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 精彩片段：
在瑞典的演讲——献给路易·热尔曼医生
1957年12月14日在报告会上的演讲☾1☽
一位东方贤哲，在他祷告时，总是祈求神灵让他远离尔虞我诈的是非之地。我们不是贤哲，所以神灵也没有对我们予以关照。至今仍然生活在这块是非之地上。然而，这个纷争不已的时代却并不认为我们有能力摆脱它。当今的作家们对此是了解的。只要作家们一开口，便会引来一系列的批评和攻击。倘若你因之便小心谨慎，闭口不言了，那些人就又对你的沉默不语大发议论，大加讨伐，又把事情闹个沸沸扬扬。
处在这种杂乱纷纭的包围中，作家们就休想找一个安静的处所平心静气地去思考、去构思人物的形象，但这些又是他们所必需的。到目前为止，在过去的历史上，大家总还算好歹有所克制。有人对时事看不惯，便常常沉默不语，或者左顾而言它。但今天呢，一切都变了，即使是沉默不语，也会使人感到心惊胆战。自从把克制看做是你的一种选择以来，即看做是你选择惩罚还是选择表彰以来，艺术家便已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是非的旋涡。我认为在这里用“卷入”一词比用“参与”更恰当。因为对艺术家来说，他们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参与进去，倒有点像义务服兵役一般。今天的每一位艺术家都已被卷入他这个时代的战船上。尽管他闻到这条战船有股鲱鱼味儿，尽管他感到这艘船上凶暴的监视者人数太多，并且航向不正，但他必须服从。于是我们便处于一望无际的大海中，艺术家也就只有和大家一样操起桨来划船，并且如果能够做到，还要生活下去。也就是说，一边维持生活，一边创作。
平心而论，这并不容易，我也知道，艺术家们对他们往昔舒适的生活很怀念，这种变化显得有点突然。不错，在历史的斗兽场上，就有殉难者和狮子，前者被一种永恒的安慰心理所支持，后者则用血淋淋的生肉来喂养，而艺术家直到目前为止，一直位于斗兽场的雅座上，他们唱着毫无意义的赞歌，或是赞扬自己，或是顶多也不过为了鼓励一下殉难者，或转移一下狮子的注意力。如今情形却反过来了，艺术家自己处在马戏场的中央，他们的歌声必然不是原来的歌声，那声音显得极大地缺乏自信。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艺术在这种坚定的使命中所能失去的一切。首先它失去了宽松性及其神授的自由性，这种自由性在莫扎特的作品中可以体会到。因此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艺术作品何以会有那种既惊恐又固执的面孔，何以会显得忧心忡忡，随之便突然崩溃的现象。我们也便明白了今天何以会出现记者多于作家的现象，何以在绘画界会有那么多画童子军的却很少有塞尚。我们也终于明白了爱情小说以及阴暗小说何以会取代《战争与和平》以及《查尔特勒修道院》。当然，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应该始终反对那种人道主义的哀歌。因为哀伤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依我的看法，最好还是投入到时代中去，因为时代在强烈地呼唤着我们；最好还是心平气和地承认，主宰一切的人，手持茶花的艺术家，以及坐在安乐椅上的天才们，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今天要想创造，就要冒风险。任何一部作品都是一种行动，这种行动显示着对一个时代的爱，它不能置任何事情于不顾。因此，就不是在艺术上留不留下什么遗憾的问题，对所有从事艺术生涯的人来说，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要弄清楚，在那么多的意识形态的警察监视之下（比如那么多的宗教派别，又处于那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下），那种创作所需的特殊自由能不能实现。
在这方面，倘若说，艺术受到政权的高压，也还是不够的，因为只此一端，问题也还比较简单：要么抗争，要么举手投降。然而，更为复杂、更为致命的问题乃是，自此我们便发现在艺术家的内部发生了纷争。比如艺术上的互相排斥，甚至达到了愤恨地步，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例子是太多了。这种仇恨在今天，其影响非常之大，因为这是艺术家们自己干的事。在我们之前的艺术家们对此产生的疑虑，直接影响他们的艺术生命，甚至影响到他们的生存。如果拉辛生活在1957年，他可能也要为写《贝蕾尼斯》而不站出来保卫《南特敕令》☾2☽而请求原谅。
由艺术家们引发的这种艺术上的纷争，有多种原因，我们应该对其主要原因有所了解。对这种纠纷，倘若作最好的解释，乃是基于当代那些艺术家在历史的灾难面前是否说谎，是否言之无物。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大众群体已介入了各种事物之中，以及由于他们生活条件的艰苦而形成的当代敏感问题。我们知道，他们已然介入了各项事物，但我们却有对此视而不见的倾向。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问题，就应该懂得，是这个群体中的杰出人物，艺术家们或者其他人，变得更强大了，是他们不允许我们把他们放在一边不闻不问。
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其中有些原因也实在并不光彩。但不管这些原因如何，艺术家内部的这些纠纷，只能起到一种效果，即挫伤自由创作的勇气并损及创作的主要原则，而这种原则又是创作的信念。依默逊☾3☽讲得好：“一个人能顺应自己的天性，这就是杰出的信念。”另一位十八世纪美国作家又补充说：“只要一个人忠于自己，一切便都能顺应自己，包括政府、社会，甚至太阳、月亮以及星星。”这种惊人的乐观主义态度，今天好像已经烟消云散了。艺术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对自己和自己的天赋（如果他有天赋的话）感到羞耻。他们先于一切事情要做的，乃是回答他们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艺术是一件骗人的装饰品吗？
一
对这个问题，能做出的第一个诚实回答是：不错，有时候艺术确是一件骗人的装饰品。在艺术家乘坐的战船的艉楼上，几乎随时随地都能听到歌功颂德的赞歌，这我们大家都已知道了，但那些劳工们呢，正在船舱里精疲力竭地摇着橹；在马戏场的雅座上，听到的是上流社会高雅的谈吐，而斗兽场上听到的是狮子口中咀嚼人骨的声音。对这种艺术，很难提出什么反驳的意见，它在历史上曾取得过极大的成功。但世事却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在这个地球上，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和受难者的人数在大量地增加。在众多的苦难面前，这种艺术如果它依然愿做一个装饰品的话，在今天，它就必须骗人。
但它究竟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如果它想适应我们这个社会的要求，它就必须改弦易辙；如果它盲目地排斥这个社会的要求，如果艺术家决心把自己局限在象牙塔里，那这种艺术要表达的也只能是拒绝参与。于是，我们将只能有两种人，一种是帮闲者，一种是古文研究者，这两种人则构成了一种与活生生的现实完全割离的艺术。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并非金钱至上的社会里（金钱或财宝能引起人们的物欲），但却生活在一个具有抽象金钱象征的社会里。商品社会，可以认为是这样一种社会，即在这个社会里，一切东西都为符号服务，从而也便没有了那种东西。比如一个统治集团衡量它的财富时，不再以它占有多少土地和拥有多少金条为依据，而是以一种数字为依据，以这个数字可以换取其他多少数字为依据。一个建立在符号上的社会，就其本质讲，乃是一个人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物质的真相被掩盖了。于是对这个社会选择了一种形式上的伦理准则做它的宗教信仰也就不足为怪了，它甚至把自由平等等口号写在它监狱的大墙上和教堂里。亵渎了这些字眼是要受到惩罚的，然而今天受到歪曲最严重的，乃是自由的含义。明智者（我一向认为智慧有两种，一种是聪明的智慧，一种是愚蠢的智慧）认为这种被歪曲的自由含义乃是今天人类进步道路上的障碍。然而一本正经的愚蠢，也同样可以大声讲话，因为在一百年来，商品社会已然把这种自由变成了单方面的、排他的手段，与其说把它看成一种权利，毋宁说把它当成了一种义务，而且毫无忌惮地以自由为借口实施高压政策。因此，这种社会不要求把艺术作为解放人类的一种工具，而要求它成为一种没有什么意义的社会活动和简单的消遣手段，因此我们还会感到吃惊吗？资产阶级的欧洲的艺术制造商们（我还没有说艺术家们），在1900年以前和以后那段时期，就采取了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因为一负责任，他们便觉得可能会同那个社会实行一种筋疲力尽的决裂（真正同那个社会决裂的有兰波、尼茨什☾4☽和斯特兰贝格☾5☽，大家也知道他们付出了多大代价）。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便在那个时期形成，这只不过是那种不负责任的翻版罢了。为艺术而艺术，艺术的自身的生命力，最后，这些作品在敏锐性或当代的抽象性方面同托尔斯泰或莫里哀的作品之间的不同，就如同在一片看不见的麦田上走路和在长满庄稼的田地里走路一样，那感觉完全不同。
二
艺术就这样变成了一件骗人的装饰品。因此，对于一些人或艺术家们曾经想向回走或者想重新回到真实中来也便不奇怪了。从这时起，他们便否认艺术家有权利离群索居，并给艺术家规定了创作主题，这个主题不是他们自己的空想而是大家共同经历过的那种现实。的确，为艺术而艺术，无论就作品描写的主题还是其表现风格，都无法为大众所理解，于是这些人便希望艺术家们的作品要表现大多数并为大多数人服务，要求他们用的语言反映大家的喜怒哀乐。他的作品应该被所有的人理解，作为绝对忠于现实的报酬，他们将会同大家取得完全的沟通。
这种同大家完全沟通的志向，也确实是任何一个伟大艺术家的志向。同流行的偏见完全不同的是，如果某人没有权利离群索居，那么这个人就应该是艺术家。艺术不应该是暗室里的独白，孤独的和不为众人所知的艺术家，倘若他向他的后继者求助时，只能重申他自己的使命。因为鉴于同当代那些聋哑人进行对话已成为不可能，他只能求助于人数更多的后代，同他们进行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