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科学怪杰鲍林 精彩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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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很有说服力的人
对鲍林来说，使用维生素Ｃ治疗癌症，原本只是一个关系到科学的问题，现在，爱娃生了这种病，这就同时成了一件私人的事情。卡梅隆得到的最新成果再一次支持了鲍林的看法，也即这个问题比原来的认识更重要。1976年，就在他和卡梅隆的论文在《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的那一个星期里，鲍林在伦敦的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讲话。这一次，他不只是用温和的方式建议大家作进一步研究，而是用斩钉截铁的语调说：“根据我的观点，抗坏血酸很可能就是防治癌症的最有效也是最重要的物质。”他作出估计说，正确地使用维生素，可使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75％。
鲍林这种凭空想象出的估计，再加上他用作根据的资料又少得可怜，结果使医学界对他思想的藐视更加根深蒂固了。
然而，鲍林真可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乐观主义者。接下来，他和鲁滨逊打算向有关方面提出两笔要求资助的申请，其数额之大是他以前从未有过的。第一个资助项目主要负责人是鲁滨逊，计划数是580万美元，配合凯瑟永久保健系统建立一个国家级尿库和血库，其中贮有可以供临床使用的几十万份样本；第二个资助项目由鲍林负责，要求国家癌症研究所提供250万美元，“用来支持基础性研究，开展在苏格兰进行的那种对维生素Ｃ的试验、动物试验以及病人对照试验。”
基本的策略很简单：如果提供资金的机构认为，这个研究所太小，难以支持重大的研究，他就要求提供足够的资金来扩大研究所的规模。鲍林一连四次遭到了有关方面的拒绝，然而他并没有气馁。正如一位持怀疑态度的国家医学研究院的研究员所说，“这位仁兄可不肯让步，他可以三天两头找上门跟你磨。”
1977年初，事情已不容再拖，这两份申请最终没有被批准。拒绝鲍林这个项目的部分理由是：评审人认为，对照试验很难做，治疗的方法也过于笼统，无法重复做试验。两个项目都被认为有不切实际的毛病：一个小小的研究所，管理和资金都很成问题，充其量也只有四名研究者，其中还包括鲍林，竟然要求提供800万美元的资助，胃口也实在太大了。
申请资助遭到有关方面的拒绝，本身就成了新闻。“鲍林和其他上了年纪的科学家一样，根本不想再等了，”国家癌症研究所项目规划人约翰·卡尔贝勒解释说。“他不想按一定的规章办事——科学研究也得一步一步来——而在他年轻的时候可不是这样。”森特一哲尔吉也曾要求国家癌症研究所资助他研究维生素Ｃ对健康的益处，卡尔贝勒对他也没有客气一点。“我本人是想给鲍林或森特一哲尔吉钞票的，但我就是不愿意资助那些元老派人物，”他说，“而且他们连一份可供审核的申请书都不愿送上来。”
鲍林作出了反应。他给国会几十名议员寄去了项目建议书的抄件，并附上了一封信，说明申请遭到拒绝的情况。在这些议员中，就有特德·肯尼迪、乔治·麦戈文以及众议院负责卫生和营养的几个小组委员会主任。他和鲁滨逊还与一位律师进行了接触，询问能不能控告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不公正行为。律师的咨询意见是，在法律上，美国人无权迫使他人一定要满足自己资助的要求，因此，他们控告一个联邦的机构，其成功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不过，鲍林的活动至少对一个重要人物开始产生一定的影响，他就是国家癌症研究所所长文松·德维塔。“我的看法是，用抗坏血酸来防治癌症，很可能成为在最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在癌症研究方面最为重要的发现。在过去的四年里，我对这一意见愈来愈深信不疑了，”鲍林在1977年初给德维塔的信中这样说。刚开始的时候，德维塔与大多数同行一样，对维生素Ｃ的价值根本就没有重视，他本人的基点就一直集中在癌症的药物冶疗上。此时，这位所长心里想，认真地作一次临床对照性试验，也许能一劳永逸地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鲍林博士开始与我在私下里接触，”他这样回忆道。“他两度写信给我，并且亲自来看望我。他使我相信，他得到的数据很有启发性……鲍林博士是一位很有说服力的人。”
在劝说国家癌症研究所对维生素Ｃ作一次试验的过程中，公众舆论也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德维塔亲自指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征服癌症的战争”，联邦政府为这场运动已经拨出了几亿美元的资金。但是根据一些人的批评意见，他取得的成果却不多。正如鲍林不无得意地指出的那样，多年来，最普通也是最难治愈的癌症死亡率并无明显的下降。德维塔心里明白，要是他继续对鲍林采取完全置之不理的态度，那么一些著名科学家公开施压、国会游说话动增强以及对国家癌症研究所进行攻击等等情况就会继续下去。
1977年3月，德维塔致函鲍林称，他正在作出安排，对维生素Ｃ进行鲍林所要的那种试验。试验者将是一位无可指责的权威人士：查尔斯·莫特尔，梅奥医学院肿瘤学教授，梅奥癌症综合防治中心主任。4月，鲍林拜访了国家癌症研究所，商讨如何进行有关的试验。这将是一次双育试验，受试对象是相当数量的晚期癌症病人，并用大剂量维生素Ｃ。鲍林在致函莫特尔时强调受试者一定要是免疫系统未受过干扰的病人（也就是先前未受化疗或放疗严重影响的病人），以保证维生素Ｃ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增强免疫系统的能力，只要病人不死，就一定要坚持运用维生素Ｃ的治疗方法。之所以要强调这最后一点，原因在于避免卡梅隆等人所观察到的那种反弹效应，也就是突然中断服用大剂量维生素Ｃ时，癌症患者的血压不但不会逐渐恢复正常，反而会大幅度下降。鲍林非常担心这种反弹效应会夺走停服维生素Ｃ的病人的生命。莫特尔似乎对他的建议持欢迎态度。根据预定规划，梅奥的试验研究将在这一年晚些时候进行。
此时，鲍林夫妇的时间大致分成了相等的两部分，一部分在帕罗·阿尔托大苏尔牧场度过，另一部分则用于外出旅行。1977年夏季，鲍林和爱娃前往爱尔兰访问，在那里，他被选为一次环境学会议的名誉主席（他仍不断地发表一些言辞激烈的声明，指出人口增长过快、核武器、环境恶化等造成的危险）；在瑞士参加了一次诺贝尔奖得主的会议；又到伦敦看望了彼得，并与英国科学家谈论维生素Ｃ和癌症的关系，最后又再次去莱波谷医院拜访了卡梅隆。鲍林曾费尽心机劝说他这位苏格兰同行加入他在加利福尼亚的研究工作的行列，但卡梅隆又一次谢绝了他的邀请。
鲍林回到研究所以后，事情仍像往常一样处于动荡不定的状态。《新科学家》杂志在1977年夏曾刊登过一篇调查报告，给研究所描述了这样一幅景象：各种各样的研究设备凌乱不堪，向国家癌症研究所申请资助遭到拒绝，工作人员对鲁滨逊的独断专行深表不满，所办的诊所运行不到八个月就关门了，据说是诊所主任就谁是负责人的问题上争吵不休——而鲍林又不好意思进行干预和决断。
另一方面，筹资问题倒逐渐有了眉目。研究所在如《巴龙》、《华尔街杂志》等经济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构思巧妙的广告，开始收到成效：“一千只患有恶性肿瘤的老鼠待售——每只138美元”是其中一则广告的标题；“莱纳斯·鲍林——1954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6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年因维生素Ｃ获得诺贝尔奖”是另一则广告的标题。研究所还雇佣了一家专业的直邮公司来帮助策划募捐活动，例如，《预防》杂志的读者就成了募捐的对象。事实证明，这一努力也取得了很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