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读书与做人 精彩片段：
做人篇
二、盈满之时，不待天平，当预先自平
题解
本篇辑缀了曾国藩自咸丰十年六月至同治三年四月写给九弟曾国荃及季弟曾国葆的十五封信的内容。
读完《精神愈用而愈出，智慧越苦而愈明》篇，再来读这一篇，你会感受到十分强烈的反差，即由激昂进取急转直下而变成谦抑谨慎。其根本原因，在于背景的转换。
曾国藩于咸丰七年二月初四（1857年2月27日）回家奔父丧，至咸丰八年六月初三（1858年7月13日）接到出办浙江军务的圣旨，其间历经一年零四个月的赋闲生活，满以为此生再无缘返军，只好将一腔抱负寄托在九弟身上，由于寄望至切，用心弥深，对九弟总以激励之词为主。谁料，世事如棋，第二年咸丰皇帝又重新启用了曾国藩。
重掌军权的曾国藩，早已今非昔比，甚至有了两世为人的意味。这是被君王闲置一段的结果，巨大的尴尬与痛切的失落，仿佛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将曾国藩这块生硬的铁终于熔炼成柔韧的钢。曾国藩变刚直为圆融，由高昂转低调。
这期间最能体现他的思想的莫过于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写给九弟曾国荃和季弟曾国葆的信了。信中所谈极其深刻而令人戒惧。先从弟弟脸色难看而不自知说起，不惜以自己的毛病为例对弟弟进行规劝。然后居安思危，提出让人悚然心惊的话题：即曾家目前正值鼎盛，却恰是面临险境：按日中则昃，月盈而亏的规律，曾家难保不趋向衰落。他引用管子所说“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的话加以警醒，引西汉霍氏家族与三国东吴诸葛恪家族覆灭的教训进行论证。从而提出一个不待天实施刮平而自己预先刮平的方法，即廉、谦、劳三字，进而毫不留情地例举两位弟弟不合这三字的行为，加以训戒。
通观曾国藩一生，易经的变易思想在他的心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几乎成为他须臾不敢忘却的座右铭。鉴于自己失而复得的高位，他倍加珍惜；能否保持长久，他心有余悸。他对弟弟说：我惭愧地窃居高位，窃取虚名，时刻都有颠覆坠落的危险。我通观古今人物，像我们这样的权势，能保全、得到善终的极少。我深怕在鼎蛊之时，都不能庇护弟弟们；在我颠覆坠落的时候，或许还会连累弟弟们。只能在没有事发生的时候，经常拿危险之词和苦困之语来互相劝诫，也许这样可以避免大灾难。
特别就眼下攻克金陵，彻底平灭太平军这样的不世之功，他更不敢奢望。故此他反复告诫弟弟：要畏知天命。攻克南京城，是本朝的大功勋，也是千古的大功名，全凭上天做主，怎么能完全依靠人力呢？上天对于大功名，很吝啬很珍惜，一定在你经历了千磨百折、艰难困顿之后才赐予你。畏惧天命，则对于金陵可不可以攻克之数，不敢丝毫代替上天。而且经常感到我们兄弟并非栋梁之材，无圣人之德，不具备立大功的机会。克复金陵的事果真有望，这都是本朝的福分，决不是我辈做臣民的所能做到的。不仅是我并没有身临前线而所以不敢有一点张扬的念头，即使像弟备尝艰苦，也一定要深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与劳绩是臣的本分、福运在于国家的道理。
畏知天命，其实就是畏惧盛极而衰的规律。如何自我谦抑，曾国藩深谙其道。最根本的就在于“忠义”与“爱民”。他告诉弟弟：我们现在之所以拥有一些虚名，为众人追随，全靠我们的忠义，不忘皇上叫做忠，不失信于朋友，叫做义；凡养民以为民，设官亦为民也，官不爱民，我所痛恨。这便窥到了为政之道的秘奥了。
当然曾国藩也并非一味的只讲谦抑而不讲刚强，而是强调刚柔互用。故此才有关于“明强”、“审力”、“将略”、“胸襟”等方面的极力倡导，甚至不厌其细地教弟弟如何对待降将。但就这一时期的基本格调而言，则是偏于畏和慎二字，他极力推崇的境界则是：花未全开月未圆。
行事则不激不随，处位则可高可卑
季弟左右：
顷接沅弟信，知弟接行知，以训导加国子监学正衔，不胜欣慰。官阶初晋，虽不足为吾季荣，惟弟此次出山，行事则不激不随，处位则可高可卑，上下大小，无人不翕然悦服，因而凡事皆不拂意，而官阶亦由之而晋，或者前数年抑塞之气，至是将畅然大舒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我弟若常常履信思顺，如此名位岂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