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最后23个春秋 精彩片段：
第七章 抚桑也有难忘的梦
东瀛，我又来了！
“我四个月不曾执笔。在医院里一共写了十六、七篇文章。最后一篇就是在东京召开的国际笔会大会上的发言《我们为什么写作？》。写完发言稿不久我便离开医院。这次回家不是病已经完全治好，只是出去作参加东京大会的准备。医生同意我出国，这说明我的病已经给药物控制住了，健康逐渐在恢复。只要按时服药，不让自己疲劳，我看短短两个星期的出国访问是可以应付过去的。
“我的确很乐观。朋友中多数不赞成我出国开会，他们害怕我的身体吃不消。我病了两年多，两次住院就花去一年的时间，接触新鲜空气的机会很少，自我感觉就是一个病人。探望的亲友们一来，问的、谈的也总是关于病的事，谈得越多，我越是精神不振。看到我的这种精神状态，又了解我的一些病情，亲友们当然会为我的健康担心。其实连我自己也有过灰心的时候。跟疾病作斗争，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也少不了医生的支持。医生的同意给了我很大的鼓励。”1984年6月，巴金在第二次访问日本归来以后，执笔写下了上面的文字。这是巴金继1979年4月第一次去日本之后的第二次赴日。
前一次访问日本，巴金是和谢冰心等中国作家一起去的。那时他的身体没有任何疾病，尽管经过十年浩劫的折腾，巴金的身心也难免疲惫，然而那时的巴金毕竟有种从阴影里挣扎出来的振奋感和喜悦感。前一次日本之行，前后花去了十几天时间，对日本进行的访问也是从南到北，从东至西的。而巴金第二次再去东京，是为了参加第45届世界笔会。在此期间，巴金由于身体的原因，并没有像前一次那样在日本各地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巴金毕竟是老了，又患上了帕金森氏综合症，所以身体始终很弱。他即便不坐轮椅，也一定要以手杖来保持身体的平衡。
巴金又一次拿起笔来，写他那尚未峻工的文字工程《随想录》。这是在他从东京回上海的一个月之后。当初巴金所以在医院同意前往日本参加这次笔会，除了他本人身负的代表团长职务之外，还有另一层原因，就是巴金多年和日本文学界的朋友们，他们也始终在盛情欢迎巴金前往东京赴会。
当巴金还躺在华东医院病榻上治疗疾病的时候，他的日本老朋友井上靖就已经先后三次来华东医院看望巴金了。不久，另一位与巴金有几十年友情的友人水上勉也走进了巴金的病室。他们的到来当然不仅为着邀请巴金去日本参加笔会，更重要的是他们代表着许多日本作家朋友在关心着巴金的身体。巴金面对这些日本友人的热情，已经暗暗下决心要再一次飞往日本。因为在他的心里绝不让欢迎他的日本朋友们失望。然而那时候巴金正为帕金森氏综合症所困扰，他究竟能不能顺利地走出国门，再一次飞往扶桑与日本朋友相聚，连巴金自己也没有把握。好在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天，当浓浓春意终于来到黄浦江畔的时候，巴金的身体开始好转。负责他腿伤与帕金森氏症的医生，经过多次检查，最后都表示同意巴金出国。就这样，老人又一次来到了日本，不过他不再像前次那样可以手拄藤杖健步如飞，如今巴金再来日本只能以轮椅代步了。
巴金在下榻的东京京王广场饭店里，依然宾客如云，几乎每天都有日本友人前来探望。身边人都关心巴金的身体，可是巴金始终坚持一定要会见来访的客人，他对身边人说：“我既然来了，就要尽可能多的见些老朋友，不要拒绝任何人的来访，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友情让生病的巴金变得年轻。他不顾年高体迈亲自剪往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走访，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举行的招待会上，巴金又一次感受到友谊的力量。在国际笔会47届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德高望重的中国作家巴金顿时成了各国作家注目的焦点。他在大会上的讲话再一次引起了喝彩和掌声……两个星期就这样令人依恋地从巴金身边过去了。在成田机场上，坐在轮椅上的巴金回首着熟悉又陌生的东京心情激动。这里曾是他三次来过的地方，战争年代第一次来这里的巴金，还是个没有成名的青年作家。第二次来日本的巴金，已经是一位中国文坛上的泰斗，并且他走出了“四人帮”极左思潮的阴影，正在涣发青春，准备以最大热情重新投入写作的时候；第三次他又一次来到日本，巴金是刚刚医治好跌伤的左腿，他并没有像行前亲友和医生们所担心的那样，会病倒在东京。现在，巴金依然精神矍铄地踏上了飞机。当他站在机舱门前向那些守候在停机坪上的送行人员高高挥起手臂的时候，巴金感到自己正在走进一个全新的历史里程！
上海武康路13号仍然静悄悄。巴金自从腿伤以后，已经许久没有回这个家了。他一直住在华东医院的病室里，现在当他再次回到那幽静小楼上来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五斗橱上的骨灰盒。那是久违了的萧珊。如今她依然在小楼上，就象那山花烂漫之时在丛中微笑的梅花一样，正悄悄地笑望着巴金的今天。想到亡妻，巴金心头又难免泛起几分感伤。他由萧珊会想到日本友人中岛健藏的坟墓。这次巴金到东京的另一个夙愿也实现了，那就是前去中岛先生的墓前献花。
“我到了东京，晚上商谈日程时，只向主人提一个要求：去中岛健藏先生墓前献花。第二天上午车子把我送到了豪德寺。中岛京子夫人早已在门口等候，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吾夫先生也来了，他们给我带路，女儿小林或者担任译员的小陈搀扶我。多少年我没有这种‘清晨入古寺’的感觉了。但是我怎么能相信我是去扫墓呢？这位分别七年的老友，他的笑声还在我的耳边。我多么想看见他，我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呀，可惜的是，我为我的移动艰难的左腿感到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