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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与红学_杀一个文明容易建一个文明很难——对汉字拉丁化的意见

唐德刚
随笔杂谈
总共20章(已完结

史学与红学 精彩片段:

杀一个文明容易建一个文明很难——对汉字拉丁化的意见

1981年圣诞节后一个星期日(27日)下午2时至6时,纽约唐人街华人联合会二楼有一个文字改革讨论会,出席这个会议者均是专家学者,如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唐德刚、沈善鋐,哥伦比亚大学张之丙,西东大学杨力宇,纽约州立大学邝治中,专家李鑫矩、袁晓园等十余人。

与会者都曾发言,有人认为,中国文字太难,不易学,必须要加以改革;也有人认为中文不科学,不能进入计算机,所以要改革。而改进之道,过激派则主张用拼音;也有温和的主张,就现有的文字基础上求改进。有一些人,对自己提出的意见很像陈独秀,悍气十足地“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讨论会上意见分歧,但高见还是不少。其中,唐德刚教授的发言最多,对汉字拉丁化的意见也最为中肯。

唐德刚说汉字拉丁化最早的倡议者是明末清初的耶稣会传教士,洋人习中文,以罗马字拼音来帮助记忆。清末劳乃宣也曾略加尝试。后来赵元任也用罗马字来拼音,也都只是帮助发音,并不是要代替汉字。而真正要废除汉字、代之以拉丁化的文字,则是吴玉章等一批左翼文人在1932年以后才推动的,其中且有国际背景(第三国际)。

他们何以要搞汉字拉丁化?

唐德刚认为这是半个胡适的结果——只搞“大胆假设”,不搞“小心求证”。有些人认为方块字难、拼音字容易。最早创此说者为逊清末叶《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后来从此说者为蒋廷黻及郭沫若。

1938年,蒋廷黻说:“我国的文字原来比欧美各国的字母的文字难,而社会又把文字知识的标准定得很高。青年的文字负担之重实在可怜极了。我国小学和中学的课程在国文一门上所费的时间比欧美各国要多一倍。”

1953年郭沫若也说过类似的话,郭说,使用汉字,在一个受教育的过程上,自小学至大学较拼音文字国家的学生起码要延长两年。

马建忠认为中国文字本不难,因为无文法所以难学,故作《马氏文通》;蒋氏本人很早出洋,文字粗通;至于郭沫若,一不懂拼音文字,二没有搞过双语教育,也是外行。唐德刚认为大陆上主张文字改革者均是五四遗老——新文化遗老。新文化已变成老文化,新文化已不再新了。新文化运动后继无人,剩下一些半吊子的五四遗老,老朽昏庸。

在这次座谈会上,一位计算机专家发言时,就是从郭说,并予夸大。他说中国人学汉字要比拼音文字的国家多花费十五年,即损失十五年光阴。唐德刚听了这位专家的话,首先起来反对这种说法,他说:“这是大胆假设,但没有小心求证,太夸大了,太渲染了。这种说法,我以前相信,但自从哥伦比亚大学转来纽约市立大学教书后,就不再相信了。”他说,中国一个高中毕业的学生,能够看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所执教的纽约市立大学,全部学生总数有十余万人,每年新生都是纽约市高中毕业招来的,而其中有半数看不懂《纽约时报》。大学生看不懂本地的报纸,岂不是笑话,但这是铁的事实。所以唐德刚认为中国文字比拼音文字难学的理论不能成立。

然后,唐德刚以他自己的经验来现身说法,他说:“我读中学时,我花在英文、数理化上的时间最多,而在中文上所花的时间最少,大约只有百分之五。而我现在用的中文,也就是凭以前花百分之五的上学时间学来的中文。”然后唐德刚笑着说:“我的中文并不太坏呀!”

接着唐德刚特别强调拼音文字亦并非想象中那样容易。他说:“拿纽约地区为例:中国侨胞约有十余万人,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不能说英语、不能看英文报纸。也许有人说这与教育程度有关。那么拿我们留学生来说,今日旅美华裔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学者、博士、硕士何止千万,但能写得出一封清顺无讹的英文信者,我相信不到百分之二十。所以有人说拼音文字比方块字容易,我不同意这种大胆假设。”

他进一步说,中国的汉字有多少呢?如以《康熙字典》为准,加上附录,则全数约五万字。“我的国文不算太坏,有一次我拿《康熙字典》来测验我自己到底能认多少字,结果只有十分之一的认字率。所以中国文法科大学毕业生认字总数不出五千字,平时使用已经足够了,而我有了这五千字的基础,曾去做过大学国文教师。”

反观英文,全部单词数约十六万,我们以看《纽约时报》第一版为例,没有一天不发现生字,如果一个人想要把五磅重的星期日的《纽约时报》全部读通,则非识五万单词不可,五万单词则比《康熙字典》所有的字还要多,我们非识全部《康熙字典》所有的字始能看懂星期日的报纸,岂不是笑话。唐德刚说:“拼音文字就是如此的啊!”所以我们学英文,用的字十倍于中文。他举一个例子,中文“国会”,到了英文里就有congress及parliament之别。他说这个还算好的。试举“羊”字为例,则就花样更多了。他说在我们单音节的词汇里,认识一个“羊”字,便可认出“羊”族有关的字来,如公羊、母羊、羔羊、山羊、绵羊、羊肉、羊毛等,我们一看词组便知词义。但在拼音文字里,音节太长,单词不易组合。

英语里羊总称sheep,公羊叫ram,母羊叫ewe,山羊叫goat,羔羊叫lamb,羊毛叫wool,羊肉叫mutton。1967年是羊年,中国年元旦清晨,纽约美联社总社编辑部编辑老爷打急电来问这“羊年”是公羊之年,还是母羊之年,或是山羊之年。唐德刚说:“把我难倒了。一个小羊过年就弄得我如此伤神,那我们‘骅骝开道路’的‘马家’过年,那还得了!”

作品简介:

论中国大陆落后问题的秦汉根源,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海外读曹雪芹的“文化冲突”,杀一个文明容易建一个文明很难……

《史学与红学》收录了史家唐德刚在史学理论、研究方法和红学方面的札记共计十七篇,论及史学与文学的关系、小说与历史的关系、海外中国作家的本土性、汉字拉丁化等议题。作者认为,“文史不分”是传统东、西方史学异曲同工之处,优秀的史学著作往往也是卓越的文学精品,主张史以文传,避免僵硬执拗地治史,并强调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书中细述李宗仁回忆录成书过程的篇章,可见其在口述史学方面用功之深,作者对《红楼梦》里避讳问题的集中讨论和“以经读经”分析曹雪芹的“文化冲突”的文章也颇有创见。

《史学与红学》谈的是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唐先生的文笔有文学笔底,写得灵活,因而让读者不忍停下来,这就是文学笔法的功劳。后来跟史家唐德刚打过笔仗的夏志清先生十分看重“唐派散文”,称其为“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

作者:唐德刚

标签:唐德刚史学与红学随笔杂文历史文学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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