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头的战争 精彩片段：
八、生活在别处
冲动的背包旅游
早上5点，我妈爬在我身上叫醒我：“我们去张家包吧？”“张家包里包的是什么？椰蓉么？”“张家包是保康的山”。保康又是什么？听起来怪耳熟的。原来它每天都准时出现在天气预报中：“枣阳，最高气温30°C，保康，最高气温27°C……”昨晚我妈念叨着：“保康啊保康，哪天我们去保康看看吧？”没想到“哪天”竟然就是今天！接下来的5分钟里，我和我妈背着一个大得能装进大象的背包，仓惶地冲向汽车站。
我妈乐观地认为，只要上了大马路，就有超过二十个售票员一脸期待地争夺我们，问：“到保康请上车！”后面的记忆中我已经机械地走向某个不知名的商场，因为我妈曾梦到过商场前的广场上，一直停着去保康的车。果然，我们远远地看到一辆公共汽车，赶紧大呼小叫地赶上去，才发现是流动公厕。
在横跨这个城市寻找汽车站的途中，我和我妈终于吵了起来，是她先谴责我的（这一点我相当坚持）：“都是你啦！本来我们直接坐车到下一个汽车站就可以了，你偏要走路到商场”。“你这样我很受伤耶，是你说做梦梦到商场前面有车的”。“别跟我说话，猪！你笨得像猪！”“丑人！你是个丑人！”
我非常遗憾地发现，我妈找不到那个传说中的汽车站，她还像谈心聊天一样假装漫不经心地问我：“这地方你来过没有？我怎么好像不太熟啊！”口气非常轻松，好像没有预感到在后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们会坐在周围环境及其陌生的马路沿子上，等着拦截去保康的车，情景凄惨得让我准备了一个碗，为着接住好心人扔来的硬币。
没有看到一辆保康的车，所有的车都是开往“泥嘴”的，而且所有“泥嘴”的售票员的姿势都一样：为了招呼我们上车，整个身子都悬在车外面，还松开了四肢中的两肢，喊：“上车上车，有座位有座位。”我紧张得都快哭出来了：“大哥大哥，你回去吧，我们不去泥嘴。”因为所有的人都邀请我们去泥嘴，所以我妈觉得是上帝安排我们去泥嘴的，兴致勃勃地说：“要不这样，我们去泥嘴吧？”我只是报以足球评论员张路同志一样的冷笑。
我妈终于放弃了她的执着，决定回家，路上她自言自语：“没想到去保康比去马集还难！早知道就去马集了。”我忍不住发火：“马集又是他妈的哪儿？”
上山下乡
我生活在城里的最大好处，就是表示我不是生活在山里。我去了一个沉闷而安静的县城，我先开始要求到一个“有空调，有大镜子，免费送冰水”的地方吃饭，后来要求愈降愈低：“哪儿有餐巾布的餐馆哪？”“我从不到没有菜单的地方吃饭。”“带我去一个炒菜时不把油溅到我身上的地方吧，求你了。”每一个山区人民都建议我们去“小吃一条街”，他们总是先悠闲地把手指插到耳朵里转一转，再说：“吃饭？咋不去小吃一条街嘞？”说着，想象到菜香飘万里的美妙，就淌下口水。最后我在一个黑暗潮湿的巷子里——也就是传说中的“小吃一条街”——找到“乡巴佬快餐”或者“没有味小吃店”之类自暴自弃的空荡荡的餐馆，吃了一碗阳春面。
我坐公车去农村找乐子，路上呆板无趣，尽是些切割整齐绿绿黄黄的田地，看得我满心寂寞。田里站着无所事事，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伸进嘴里的少年，极有兴致地看着我们的车把沟里的水溅到他们的蓝色劣质衬衫上，直至车消失在他们的视线里，然后就一直看着公车远去的方向，直到出现了另一辆车，才缓慢地摆动头颅。
公车停在一个叫“朱家厂”的地方，所谓的“厂”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商店——我想世界上没有什么理由能够逼迫他们打开灯——和一个灰白的平房以及十几个正在死盯着我看的妇女。几分钟之后，她们派出一只老中青结合的队伍朝我走来，我确信她们是要问我的产地，因为我清楚地听见她们在说：“问问这个小女娃儿。”可她们只是绕到我身后，假装摘狗尾巴草，在我周围环绕一周后离去，每个人都给了我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到了山里一天半以后，我城里人的优越感没有了，因为我已经融入了农村的生活，准确地说，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和山一样沉默的山里人：每天傍晚，和全部的山里人一样，搬着小板凳，坐在屋檐下，看所有视线之内的东西，用耳语的声量交流一下对今天天气和收成的看法，看着黑得吓人的山村，等待萤火虫出现，叹息。等第一颗星星出现的时候，就上床困觉。每当听见方圆500米内有发动机的隆隆声音，就立刻放下背上的柴禾，猛地回头叉腰站定，另一只手放在嘴巴里，看着它“咻”地一声经过，猜测车上的人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别样的耳朵
乡下的夜非常黑不隆冬，无论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满眼都是不着边际的黑，让人只好把安全感附着在耳朵上，倾听山里细微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