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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国民性_第四篇 再谈国民性 绿帽子那点事儿

张鸣
随笔杂谈
总共59章(已完结

再谈国民性 精彩片段:

第四篇 再谈国民性

绿帽子那点事儿

女子的贞操,按编过女四书的班大姑的说法,是关系到社稷兴衰的。但在实际的事例中,好像只有些特别美艳的女子迷惑了君主导致亡国的事儿,似乎没听说过哪个朝代的灭亡是因为女子的红杏出墙。所以,班昭的说法虽然男子很喜欢,总是借此来设法限制女子的行动,最终想出了缠足的恶招。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关女子贞操的话题,其实无非是男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绿帽子,就是其中之一。

戴绿帽子,古今意思差不多,都是指妻子跟人偷情。偷着了,丈夫就被戴上一顶绿帽子,没偷上,帽子就暂时寄存。古代,由于帽子没有头巾普遍,因此又被称为戴绿头巾。这种说法来源于古人对乌龟的误会。人们一直认为,雄性乌龟是没有生育能力的,生育得蛇来代劳。龟蛇在一起的形象非常古老,大概得推到远古时代,这种形象,后人称之为玄武大帝,在中国的神界地位相当高。但不知怎么传来传去,这形象就传成了蛇在跟雌龟偷情,很黄、很暴力。乌龟浑身都是绿的,所以绿色就这样暧昧起来了。不过,古代戴绿头巾这回事,比现在泛义一点,不仅仅丈夫可以戴,偷了情的女子的兄弟也不大光彩,也可以被视为戴绿头巾。这种说法什么时候兴起的?不好说,但至少在元代就已经很流行了。

戴绿头巾见于制度规定,是朱元璋干的伟业。他规定妓院(官妓教坊)里服役的男子,必须戴绿头巾才能出门。因为妓院里的男女是以兄弟姐妹相称的,妓女出来卖,那么里面服役的男子既然被认为是妓女的兄弟,自然就得绿。如果这些男人跟妓女有一腿,是不被允许的,里面的人视之为乱伦。再后来,人们干脆叫他们为“龟奴”。晚清妓女出台,都是龟奴背着,或者由龟奴扛在肩上。男人吃这碗饭,还真的不容易。

自古以来,凡是红杏出墙的女子,多半有几分姿色,如果再媚一点,那么概率就更高。大户人家的女子,出墙的概率低一点,倒不是因为她们受的教育好,关键是门禁太严,管的人太多,机会倒不多。小家碧玉和小户人家的媳妇,跟男人见面的机会要多很多,所以出墙的概率自然高一些。江南地区的女人能干,出来做事的机会多,自家的男人相对也没有那么神气,所以风气在道学家看来也就淫一点,这样的事也就更多。

不过,在那个时代,女子出墙,由于女子主动的倒也不是没有,但主要还是出于男子的勾引。几乎没有男子希望自家妇人不安于室的,但却个个希望能有机会勾到人家的漂亮媳妇。即使好朋友之间,看到对方媳妇漂亮,有机会奉送一顶绿帽子,好些人也是会做的。只是,事情败露之后,那些有点头脸的人物吃了亏之后,往往有两个选择:一是自己杀了奸夫;二是逼自己的媳妇自杀,借以保全自己的面子。只是在现实中,基于现实的考虑,人们的两种选择往往做做样子就了账了,未必能真的操练到底。有篇清人的笔记告诉我们,清代的一个衙役,漂亮的妻子跟自己的同僚偷情,被他发现,迫于外界的压力,他逼妻子自杀。妻子说,那让我打扮一下再死好吗?他答应了,妻子进里屋打扮了良久,出来后极其艳丽,对他秋波那么一转说:“你真的要我死呀?”衙役看了半晌,说道:“算了,一顶绿帽子,也压不死人。”类似的故事,还有说是妻子进里屋半晌不出来,丈夫进去一看,原来人家已经裸了,于是丈夫尽弃前嫌,两人和好如初。

衙役是法律上的贱民,但在民间,由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其实一点不贱,如果是正经制役,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他们尚且如此,那么一般的平头百姓,就更不一定在意妻子的出墙,当然更不可能让出墙的妻子去死。娶个媳妇,尤其是漂亮媳妇不容易,经济上的考虑能压死人的,一旦没了再娶得把人累死。所以,无论妻子怎样出墙,丈夫知道了,顶多就是打一顿,该回收还是得回收。有的地方,丈夫连打都不敢打,真的打了,妻子就真的可能跟人跑了。好在那个时代,女人还是相当厚道,无论出墙多少次,离婚基本上不在她们的思维范围之内。可以跟人偷情,但过日子还是得跟丈夫。淫风更炽的地方,还有跟着丈夫一起外出卖淫或者放鸽子的(即借结婚以诈财的)。性,不是可以拿到台面上说的事,但性事却可以放不止一马。

当初,圣人传道坐的是牛车,路又不大好,所以好些地方没有去。后来的班大姑,一个妇人家,也不好意思到处走。所以,留下这么些妇道的死角,到处都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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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国民性》是张鸣教授最新作品,主要关注近代中国的君臣、军阀、精英、老百姓等的所作所为。张鸣先生深挖这干人留下的历史碎片,以第三者视角重新审视,既不漂白,也不抹黑,尽可能还原各路历史人物的面貌,再现当时大小事件的实况,让更接近真实的国民性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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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鸣

标签:张鸣再谈国民性随笔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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