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国民性 精彩片段：
第四篇 再谈国民性
教案的赔偿
自打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允许西方的教会大规模进入中国（严格地说，应该是重返中国），中西之间有关传教的纠纷就没有断过。1864年，随着被视为洋教产物的太平天国的失败，这样的纠纷进入了一个高峰期。这样的纠纷当时被称为“教案”，大的教案往往伴随着房屋的焚毁和人命的损失。有的教案，往往会牵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弄不好就刀兵相见。
体现在教案上的冲突，当然有文化意义上的。理念的差异和习俗的冲突，落实在一些具体的事务上，体现为权力和权益的争夺，没准就会酿成事端。但更多的往往是两种群体的纷争，信教和不信教的人，两下互相看不上。加上清政府不乐意西方教会进来，在面上又挡不住，每每希望士绅和民众自己起来替他们抵挡，用民间的力量拒西方势力于国门之外，在教案处理上胡乱断案，有意挑唆士绅民众和西方教会之间的关系，增加他们之间的敌意。结果使得教案冲突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激烈，直到酿成义和团运动这样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事件。当然，有些教案，原本就是社会上的匪类，借着民众对教会的敌意，趁机打劫作乱，属于普通的刑事案件。
不管哪种教案，只要出了事，就得解决。当地的官府倒是喜欢葫芦僧乱断葫芦案，但教会背后有西方国家的支持，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尤其是法国，当年是天主教的护教国，凡是天主教出事他们都管，也乐意管。看那段的教务教案档案，总能见到法国人的身影。各地的领事跟中国地方官咆哮，法国公使跟中国总理衙门的大臣咆哮。伴随着咆哮，法国的炮舰随机出动，到了案发地点，只要卸下炮衣，摆好开炮的架势，中国方面一般都会屈服的。
对于教案，以往中国这边的研究，似乎都是教会方面无理，一边倒地相信当时的民间说法，不管这种说法多么荒唐。反过来，现在的研究又一边倒地倒了过来，似乎所有的教案都是打教闹教者的无理取闹。其实，至少有关经济纠纷和文化冲突的案件，民方未必完全没有道理，双方即使因为误会发生冲突，教会方面也要负些责任。但是，毕竟打和闹的是反教会的民众一方，所以，但凡发生了教案，最终的处理民方必定损失惨重，出了人命还得偿命，至于赔款几乎是必然的。虽然当时都由官府支付，最终出事的村庄肯定得加倍地赔出来。这样的赔偿，教会事业肯定是会因此获益，烧了的教堂，新盖的更宏丽，打教之后，官司赢了，新入教的人会更多。但是，这种炮舰支撑的传教事业，也有教会人士不喜欢，新教有，天主教也有。在他们看来，这样推进的传教事业，有违这个事业的初衷。所以，还真的就有传教士即使被打被烧了，也一声不响，不得已教案闹出来了，也不希望索要更多的赔偿。甚至义和团运动之后，很多地方赔款都是在传教士的斡旋下，得以大幅度地减免。在这些传教士看来，这样的善意才能最终赢得中国人的人心，实现中华归主的理想。
可是，不这样想的传教士也有不少。好些似乎很富有牺牲精神的西方传教士，多少有点希望教案的发生闹大了更好，最好是有教会人士因此而殉教。这样，影响大，赔偿多，对教会事业推进也大。即使因此把自己的小命搭进去，他们也在所不惜。没有这样牺牲精神的传教士，则喜欢借机制造出一点小事端，然后就到领事那里要求干预，从而得到赔偿。有的甚至自己养的鸡丢了，手杖没了，也会夸张成为一场抢劫，然后由领事转达他们赔偿的要求。在很多时候，尤其是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地方政府很是怕事，只要传教士有要求，他们宁可息事宁人，所以这样的要求多半是可以得到满足的。要知道，那个时候传教士也良莠不齐，什么人都有，好些人干这行无非稻粱谋。天主教的传教经费，有时来得又不及时，远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士们，每每得自己想办法。借莫须有的教案申请赔偿，就是一招。有的地方，甚至连外国领事都看出了猫腻，对于传教士们不断地索取感到厌烦，但是他们还只能替他们跑腿，无论如何，胳膊肘不能向外拐。
当年发生在中国的教案，情况复杂，千奇百怪。中国人什么样的都有，教会方面其实也什么人都有，好的，让你感动，差的，也有无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