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关于中国梦的十个样本 精彩片段：
十、康厚明 从“农民工”到“人大代表”
家，在哪里？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居者有其屋”，然而中国最基层的农民工，目前已成为我国重要的产业工人，对国家、对社会、对城市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他们中绝大部分还没有实现“居者有其屋”。他们在不断地奔波、游走、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他们依旧住在简陋的出租房，他们不知道，到底家在哪里？
山城重庆，两江环抱，三面濒水，最美的是这里的夜景，若站在市区最高处鹅岭公园的两江亭上，整个山城尽收眼底。每当夜幕降临，但见整个山城华光四射、灯火通明，宛若“银河落九天”。曾有诗人这样写道，“此景只应天上有，天下夜景在渝洲”。
2008年4月的一个傍晚，在重庆一家老字号火锅店，十几个农民工边吃火锅，边兴奋地谈论着。坐在最里面的就是康厚明，挨着他的是刘胜玉和儿子康钦华；在左侧靠外面的是康厚健和媳妇杨作蓉，还有他们在镇里读中学的儿子，还有康厚明的三姐夫梁益海和女儿；靠着康厚明右侧的是他大姐夫和儿子、女儿。除刘胜玉沉默外，大家都对康厚明不久前在北京的“精彩表现”表示祝贺。
这是一次难得的家庭聚会。
这些年来，康厚明家的兄弟姐妹七人聚少离多，除了二姐在家种地，其他的几个全都出外打工。最小的两个妹妹命运都挺坎坷，一个搞过传销，赔了不少钱；另一个在老家离了婚，到了广州。她俩一般至少两年才能回来老家一次，每次都待不了几天，还得匆忙回去。
康厚明的三姐夫梁益海曾是知青，在下乡期间认识康厚明三姐，后来结婚了。他曾去过新疆、广州、重庆等地打工，因为身体原因，梁益海不到38岁就“病退”了。现在他们就住在永川，打一点零时工。他们的女儿刚结婚，目前在康厚明大姐的儿子开的公司打工。
康厚明的大姐一家日子过得不错，在家族中也颇有地位。大姐夫原来是他们村子的村长，现在又是康厚明打工的公司的老板。除此之外，他们的儿女也都有出息，儿子是公务员，后来下海经商，开了公司；女儿在电厂工作，属于正式职工。目前他们农村的房子全部卖掉了，田地也交给了生产队，户口全都迁到城里，他们已在永川买了房子。
一直奔波不定的康厚健，现在也总算稳定下来。他和爱人几年前已经从广州回到重庆，目前和哥哥在一起，搞建筑工程。他们农村的房子已卖掉了，刚在永川买了120平的房子，花了20多万。他的新房没钱装修，还不能去住，只得边租房，边打工挣钱。他们的儿子已初中毕业，想到永川读高中。在广州那十几年，康厚健其实挣钱还是不少的，尤其是轧钢厂那几年收入很高，每个月至少有四五千块钱的收入；在手袋厂，他也已成为了管理人员，但广州房价太高，根本买不起，最后无奈地选择离开。
或许，康厚健还是幸运的，因为他至少在永川买了房子，尽管贷了些款。康厚明的际遇显然要糟糕得多，尽管他已经是全国人大代表。
他曾奋斗了18年，才在农村盖好房子。但是要想在城里买楼房，对他来说还是一个遥远的梦。在人大会上，他曾提出给农民建立廉租房的建议。
“我们的民工班，有10对夫妻同在城市奋斗，公司只能提供民工的集体宿舍，夫妻两人要想住在一起，就只有出去租房子，但租最简陋的房子，每个月都要两百元左右。最后只有把一间房子用层板隔成若干个小家，供夫妻居住。这样很不方便、很尴尬。这些年来，政府建了些廉租房。但总量太少，并且首先满足的是辖区的低收入居民，农民工住上的非常少。建议政府每年可以按土地供应总量的一定比例建廉租房，让更多买不起商品房的农民工也能在城市里有个窝。”
从1998年至今，康厚明一直住在重庆。从2003年开始，刘胜玉也离开石牛寺村，到了重庆城建集团，两口子一直住在单位集体宿舍。目前两个人积蓄还不到4万元，康厚明现在月收入2000元，妻子刘胜玉月工资700元，他俩把攒下来的钱都供儿子读书了，想在城里买房子，简直是天方夜谭。
“这两年儿子念书花了些钱，这是必需的！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俩常年在外面打工，两三个月才回家一次，回来没待几天，又得匆忙地离开。儿子因为过于节俭，现在得了白血病，作为父母没尽到责任，感到很难过。儿子没考上大学，我们拿钱让他在重庆大学计算机专业读完了大专自考课程，之后又让他到北大青鸟软件开发专业学习。等他毕业参加工作了，我们的经济压力就没这么大了。重庆现在房价太高，我们准备在永川买房子，买小一点的，两室就够住了。因为目前还不知道儿子在哪边发展，所以花得少一点，清静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