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焦虑 精彩片段：
第二部分 解决方法
第四章 基督教
死亡1
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的死》（1886）的主人公长期以来与妻子毫无感情可言，他的几个孩子对他来说像谜一样毫不了解，他也没有任何朋友，他所有的社会交往就是那些能够在事业上对他有所提拔的人，这些人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对他来说是无比荣耀的诱惑。伊凡·伊里奇是一个以全副身心去关注身份的人。他住在圣彼得堡一间宽敞的公寓里，公寓根据当时最流行的风格装修，在这所公寓里经常举行一些了无生气的宴会，宴会上没有任何人会讲一些热心的或真诚的话。他是一名高等法院的法官，他喜欢这个职业主要因为这个位置能够给他带来他人的尊敬。有时候，在深夜，伊凡·伊里奇阅读一本关于“当下城里的人们在谈论什么”的书，他也通过杂志来掌握社会的流行趋势。托尔斯泰这样概括这位法官的生活：“伊凡·伊里奇从工作中获得的乐趣是自尊心的满足；他从社会中获得的乐趣是虚荣心的满足；而他从打牌中获得的乐趣才是真正的乐趣。”
然而，在伊凡45岁的时候，他的身体一侧开始疼痛，然后疼痛开始逐渐扩散到全身。他的大夫们对他的病情不知所措。他们不着边际、夸夸其谈地论说肝脏移位和不和谐的盐分水平，给他开了一大堆非常昂贵，却没有任何疗效的药物。他身体太虚弱，已经无法上班，他的内脏就像着了火一样难受，他开始对饮食不感兴趣，而更重要的是，他对打牌也失去了兴趣。慢慢地，这位法官和周围的人都开始觉得他快要死了。
对伊凡在法院的好多同事而言，这实在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在想，一旦伊凡去世，自己很可能会得到施塔别尔的职位或文尼科夫的职位——而这次晋升将意味着增加800卢布的收入外加办公室开销。另外一个同事，彼得·伊凡诺维奇也在规划自己的前景，认为这将是把他的内弟从卡卢加调来的绝妙机会，这样就会使他老婆高兴，从而缓解紧张的家庭关系。这个消息对伊凡的家庭来说略为有点沉重。他的妻子虽然毫不在乎他这个人的死亡，但她担心死亡抚恤金的数额，而伊凡的女儿是个交际花，她所担心的是父亲的葬礼将会影响她的婚礼安排。
而对伊凡自己而言，现在只剩下几周好活了，他意识到自己浪费了在世上的光阴，意识到自己一直过的生活在表面上虽然显得春风得意，而内心里却是无聊苍白。他回首往事，追忆自己的成长过程、教育经历和职业生涯，这才发现他曾经做过的每一件事都服务于一个目的，即想使自己在他人心目中显得更加重要；为了给别人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他牺牲了所有的兴趣和对其他事物的感受，然而他现在发现，别人对他根本就不在乎。在一个晚上的凌晨时分，他忍受着痛苦的煎熬，“他突然意识到，他身上的那些与上层社会的人群所称道的东西相背离的难以觉察的冲动，那些他经常压抑的模糊的冲动，很可能就是真正的价值之所在，而其他的事物则都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他的公务职责、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家庭、社会上的人和从事他的职业的人所称道的价值——这一切的一切很可能都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他浪费了自己短暂的一生，这让他痛苦，然而更加令他难以释怀的是他意识到他周围的人所喜欢的仅仅是他的身份，而不是他真正的、脆弱的自我。他因为是一个法官、一个有钱的父亲、一家之长而受人尊敬，而现在这一切身份都即将消失，在痛苦和恐惧中，他知道他不能指望任何人能够爱他：“最折磨伊凡·伊里奇的是没有人能够给予他同情，而这是他最渴望得到的。在经过长时间的折磨之后，他最希望得到的是（虽然让他公开承认显得有失体面）有人能够像对待生病的小孩那样疼他。他希望有人抚摸着他、亲他、抱着他哭，就像生了病的小孩一样被人宠着，被人抚慰着。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重要官员，而且胡须已经花白，因此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不管怎样，他都渴望得到这些。”
当伊凡咽气之后，他的那些所谓的朋友来吊唁他，但他们一直感到惋惜不已的是伊凡的死打乱了他们打牌的日程安排。他的同事彼得·伊凡诺维奇看着伊凡蜡黄、凹陷的脸躺在棺材中，开始想到终有一天死亡也会降临到他的头上——这个想法将会对他产生一些严肃的涵义，特别是针对他花费大量的时间打牌这件事来说更是如此。“‘唉，这一同样的事件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彼得·伊凡诺维奇想，有一阵工夫，他感到惊慌失措。但很快地，他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习惯性的想法使他摆脱了困境，他看见这一切已经发生在伊凡·伊里奇的身上，而不是发生在他的身上，这件事不可能，也永远都不会降临到他的头上；同时他也认识到一旦他承认这一可能性，他将会陷入无穷的忧虑当中。”
2
《伊凡·伊里奇的死》，用基督教最优良的传统来解释，就是研究通过思考死亡如何使我们的追求减少世俗的成分，而增加精神的内容；如何使我们减少对打牌和宴会的迷恋，转而追求真理和仁爱。
如果托尔斯泰明白死亡的力量可以改变我们对生活关注的理解，那是因为在写这部中篇小说的几年之前，他意识到有一天他会死去，正是在这种意识之下，他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了反省。他在《忏悔录》（1882）中记录了死亡所引发的各种思考，他解释说，在他51岁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此时的他已是举世闻名、家财万贯，他意识到自己从早年起，就没有按照自己的价值，或按照上帝的价值生活，而是遵照“社会”的价值生活；同时他也意识到这一情况使他在心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欲望，要比他人更强；要比他人更加出名、更加重要、更加富有。在他的社交圈子里，“野心、权力欲望、贪婪、好色、骄傲、动怒和报复受到普遍的尊重”。但现在，心中装着对死亡的思考，他开始怀疑他以前的各种抱负的合理性。“‘那么好吧，你在萨马拉省有六千俄亩☾1☽土地，三百匹马，那又怎样呢？……好让你的声誉比果戈理、普希金、莎士比亚、莫里哀，比世界上所有的作家都高，那又怎么样？’我什么都不能回答。”
最终平息他所有问题的答案就是上帝。他将完全遵从耶稣基督的教导度过余生。不管我们如何理解托尔斯泰用经典的基督教的途径来解决他的意义危机，他的怀疑旅途遵循着一个熟悉的轨迹。这是一个对死亡的思考使人们获得一种更加真实、更加富有意义的生活方式的例子；这是一个庄严的呼唤，要求我们决定在生活中真正值得追求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对巴赫的编号为BWV106的康塔塔《上帝的时光，是最美好的时光》来加深对这一点的理解：
收拾好你的屋子，
因为你将离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