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焦虑 精彩片段：
第二部分 解决方法
第二章 艺术
引言1
但一部好的悲剧还应该具备其他两个更能体现悲剧本质的要求。悲剧人物不能过好，也不能过坏，他在道德水平上应该处于日常的、普通人的层面，我们很容易就能够跟他联系到一起，他应该具有一些优良的品质，但也不乏一些缺点，比如过度的骄傲、愤怒或冲动。主人公然后可能会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绝对不是出于内心深处罪恶的目的，而是出于亚里士多德用希腊语称为☾1☽的东西，比如判断错误、一时的盲目、一个行动上的、或感情上的失误。主人公的悲剧性弱点将会导致最可怕的，也就是命运的逆转，在此过程中，主人公可能会丧失掉自己珍爱的一切，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赔上自己的性命。
因此，在最优秀的漫画家手里，笑声获得了一种道德教育目的，玩笑成了引导他人改善品德和习惯的手段。玩笑可以表达一个政治理想，能够创造一个更加平等、更加理性的世界。如同塞缪尔·约翰逊指出的那样，讽刺是“谴责邪恶和愚蠢”的惟一一条另外途径，也是非常顶用的一条途径。用约翰·德莱登的话说，“讽刺的真正目的是对缺陷的纠正”。
《白衣女人》（1860）威尔基·柯林斯安妮·凯瑟里克玛丽安·哈尔科姆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福斯科伯爵弗雷德里克·费尔利
阿诺德一直对这个玩笑一笑置之，但到了1869年，他再也无法保持沉默，因此动笔写了一本书，来系统地讲述他所坚持认为的艺术的目的和艺术为何在人类生活中举足轻重——甚至对发明了折叠雨伞和蒸汽机的一代人来说，依然如此。
并非只有奥斯丁有此崇高的愿望。几乎在每一部19世纪和20世纪的伟大小说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对标准的社会等级制度的攻击或质疑，这些小说往往摒弃了以财产和血统来判断人的标准，转而采用道德标准来衡量人物的优劣高下。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才是《德布雷特英国贵族年鉴》或《名人录》关注的人物。社会地位很高的人物可以成为道德地位很低的人物，社会地位很低的人物可以成为道德地位很高的人物。在巴尔扎克的《高老头》（1834）中，我们喜欢的人物绝对不是拥有镀金宅第的纽沁根夫人，而是在破烂的寄宿旅馆中勉强度日的高老头，他年迈体衰，牙齿都已经脱落了。在哈代的《无名的裘德》（1895）中，我们尊敬的对象也不是那些大学里的师生们，而是那个生活窘迫，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整天在修理各个学院中的各种形状雕刻品的石匠。
在《玩笑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中，弗洛伊德写道：“一个玩笑能够使我们披露我们敌人的一些荒唐的东西，而用直接的或公开的方式来披露它们则会困难重重、难以实现。”弗洛伊德继续写道：“如果用非玩笑的方式提出批判，有些人就会拒绝接受；但转而通过玩笑的方式，则可以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承认……［这就是为什么］对身居高位的人而言，要让他们采纳批评意见，采取玩笑的方式更为普遍。”
仔细研读伟大艺术家的作品，阿诺德认为，你就会发现它们（或直接或间接地）“致力于消除人类的错误，澄清人类的混乱，降低人类的痛苦”。阿诺德说，所有的伟大艺术家都心怀一种愿望，“使这个世界变得比它原有的状态更加美好，更加幸福”。他们很可能没有使用明确的政治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这种愿望，他们或许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有此种愿望，但在他们的作品中，总有一个声音在谴责现有社会的种种弊端，总有一种努力在试图纠正我们的谬误，教育我们如何去发现美丽，帮助我们了解痛苦，重新点燃我们对事物的敏感，通过让我们忧伤或大笑，培养我们感同身受的能力或使我们的道德观念平衡发展。阿诺德的结论就是这一章的主题所在。阿诺德说，艺术是“对生活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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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或许首先所能想到的最明显的理由就是生活是一个需要批判的现象，我们犯有原罪，具有各种缺陷，每时每刻都有犯错误的危险，例如对错误的目标进行顶礼膜拜，对自己蒙昧无知，对他人一味误解，毫无必要地满怀焦虑或贪欲重重，以及让虚荣和错误蒙蔽了自己的本性。艺术作品——小说、诗歌、戏剧、绘画或电影——可庄可谐，能够在不知不觉当中，潜移默化地向我们揭示我们的生活状态。它们有助于引导我们更正确、更审慎、更理智地理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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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上是一个狂妄自大、臃肿不堪、高视阔步的皇帝，带领着一群献媚者、马屁精和囚犯。庇护七世教皇虽然也在场，但同大卫的版本不同，吉尔雷笔下的教皇在袍子下面揣着一个唱诗班的男孩，那男孩正在摘下面具，露出一张魔鬼的脸。约瑟芬，绝对不同于大卫笔下的清新秀丽的美女，是一个满脸痤疮、胖如气球的女人。后边捧着皇帝拖地长袍的是拿破仑征服的国家——普鲁士、西班牙和荷兰——的使臣。他们看起来并非心甘情愿地干这件事。他们身后是两排戴着手铐的士兵：这不是一个老百姓愿意拥戴的皇帝。维持士兵秩序的是警察总长约瑟夫·富歇，如同吉尔雷在说明词中解释的那样，他“高举正义之剑”，剑上血迹斑斑。
简·奥斯丁于1813年春天开始动手写《曼斯菲尔德庄园》，次年完成发表。小说主人公是芬妮·普莱斯，一个羞涩、谦和的年轻女孩。她的家在朴次茅斯，极其穷困潦倒。为了减轻父母的生活负担和开支，她接受了姨父托马斯爵士和姨妈伯特伦夫人的邀请，前往他们宏伟堂皇的家——曼斯菲尔德庄园，跟他们和他们的4个孩子一起居住。伯特伦家族在英国郡内地位显赫，左邻右舍在谈到他们的时候充满了敬畏之情；他们有两个生性轻佻的女儿，玛丽亚和朱丽娅，都是十几岁年纪，有充足的钱用来购买衣物，每人都拥有自己的马；他们的大儿子叫汤姆，傲慢自大、轻率愚钝，把所有的光阴都打发在伦敦的俱乐部里，花钱交了一批酒肉朋友，期待着父亲早点死去，这样他就可以继承家业和爵位。虽然托马斯·伯特伦和他的家人都深谙英国上层阶级惯常的自谦做法，但他们从来都不会忘记（当然也绝不允许别人忘记）他们显赫的社会地位，以及拥有一个大型庄园所带来的各种荣耀——在下午茶和晚宴之间的那段安静时光里，可以看见鹿在他们的庄园上四处溜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