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斫头。”1958年，在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运动中，他受到批判。1961年秋，老友吴宓来穗探望，曾赋诗云：“五羊生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钟君点鬼行将及，汤子抛人转更忙。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吴宓后于日记中记叙说：“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出外由小彭搀扶而行。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顶秃，眉目成八字形。然寅恪兄精神极好，撮要谈述十二年来近况……政府虽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开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然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著，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版）1965年赠蒋天枢文中云：“寅恪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以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曾称“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
这样一位刚正不阿、浊世独清的学者，可以想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受的重创。因为惨遭批斗，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又添残疾。即使这样，也没能躲过红卫兵暴风骤雨式的揭批，凌辱备尝，且被指为“走资派”陶铸所庇护之“反动学术权威”，横遭批斗、抄家，藏书及珍贵文稿被洗劫一空，至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中山大学寓所忧愤以终。
而吴宓的一生又何尝不是如此。这个风流倜傥、博雅淹通的学者终生不改自己的判断，一直在沉寂中坚持，坚持。吴宓一直坚持到了暮年去广州探望陈寅恪，仍不“从时俗为转移”。就在那次会面临别时，陈寅恪像当年初识吴宓时那样又一次诗赠吴宓：
赠吴雨僧
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
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
因缘新旧意谁知，沧海栽桑事已迟。
幸有人间佳耦在，杜兰香去未移时。
果然是生离死别。1978年1月，吴宓含冤去世。至死，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
相比陈寅恪和吴宓，叶企孙虽然在思想感情上与他们有许多共同点，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几近相同，但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家，在处理专业和政治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还是不尽相同。或许是社会角色不同的原因，他与目光深邃的陈寅恪相比多了些激情和单纯，比儒雅风流的吴宓又多了些稳重和理性。吴宓在留学期间流露出懈怠和悲观时，叶企孙总是以锐意进取和卧薪尝胆的精神去影响他，当陈寅恪、吴宓对政治和时局发表看法时，他又是一位倾听者和学习者。在道德操守的高峰上，他们是凌云绝顶的3块奇石，只不过陈寅恪是嶙峋的那一块，吴宓的那一块身披绿苔、给人以浪漫的想象，而叶企孙则是貌不惊人却博得人们的惊赞。用平常心做非常事，成大事情做平凡人，这就是叶企孙一生的做人原则。像他这样身份的科学家，在抗日战争中亲率学生去抗日前线，又在日寇的眼皮底下运筹帷幄的，中国能有几人？在昆明西南联大时，他身为代理校长，却情愿为学生拍案而起，为烈士扶棺怒斥国民党歹徒。他一心向往光明向往进步，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充满信任和热情，他原本对政治一无热情二无兴趣，但为了适应新时代，他努力学习政治，渐渐关心政治和时局，在他的日记中，用相当大的篇幅记录了新中国的国际形势、外交和军事情况。他关心政治，但不参与政治，并主动疏远政治，这是他与陈寅恪大同小异的地方。陈寅恪明确表示：“我决不反对政权，在宣统三年（1911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见解，再研究学术”，“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著作，并不学习政治’”。叶企孙与陈寅恪一样，求学时就看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一系列著作。他主张学以致用，而不是形式化、表面化，更不是去赶时髦。他曾问过一个学生，读过几部马列方面的书，学生答只读过《大众哲学》。叶企孙说，只读过一本书怎能进行选择和判断？陈寅恪正因为认真学习过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才作出他一生的选择：“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不赞成俄国式的共产主义。”因为他们知道的有关俄国的东西太多太多，比如斯大林专制主义的建立和形成。
一些学者曾这样说：“正是从斯大林那里，希特勒学到了对全体无辜人民进行斩草除根的艺术。我们不能抱着善心去抗击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暴行，却同时对600万苏联集中营的难民保持沉默。”同时，作为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一位有着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的大知识分子，平生最快意的事情大概就是能自由“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