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是温暖的驿站：费孝通人物随笔 精彩片段：
第五辑 文章千古事
读张菊生先生《刍荛之言》
《中建》第1卷第7期转载了张菊生先生在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的致词，题目是《刍荛之言》。这是一篇大家应当读而不易读到的重要文献，因为张先生在这短短的致词里说出了现在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人民大众要想说的话；同时也以他学术先进，年高德劭的资格，对我们这些厕身文化界的后进发出他衷心的警告和期待。他警告我们：学术不能在战火遍地中存在象牙之塔里。警告我们：不应当做埋头在沙土里的鸵鸟，不看看血淋淋的现实。更警告我们一个更明白不过的难免结局：我们将“万劫不复，永远要做人家的奴隶和牛马了”。他对我们有期待、有号召，就是效法向戌☾1☽和宋牼☾2☽做时代的和平使者，所以他最后说：“元济☾3☽也有无穷的期望，寄托在今天在座的诸位学术大家。”在座的学术大家们对于张先生的期待有什么感想和反应我们不知道，但是在我读来，除了惭愧内疚之余，却有很多感想，所以想在这里拉杂一谈。
一
张先生年事已高，从他个人的生命历程上说已到了最后的一段，一生事业已告完成；道德文章也已有定论。对他私人来说，正可以自娱暮年岁月。世界虽乱，直接还威胁不到他老人家的生活，不会像“胡适之先生在北平，每天不能全吃饭，晚上都是喝粥”。但是他忍不住了。他在这国家盛典中说出这许多煞风景的话来，若不是心里难过到万分，决不会如此。什么使他心里难过到万分的呢？
这些年来我常常觉得老年人比了我们这些中年人对于国事积极得多。青年人勇往直前的性格是可以理解，被称为保守的老年人，反而积极起来，那真值得我们反省。现在的老年人实在看不过这个局面了。“看不过”的三字包含着相当复杂的心理背景。中国过去一个世纪虽则进步的势力遭受到很多挫折，但是我们得承认这些挫折并不是都出于老年人的顽固。当西洋的工业势力打开了远东大陆之门，最初虽则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类半推半就的拗执，但是很快地代表传统这一代自承认失败了，心理上向新兴的力量低了头。即使想为传统旧势力挣扎的也不能不穿着时髦的外衣。袁世凯恢复帝制的雄图竟成了一出喜剧，这也是表示中国人民在心理上已充分准备着接受和传统不同的新时代。年老的一辈退休了，“这世界不是我们的了”。但是经了半个世纪，再看看这局面，连50年前的情形都不如了。自称为代表新势力的人物不但把国家的事务弄得不成个样子，而且在个人做人做事的标准上说，也一无是处。他们利用了一般人民弃旧迎新的心理，篡袭了名位，营私舞弊，表演出世纪末一切丑态——这在那些甘自引退的老年人看来竟是一种欺骗。他们有充分理由去回想当年，那些被新势力所指摘，甚至打击过的人，在负责上，在自持上，都比现在这些胡搞的人强。这种回想使他们会气愤，觉得历史太不公道。他们伤心，他们痛心，他们觉得心里难过。说是悔不当初自己负责把握住这国家的船舵，那是过分，因为他们在心理上早已把这任务交托给了下一代。但是这些不肖的子孙竟这样滥用他们所交出来的权力，又怎能甘心？
张菊生先生提到50多年前德宗皇帝☾4☽要求改革的热忱，他肯看书，他知道要力避腐败的积习。这些小事情竟在50多年后的今天浮起在张先生的心头，使他觉得这一点精神都值得念念不忘，他对于当今执政者的失望是够深刻的了。当然，我们可以不同意他对于这伤心史的结论：“因果相生，都是人造的而不是天定的。”但是我们绝不应逃避老前辈的谴责，更不应忽视了引起我们老前辈悲痛的实况。
二
张先生接着提到了目前内战这桩令人“多么痛心的事情”。我们得感激张老先生能把这久已被戡乱的大帽子罩住了，不许人民多说的痛心事，公开地提出来。没有任何颜色的帽子加得上张老先生的头上，他的苍苍白发保证了他除了悲天悯人之外，不可能再有其他的用心。他这种本来可以不必讨人“惊愕”的人物能在这场合下把这问题再提出来，可见这个问题在人民中间实在并没有给戡乱的大帽子所罩死。
张先生认为这样下去：“人家一天天的猛进，我们一天天的倒退。我想两方当事人，以为战事一了，黄金世界，就在眼前。唉，我恐怕不过是一个梦想！等到精疲力尽，不得已放下手的时候，什么都破了产，那真是万劫不复，永远要做人家的奴隶和牛马了。”——这段话我是十分同意的。战争的破坏是残酷的，尤其是现代化的战争。西班牙是一个很好的前车之鉴。不论战争是否是中国蜕变成现代化国家过程中必要的节目，这总是件惨事。而且即使我们认为这有如替病人开刀，不如此不能医治好这病人，也得考虑一下，这病人是否吃得消这种手术。
当然我说这话是有个前提的，那也就是张先生的前提：“要保全我们的国家”“要复兴我们的民族。”至于不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心上的，这套话是不必说的。张先生认为这前提是存在的，所以他说：“根本上说来，都是想把国家好好地改造，替人民谋些福利。但是看法不同，取径不同。都是一家的人，有什么不可以坐下来商量的呢？”他既确定了这前提，所以认为：“这战争实在是可以不必的。”又说：“完全是意气用事，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
我必须说明，我个人以前也是这个看法的。我相信一切软心肠的人都曾经有过这个看法的，而且也不妨说，应当作此假设的。这几年内战使一个受过科学训练的人不能不怀疑这个假设了。如果都是为国家、为人民，尽管看法不同，也没有在这几年事实教训里看不到这样蛮干下去会把国家和人民都给牺牲掉了的，而且更不会用牺牲国家权利和人民血汗来支持这个战争的道理。这使我不能不怀疑两方当事人中必有一方，或是双方，并不如张先生所说的为国家的改造，为人民的福利着想的。
我们对于双方的情形并不能同时知道。在消息封锁和宣传技术之下，我们对于中共的情形实在不知道。关于不知道的，我们没有法子作批评。但是在我们所熟知和身受的一方面说，我们也有理由怀疑张先生所说的前提。谁能举出一些具体的事实来证明我们的政府是在改造国家，为人民造福？或者有人说宪政是当前最大的改造。但是连负责办理选举的人都公开说这是一个没有遵守法律的选举。当然又有人可以说没有一个完全符合于理想的现实，而且历史上很多事情是弄假成真的。我们也但求如此，成人之美也是应当的。可是事实又怎样呢？一方面颁布提审法，三令五申地要实行这民权的基本保障，而另一方面却设立了特种刑庭。宪政如果是改造国家的设施，不应当只是名义，无论如何得影响一些事实。不然，我们做人民的就有权利怀疑执政者是否真的想把“国家好好地改造”了。
改造国家是为了人民的福利，并非变戏法给人民看。所以国家是否好好改造了，最简便的测验是人民的生活怎样了。这一端事实太昭彰，用不着我多说。或者有人可以辩护说，因为有内战，所以人民遭殃，中共不“乱”，中央不必“戡”，人民就有好日子了。这是当前政府常用的逻辑。我同时也常听见政府中人高唱“向英国看齐”。我因为也到过英国，所以不妨也谈谈英国情形来说明上边的说法是不通的。英国也曾经参加过战争（不是内战），政府也需要大量的支出。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人民的福利，所以一切政策都做到尽力保障多数人民福利的目的。举些小事：怕孩子们在都市里遭轰炸，战时差不多全部疏散到乡间，政府给予一切可能的协助。而我们呢？有开封的惨事，有枪杀难生的事件，比较之下，怎能说政府目中还有人民？再说英国战时的经济设施，一切以保护最大多数平民为目的。高度的所得税、遗产税，把富有的人的钱征出来支持战争，一般人民在战争中虽然生活艰难了，而衣食却反而因配给而足够了。据客观的报告，英国人民经过了这次战争，健康水平反而提高了。人民福利不是一句口号，并不是要等天下太平了才能讲得到的奢侈品，如果为了人民福利而引起内战，政府总得在种种设施上表现出它的目的，尽管有心无力，也得尽心。政府可以恨那些言论界为什么整天批评，不说些好话。其实，政府必须先做出一些好事来，才能引得起人的好话。把好话自己说尽了，而做出来的事没有半点兑现，怎能怪别人不说好话呢？至于因为别人不说好话，而加以为匪张目的罪名，那更是南辕北辙的下策。
如果政府觉得有人错怪了它不为人民谋福利，最好的答复，不是入人于狱，而是用事实来证明。到现在为止，我恐怕这些事实还不存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