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明症漫记_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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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督不想利用内政部长的慷慨大方。他既没有去剧院和电影院消遣，也没有去博物馆参观，只有吃午饭和晚饭的时候才离开天佑保险与再保险公司，而且在饭馆付账以后总是把发票和小费一并留在桌子上。他没有再去医生家里，也没有理由回到与舔眼泪的狗和解的花园，那条狗的正式名字叫忠贞，在那座花园里，他曾就有罪和无辜与狗的女主人眼睛对着眼睛心灵对着心灵交谈。他也没有去关注戴墨镜的姑娘和戴黑眼罩的老人以及第一个失明者的前妻在做什么。对于第一个失明者，即那封肮脏得令人呕吐的检举信的写信人和这一系列灾难的始作俑者，如果在路上碰到那个家伙，毫无疑问，他一定会立刻走到路的另一边。其余的时间，从上午到下午，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他全都守候在电话机旁边，即便在睡觉的时候，耳朵也彻夜警惕着。他相信内政部长迟早会打电话来，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要他等到调查规定的五天期限结束，直到最后一分钟，或者更为确切地说，直到将他熬为渣滓。最正常的做法是给他下一道命令，让他返回机关，然后立即公开算账，强制退休或者解职，但经验告诉他，对于内政部长那充满鬼点子的头脑来说，正常显得过分简单了。他想起了警司的话，我感到气味不对，不会是什么好事，这话说得平平淡淡，但意味深长，他记得，是在他说他去过北部边界第六号哨所，把照片交给了系着有白色斑点的蓝色领带的那个男人的时候，警司说了那句话，他还想到，问题的关键大概真的在那里，在那张照片上，虽然他不能想象以何种方式以及是为了什么。这缓慢的等待有其清晰可见的期限，不像人们为了言辞生动常说的那样无尽无休的等待，下面这些思想大都是在一种连续而难以抵御的似睡非睡的蒙眬状态中出现，半警惕着的意识偶尔会把他从那种状态中惊醒，剩余的三天期限是否已经过了，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月份牌上的三张纸像是被午夜缝在一起，难以撕下来，后来又粘在手指上，变成了一团黏黏糊糊，奇形怪状的时间贴在柔软的墙壁上，墙壁竭力排斥时间，同时又把时间吮吸进去。终于熬到了星期三，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三十分，内政部长打来电话。他没有问候，没有道晚安，没有问警督身体如何，没有说独自一人是否寂寞，没有说他是不是已经讯问过警司和警员，一起讯问的还是单独询问的，用温和的交谈还是严厉的威胁，只是像不抱任何目的一样毫不经意地甩出一句，我想你会有兴趣读一读明天的报纸；报纸我每天都读，部长先生；祝福你，你是个消息灵通的人，即使如此，我还是强烈向你推荐明天的报纸，不可不读，你会做出判断的；我一定读，部长先生；也要看看电视台的新闻，千万不要错过；天佑公司这里没有电视机，部长先生；可惜了，但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反而更好，就不必想方设法摆脱留在头脑中的困难问题了，不管怎样，你可以去拜访新近结识的任何一个朋友，建议他们把那个小组的人全都召集起来，共同欣赏精彩表演。警督没有回答。他本可以问一问从下一天开始他会受到什么纪律处分，但最后他选择了沉默不语，他的命运显然掌握在内政部长手中，既然如此，就任凭他宣布判决，并且他相信，如果他问了的话，得到的也一定是一句干巴巴的回答，比如说，别着急，明天你就知道了。警督突然意识到，沉默早已超过了它在正常的电话交谈中持续的时间，在正常通话中，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停顿和间歇一般是短暂的，或者说极为短暂。他没有对内政部长别有用心的建议做出反应，看来部长并没有放在心上，仍然保持着沉默，好像故意留下时间，让对方考虑如何回答。警督谨慎地开口了，部长先生。脉冲电流把这四个字沿着电线送到远方，但另一端没有传来任何生命的信号。原来信天翁已经把电话挂断了。警督放下电话，离开卧室。他走到厨房里，喝了一杯水，这不是他头一次发现，与内政部长谈话使他产生近乎焦躁的干渴，好像在谈话的全部时间内他的五脏六腑都在燃烧，现在他不得不急着去扑灭体内的大火。他走到客厅，坐在沙发上，但没有在那里待多久，三天来经历的半昏睡状态消失了，听到部长说出第一个字的时候便烟消云散了，现在，那些事儿，当情况混沌不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占用大量空间去解释去确定的时候，人们出于懒惰，习惯于笼统地称之为那些事儿，现在那些事儿开始飞快发展，不到终点不会停步，可是，什么是终点，什么时候到达终点，如何到达终点，终点在哪里。有些事情他可以肯定，用不着请教大名鼎鼎的侦探们，用不着请教梅古雷，用不着请教波洛，也用不着请教福尔摩斯，就能知道明天的报纸会刊登什么。等待已经结束，内政部长不会再打来电话，即使还有什么命令，也将通过某个秘书或者直接由警察局下达，五天五夜，一天不多，足以让一个负责一项艰难的调查工作的警督，变成一个断了线被扔进垃圾堆里的木偶。这时候他又想到，还有一项义务有待履行。他在电话簿上找到一个名字，与住址核对一下，然后拨了一个号码。接电话的是医生的妻子，请讲；晚上好，我是警督，请原谅我在夜里这个时候给你打电话；没关系，我们从来不早睡；你是否记得我在花园里和你谈话时说过，内政部长要求我把你们那个小组的照片交给他；记得；我有一切理由认为，那张照片将刊登在明天的报纸上，并且在电视上播出；我不问您为什么，但我记得您对我说过，内政部长要那张照片绝对不是为了什么好事；对，但无论如何我也没有想到他会以这种方式使用它；他想干什么呢；明天我们就会看到报纸除了展示照片之外还会做什么，但我猜想，他们会给你打上犯人的烙印示众；因为四年前没有失明吗；你清楚地知道，对于所有人都失去视力唯独夫人你没有失明的事实，内政部长高度怀疑，而现在，从这种观点出发，这一事实就成了再充足不过的理由，认为你要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负全部或部分责任；您指的是空白选票；对，空白选票；荒唐，不折不扣的荒唐；我从所从事的职业中懂得，发号施令的人不仅不会在我们称之为荒唐的事情面前却步，还会进一步利用荒唐的事情麻痹人们的良知，毁灭人们的理性；您看我们应该怎么办；隐藏起来，消失掉，但不要到你的朋友家里，你们在那里不会安全，他们很快就会受到监视，即使现在还没有；说得对，无论如何，我们绝对不能让决定收留我们的人冒任何风险，刚才我还在想，给我们打电话是否会对您不利；不用担心，这条线路是安全的，全国很少有比这条更安全的线路了；警督先生；请讲；我想向您提个问题，不知道是否可以；问吧，不要怀疑；您为什么要为我们做这些事情，为什么帮助我们；很简单，因为许多年前在一本书上读到过短短的一句话，本来我已经忘记了，但这些天它又回到了我的记忆当中；一句什么话呢；我们出生的那一刻，仿佛为一生签署了一个契约，但可能有一天我们会问自己，是谁替我签署的；这段文字确实漂亮，发人深思，那本书的书名是；真不好意思，我记不起来了；记不得书中更多的内容，连书名也忘了，那就算了吧；连作者的名字也不记得了；这些词，这样出现，可能以前没有任何人说过，它们运气很好，没有互相丢失，有人把它们集合起来，谁知道呢，如果我们善于把一些分散的单个词语集合起来，这个世界是不是会更体面一些；我怀疑这些不起眼的可怜词语能否再次相聚；我也怀疑，但梦想是廉价的，并不费钱；我们等着看那些报纸明天说什么吧；等着看吧，我已经作了最坏的准备；不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请你考虑一下我对你说过的话，隐藏起来，消失掉；我会跟我丈夫谈谈；但愿他能说服你；晚安，感谢您所做的一切；没有什么好谢的；您要小心。挂断电话以后，警督问自己，说这条线路是安全的，全国很少有比这条更安全的线路，好像这是自己的东西一样，是不是太愚蠢了。他耸耸肩，自言自语地说，这有什么关系，没有任何东西是安全的，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

他没有睡好，梦见无数词语形成的乌云奔逃，散开，他拿着逮蝴蝶的网追赶它们，一面追赶，一面祈求，停一停，不要动，等等我。这时候词语们突然停下来，聚拢到一起，堆积到一起，好像蜂群等待落到蜂巢上一样，他高兴地喊起来，把网撒了出去。逮住的是一份报纸。这个梦不好，但信天翁会来扎医生妻子的眼睛更糟糕。他醒得很早。草草收拾了一下就下了楼。这次他不再从地下车库经过，不再经过那扇绅士之门，走的是普通的门，可以称为平民百姓之门，看见看门人蜷缩在小屋里，他点点头表示问候，如果在外面遇到他，也许会说句什么，但现在说话已没有必要，他不过是个匆匆过客，这指的是他自己，不是指看门人。街上的路灯还亮着，商店两个小时以后才开门。他找到了一间报刊亭，是那种最大的各种报纸最齐全的报刊亭，站在那里等着。幸亏没有下雨。路灯熄灭了，整座城市顷刻间陷入最后的短暂的黑暗之中，很快，随着眼睛适应了这一变化，随着清晨头一缕浅蓝色的晨光落到街上，黑暗消散了。配送报刊的卡车开过来，卸下一个个包裹之后沿着固定线路开走了。报刊亭的雇员打开包裹，开始根据收到的报纸份数整理，从左到右，从多到少。警督凑过去，道声早安，然后说，每种报纸给我拿一份。趁雇员把报纸装进塑料口袋的空当儿，他看了一眼那一排报纸，除了最后两种，其他的都在通栏大字标题下面刊登了那张照片。这个报刊亭今天上午开张不错，来了一位有身份的神秘顾客，我们提前说明，这一天其余的时间与上午没有不同，除了右边那两小摞卖出的数量没有超过平时之外，其他报纸均告售罄。现在警督已经不在那里，他拦住在最近的街角出现的第一辆出租车，慌忙钻进去，说了天佑公司的地址，在为路程太近而请求原谅之后，便从塑料口袋里抽出报纸，打开。集体照片上，有一个箭头指向医生的妻子，旁边是一个圆圈，里面有她的放大头像。各报的黑色或红色标题是，阴谋面目终被曝光，这个女人四年前没有失明，空白选票之谜被揭开，警方调查初见成果。光线不好，行进在碎石路上的汽车又不停地颠簸，他看不清报上的小字。不到五分钟的工夫，出租车停在大厦门口。警督付了车资，把找回的零钱放回司机手里，迅速走进大厦。他像一阵风一样从看门人身边走过，没说一句话，匆匆钻进电梯，急躁情绪几乎让他频频顿足，快走，快走，而电梯是机器，穷其一生接送人们上上下下，听他们交谈，听几句没有说完的自言自语或者低声哼唱走了调的片断，还有按捺不住的叹息和心神不定的嗫嚅，它装作与这一切无关，按规定时间上升下降，这是它的宿命，如果你急不可耐，去爬楼梯好了。警督终于把钥匙塞进了天佑保险与再保险公司门上的锁眼，把灯打开，朝桌子奔去，他曾在这张桌子上摊开本市地图，也曾与已经离去的助手们最后一次共进早餐。他的手不停地颤抖。他强迫自己慢慢读，逐字逐句，不要跳行，终于读完了那四份刊登那张照片的报纸上的相关新闻。各报刊登的内容完全相同，只是风格上稍有变化，用词上略见差异，假如它们能像数学一样计算出个平均文，很可能与内政部的写手们炮制的原文正好吻合。写手们那篇千古奇文的内容大致如下，祖国首都的机体之内出人意料地产生了一个毒瘤，它是以空白选票运动这种神秘而怪异的形式出现的，我们的读者都知道，这次空白选票的数量之多，超越了所有民主政党得票的总和，政府当时把隔离毒瘤和使其萎缩的工作交给了时间，因为时间能征服一切，化解一切。现在，一个最大的喜讯传到本编辑部，让人不能不喜出望外。一位警督，一位警司和一位二级警员表现了警察机关的侦查才干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出于安全方面的原因我们未受权透露他们的姓名，他们揭露的极有可能是那条绦虫的脑袋，它的一个个节片危险地麻痹并破坏了本市大多数适龄选民的公民意识。根据相当可靠的证人证实，这个与一位眼科医生结婚的女人令人极为惊诧，在四年前把我们的国家变成盲人国度的那场可怕的瘟疫中，只有她得以逃脱，警方认为她可能是造成这场新失明症的罪犯，好在新的瘟疫仅限于首都，但它已经把最为危险的堕落和腐败的病毒带入了我们的政治生活和民主体制。只有一个阴险的头脑，它足以与人类过往的历史中最凶恶的罪犯相匹敌，才能孕育出这样一个，据可靠消息，这样一个被共和国总统先生生动地形容为在吃水线下向民主巨轮发射的鱼雷。情况就是如此。如果将来如一切迹象所表明的那样，能够毫无悬念地证明那个医生的妻子有罪，那么所有遵纪守法的公民一定会要求对她施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请大家来看看现在的情形。由于在四年前的事件中与众不同，这个女人本来可能成为我们科学界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从而在眼科医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但现在她却作为国家和公众的敌人受到憎恶。她还不如当年失明。

这最后一句带有明显的威胁性，听起来像是一纸有罪判决，这无异于在写，她还不如当年没有出生。看到这里，警督的第一个冲动是给医生的妻子打个电话，问她是否已经看了这些报纸，尽量给她一点安慰，但脑海里马上冒出的另一个念头阻止了他，对她的电话监听可能已经不分昼夜，百分之百监控。至于天佑公司的电话，不论是红色话机还是灰色话机，就更不用说了，直接与国家特殊电话网相连。他翻了翻另外那两份报纸，它们都对事件不置一词。现在我该怎么办，他高声问道。他又回到那则新闻上，重新看了一遍，感到其中有一点很是奇怪，没有登出照片里的人员姓名，尤其是医生的妻子和她的丈夫。这时他才发现，照片的文字说明是这样的，用箭头标出者为女嫌疑人。看起来是医生的妻子在失明症期间保护了这一伙人，虽然这一事实还没有完全被确认。据官方消息，身份确定工作进展顺利，结果可望于明天公布。警督低声说，说不定他们还想知道小男孩住在哪里，好像这对他们还有什么用处。随后，他进一步想，现在看来，在没有同时采取其他措施的情况下公布照片，似乎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所有这些人都可能像我本人建议的那样，利用这段时间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但是，内政部长是个喜欢表演的人，成功地抓获一个人能增加其政治分量，提高其在政界和党内的影响，关于其他措施，最为可能的是这些人的住所已经处于二十四小时的监视之下，内政部长有足够的时间让他的探员渗入城内，编织起相关的控制网络。不过，无论这些想法多么正确，都无法回答他的问题，现在我该怎么办。可以打电话给内政部长，因为现在已经是星期四，借口想了解将会给他什么纪律处分，但毫无用处，他相信部长不会接听，随便打发一个秘书告诉他说，可以与警察局联系，警督先生，信天翁与海鹦之间啁啾鸣叫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那么，我怎么办，他又问自己，乖乖地留在这里腐烂，直到有谁想起我的时候打发人来收尸，或者设法离开本市，但这个时候最可能的是各个边界哨所都接到了严格的命令，不许我通过，我该怎么办。他又看了看那张照片，医生和妻子站在中间，左边是戴墨镜的姑娘和戴黑眼罩的老人，右边是写信的家伙和妻子，斜眼小男孩像个足球运动员一样蹲在他们前面，那只狗趴在女主人脚下。他又看了一遍照片的文字说明，可望于明天公布这些人完整的身份资料，明天，明天，明天。这时，一个决心冒出来，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但随后又出现了一个谨慎的念头，对他说这是个极端疯狂的举动，你要小心，谨慎的念头对他说，不要惊醒沉睡的龙，在它醒着的时候靠近是愚蠢的。警督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客厅里转了两圈，回到摊着报纸的桌子旁边，又看了看用白色线条圈起来的医生妻子的头像，那道白线好像是绞索，此时，全城人一半在读报，另一半坐在电视机前，看播音员在第一档新闻节目中播出的内容，或者在听广播电台预告明天将公布那个女人的姓名，不仅是姓名，还有住址，为的是让公众知道这个恶人的巢穴建在哪里。于是警督出去把打字机搬来，放到桌子上，叠好报纸，推到一边，坐下来开始工作。他用的信纸上方有天佑保险与再保险公司的徽记，如果不是明天，那么肯定是后天，控方将代表国家拿走信纸作为他的第二项犯罪的证据，即把公共行政当局的文具用于个人目的，而上述材料的专用性质和用于阴谋活动的特点必将构成该犯罪的两个加重情节。警督正在打字机上写的是近五天来发生的事件的详尽报告，从星期六凌晨同他的两位助手秘密穿过首都封锁线起，一直到今天，到给收信人写信的此刻为止。当然，天佑公司有一台复印机，但警督觉得，尽管现代化的复印技术保证即使猛禽鹰隼的眼睛也不能发现两者的区别，但把信的原件送给一个人，而把档次低得多的复印件送给另一个人，这种做法显得不够有教养。警督属于这个世界上倒数第二代还在吃面包的人，因此保留着一些对形式的尊敬，这就意味着，打完第一封信以后，他还要全神贯注地用打字机在另一张纸上抄一遍。第二封信仍是副本，毫无疑问，但制作的方法不同。写完之后，他把两封信叠好，分别放进两个同样印有天佑公司徽记的信封，封好之后再分别写上地址。当然，信将亲手递交，这种细心而高雅的做法会使收信人明白，天佑保险与再保险公司发来的信件至关重要，对其提供的信息应当极为关注。

现在警督又要出去了。他把两封信装进上衣里面的口袋，根据气象预报，今天的天气是这个季节可望遇到的最为宜人的，肉眼也能证实这一点，打开窗户就能看到，蓝蓝的天空有几片零散的白云缓缓飘过，尽管如此，警督还是穿上了风雨衣。这样做可能还有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在起作用，实际上，风雨衣，尤其是配有腰带的风雨衣，是古典侦探的明显标志，至少从雷蒙德·钱德勒塑造出马洛的形象之后便是如此，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只要看到一个帽檐下垂，风雨衣衣领竖起的人走过，人们就会立即喊叫，那是亨弗莱·鲍嘉，并向他的衣领和帽子的镶边投去赞叹的目光，任何一位警匪生死大战之类的书籍的读者都对此十分清楚。但这位警督不戴帽子，光着脑袋出门了，这是现代模式使然，即憎恶生动别致，就像人们说的，甚至不问你是否还活着就一枪打死你。他下了电梯，走过看门人的小屋，看门人朝他点点头，现在到了街上，来实现今天上午要完成的以下三件事，吃已经推迟了的早餐，去医生的妻子居住的那条街上走走，把写好的信交给收信人。第一件事在这家咖啡馆里解决了，一杯牛奶咖啡，几片黄油烤面包，面包不像前一天的那样松软，那样油腻，但我们用不着大惊小怪，生活就是这样，得到一些东西，失去另一些，对于这种黄油烤面包，现在热衷的人已经少而又少了，不论就制作者还是消费者而言均是如此。请原谅一个口袋里装着炸弹的人所做的这些粗俗的美食学评论。饭吃了，钱也付了，现在他大步向第二个目标走去。走到那里差不多用了二十分钟。进了那条街，他放慢脚步，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他知道，如果有警察监视，很可能认出他，但他满不在乎。如果他们当中有人看到他，会向直接上司报告，直接上司向他的上司报告，他的上司向警察局长报告，警察局长向内政部长报告，可以肯定，信天翁一定会用他那刺耳的嗓音吱吱地叫起来，我已经知道的事用不着报告，只报告我需要知道的，比如，那个该死的警督在干什么勾当。街上的人比往常多一些。有几小群人站在医生的妻子住的那座楼前，他们都住在这个街区，痴迷于搬弄是非，这在某些情况下并非有害，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不祥之兆，他们手里拿着报纸找到被指控的女人的住处，觉得这个女人似曾相识，或者偶尔打过交道，或者是治疗眼疾时在她丈夫的诊所见过。警督已经看到了监视者，一个混进人数较多的一伙人当中，另一个装出一副懒洋洋的样子靠在一堵墙上看体育杂志，仿佛在文字世界里没有任何更加重要的东西。他看的是杂志而非报纸，这不难解释，对于监视者来说，一本杂志足以保护自己，而遮挡住的视野却少得多，一旦突然需要跟踪某人，就迅速塞进口袋。这些警察们都知道，他们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而此时眼前这几个便衣警察并不了解从那边过来的警督与他们从属的内政部长之间正经历着暴风骤雨，还以为警督也参与本次行动，前来检查是否一切都按计划进行。这毫不奇怪。虽然警察局某些高级别的人员已经在窃窃私语，说内政部长不满意警督的工作，其证据是他的助手奉命返回，留下他独自一人在那里休闲，还有人说他已经靠边站，但上述流言没有传到下层警员的耳朵里。不过，应当说明，免得大家忘记，那些窃窃私语的人并没有准确了解警督为什么还在首都，而回到总部的警司和警员直至现在仍保持沉默。有趣但不能称得上开心的，是看着那些警察怎样神秘兮兮地走近警督，撇着嘴低声告诉他说，这边没有动静。警督点点头，看了看四楼那套房子的窗户，就离开了，心里一直在想，明天，姓名和住址公布之后，这里的人会多得多。他看见前面不远处过来一辆空驶的出租车，示意其停下。他上车后道声早安，从口袋里掏出那两个信封，念了念收信人地址，问司机，哪个地址比较近；第二个；那好吧，请把我送到那里。司机旁边的座位上有一份叠着的报纸，正是那份报纸，头版上方是震撼人心的血红色标题，阴谋面目终被曝光。警督内心产生了一个想法，想问一问出租车司机对今天报纸上刊登的消息有什么看法，但他随即放弃了这个念头，担心带有过分询问的口气会暴露他的职业。他想，这是职业意识强迫症。倒是司机首先进入了这个话题，我不知道先生您怎么想，但是我觉得，说那个女人没有失明纯粹是胡说八道，为了多卖几份报纸编造出来的天字第一号胡说八道，既然我失明了，我们大家全都失明了，那个女人怎么可能还看得见，这种谎话没人相信；那么，说她造成了空白选票这件事呢；又是一派胡言，女人就是女人，不会掺和这类事，要是男人嘛，倒是有点可能，现在说是个女人干的，呸；我们不久就会看到这件事怎样结束；在这桩事的油水榨干以后，他们马上就再编造一桩，这是常有的事，先生您连想都想不到手握这方向盘能学到多少东西，我再给你讲一件；请说，请说；与所有人的看法相反，后视镜不仅用于观察后面来的车辆，还用于查看乘客的灵魂，我敢打赌，你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你这话吓我一跳，真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是啊，正像我说的那样，这方向盘教给我许多东西。听到这番泄露玄机的话，警督觉得还是谨慎为好，不再往下谈，直到司机把车停下，说一声，到了，他才鼓起勇气问，关于后视镜和灵魂的事，是不是适用于一切车辆和所有司机；只适用于出租车，亲爱的先生，只适用于出租车，司机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警督进了大楼，走到接待台前说，早安，我代表天佑保险与再保险公司，希望与社长先生谈谈；如果您来这里是为了保险业务，也许与一位经营人员谈谈为好；你说得完全对，原则上是这样的，但我来贵报不是为了纯技术性事务，所以必须直接与社长先生谈；社长先生不在报社，估计下午之前不会来；那么，你看我应该和谁谈，谁最合适呢；我想应当是编辑部主任；既然如此，麻烦你帮我通报一声，请记住，说天佑保险与再保险公司求见；不想把姓名告诉我吗；说天佑公司就够了；啊，我明白，公司名称中含有您的名字；正是这样。接待员打电话，说明情况，挂断电话以后说，马上就会有人来接，天佑先生。几分钟过后来了一个女人，我是编辑部主任的秘书，请跟我来。他跟着女秘书穿过一道走廊，心情平静，但是，突然之间意识到这一步考虑不周，过于鲁莽，他觉得腹部受到重重一击，喘不过气来。还有时间退出，随便找个什么借口请求原谅，真糟糕，我忘记带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没有它不能与主任先生谈话，但这不是真话，文件就在这里，就在外衣里面的口袋中，警督先生，酒已经斟满，现在除了喝下去没有别的办法。女秘书请他走进一间陈设简朴的小客厅，几只旧沙发像是来到这里就为了平平淡淡地度过漫长的一生，小客厅中间的桌子上放着几份报纸，书架上的书显得有些凌乱。请坐，主任先生请您稍等片刻，他正忙于处理一件事情；很好，我等一等，警督说。这是他的第二次机会，如果现在离开，沿着把他带入罗网的这条路回去，他还能够脱身，就像在后视镜里看到自己灵魂的人一样，他觉得他的灵魂不够理智，灵魂不该把人拖进万劫不复的深渊，恰恰相反，应当阻止他们，让他们好自为之，因为灵魂一旦离开人体，几乎总是要迷失方向，不知道向何处去，并非只有坐在出租车的方向盘后面才能学到这些东西。警督没有走，现在酒已经斟上了，斟上了。编辑部主任走进来，请原谅，让您等这么长时间，手头有件事处理到一半，无法脱身；没关系，您能接见，我非常感谢；根据他们对我说的，您的事情似乎属于行政范围，尽管如此，请告诉我，天佑先生，我在哪方面能为您效劳。警督把手伸到口袋里，拿出第一个信封，请您读一读里面的信件，我将非常感谢；现在吗，编辑部主任问；是的，现在，不过首先我应当告诉您，我不叫天佑；那么，您的名字；读完信您就会明白。编辑部主任撕开信封，打开折叠着的信纸，开始读信。他刚读了前几行就停住了，迷惑不解地望着面前这个人，仿佛在问他，更明智的做法是否是到此为止。警督打个手势请他继续读下去。直到把信读完他再也没有抬头，恰恰相反，随着一句一句往下读，他的头仿佛埋得越来越低，再也抬不起来，好像看见了生活在万丈深渊中的那些骇人听闻的生灵以后，再也不能以原来那张编辑部主任的脸出现在人世之间。他精神恍惚，默默不语，最后才慢慢抬头看了看警督说，请原谅我冒昧地问一声，先生您是谁；信上有我的签名；对，我看到了，名字在这里，但名字只不过是一个词语，完全不能解释它所代表的那个人；我更倾向于不告诉您，不过我理解您需要知道；既然如此，请说吧；不，在您以名誉担保这封信在您的报上刊登之前，我不会告诉您；社长不在，我无权许诺；接待厅的人告诉我社长下午才会来报社；确实，是这样，大概四点钟左右；那么我到时候再回来，但是我现在应该让您知道，我随身还带着一封与这封完全相同的信，准备在你们对此事没有兴趣的情况下交给另外一位收信人；我想是另一家报纸；是的，但绝不是刊登了那张照片的报纸中的任何一家；我明白，但无论如何，对于那家报纸是否愿意承担传播您描述的这些事实必然会产生的风险，您不可能有把握；我没有任何把握，我是把赌注压在两匹马上，冒的是两匹皆输的风险；我相信，如果您赢了的话，风险会更大；如果你们决定刊登的话，也是如此。警督站起身，我四点一刻再来；请带上您的信，因为我们之间还没有任何协议，我不能也不应该把信留下来；谢谢，这样我就不用向您讨还了。编辑部主任用小客厅的电话接通了女秘书，对她说，陪这位先生到门口，记住，他四点一刻再来，你到门口去接，并陪他到社长办公室；是，先生。警督说，那么，再见了；对方回答说，再见。两人握手告别以后，女秘书把门打开，让警督先过去，请跟我走，天佑先生，她说。到了走廊上，她又说，请允许我说句话，您是我一生中遇到的第一个叫天佑的人，我想都没有想到过会有人叫这样的名字；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一个人名叫天佑，大概挺有意思；为什么；因为真的很好玩，名字叫天佑；这确实是最好的回答。他们到了接待厅。我在约定的时间在这里等您，女秘书说；谢谢；再见，天佑先生；再见。

警督看看表，还不到下午一点，现在吃午饭还太早，此外，胃里的咖啡和黄油烤面包片仍在提醒，他没有食欲。他上了一辆出租车，对司机说了星期一与医生的妻子会面的那座花园的地址，最初的念头不一定要永远原封不动地照办。他原本没有想再回到这个花园，但还是来了。然后他会步行，像个在静静巡视的警督，看看街上聚集了多少人，说不定还会与那两个负责监视的警员就职业相关的问题交换一下意见。他穿过花园，在拿着空水罐的女子塑像前停下脚步，望了片刻。你们把我丢在这里了，她好像在说，今天，我已经没有用处了，只能看着这潭死水，以前有一段时间，用来雕塑我的石头白白的，泉水日夜不停地从这个水罐里流淌出来，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那么多水是从哪里来的，我只是站在这里让水罐倾斜着就是了，可现在，一滴水都流不出来，他们也不来告诉我为什么就这样完了。警督喃喃地说，孩子，这就像生命一样，不知道为了什么开始，也不知道因为什么结束。他在水里沾湿右手手指，放到嘴里。他没有想这个举动有什么含义，但是，如果有人在旁边望着，肯定会说他在亲吻湖水，那水算不上干净，因湖底的淤泥而变成绿色，像生活一样肮脏。手表的指针没有前进多少，还有时间在树荫下坐一坐，但他没有停下，再次沿着与医生的妻子一起走过的路走去，进了那条街，眼前的景象完全变了，现在几乎寸步难行，人们不再是三五成群，整条街人山人海，交通完全阻断，好像附近所有的居民全都走出了家门，来观看什么神灵显圣。警督把站在楼门口的两个警员叫过来，问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是否有什么新情况发生。他们说没有新情况，也没有任何人出来，窗户一直关着，只是告诉他有两个陌生人，一男一女，从楼梯上到四楼，问那家的人是不是有什么需要，那家人说什么都不需要，感谢他们的关心。没有别的事吗，警督问；就我们知道的，没有别的事，其中一个警员说，这样的话，写报告就容易了。他提到报告，一下子斩断了警督已经展开的想象的翅膀，他本来打算爬上四楼，按下门铃，自报家门说，是我，进去以后马上讲述最近发生的事情，他写的信件，与报社编辑部主任的谈话，然后医生的妻子会对他说，和我们一起吃午饭吧，他会吃的，这个世界也就会太平无事了。不错，太平无事，两个警员会这样书写报告，一位警督曾和我们见面，后来他上到四楼，过了一个小时才下来，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他一句话也没有对我们说，我们的印象是他下来的时候已经吃过午饭。警督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吃饭了，吃得很少，甚至不曾注意端到眼前的盘子里的食物，三点钟，他又来到那个花园，看着手里拿空水罐的女子塑像，她仿佛还在等待奇迹出现，水重新涌出来。三点半到了，他从凳子上站起身，徒步向报社走去。还有时间，用不着叫出租车，如果乘出租车，他会不由自主地看后视镜里的自己，后视镜了解他的灵魂，这已经够他难受的了，而且他不能肯定灵魂不会从镜子里出来对他说些什么不中听的话。他走进报社的时候还不到四点一刻。女秘书已经来到接待厅，社长先生在等您，她说。这次她没有加上天佑先生那几个字，也许他们已经告诉她，那不是他的名字，现在她正为先前说的那几句善意的话感到失落，觉得受了委屈。他们沿着原来的走廊往前，但这次走到了尽头，往右拐的第二个门上有个小小的标牌，上面写着，社长室。女秘书轻轻地敲敲门，里面有人回答，请进。她先走过去，扶住门，让警督进去。编辑部主任对女秘书说，谢谢，暂时你没有别的事情了，她立即转身离开了。感谢您同意与我谈话，社长先生，警督首先开口；主任先生已经简要地向我介绍了您的问题，我非常坦率地承认，可以预见，有效地传播此事极为困难，但当然，无论如何，我非常乐于看一看文件的全文；就是这封信，社长先生，警督说着把信封递过去。我们坐下吧，请给我两分钟的时间。读信的时候，他没有像编辑部主任那样低下头去，但抬起眼睛的时候，可以看出他不知所措，忧心忡忡，先生，您是谁，他显然不知道编辑部主任已经问过这个问题；如果您的报纸同意刊登您手里的这封信，您就会知道我是什么人，如果不同意，那么我就把信收回，离开这里，除了感谢您为我浪费的时间之外，不再说一句话；我已经告诉我的社长，先生您还有一封同样的亲笔信，打算交给另一家报纸，编辑部主任说；说得对，警督回答，另一封就在我这里，如果我们达不成协议，我今天就去递交，绝对必须在明天发表；为什么；因为明天也许还来得及阻止一桩冤案发生；您指的是医生的妻子；对，社长先生，他们不择手段，想让她成为我国当前所处的政治局势的替罪羊；他们一派胡言；这话您不要对我说，而是应当对政府说，对内政部说，对您那些按照他们的旨意写文章的同行们说。社长和编辑部主任交换了一下眼神，说，正如您可以估计到的，对我们来说，您的文章不能像您撰写的那样发表，包括所有细节；为什么；您不要忘了，我们生活在戒严状态下，新闻检查人员的眼睛死死盯着各种报刊，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报纸；刊登这个东西等于报纸在当天被查封，编辑部主任说；那么，就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了，警督问道；我们可以试一试，但对于能产生什么效果，我们没有把握；怎么办，警督又问。在飞快地与编辑部主任再次交换目光之后，社长说，到了先生您清楚地告诉我们您是什么人的时候了，不错，信上有个名字，但不能表明那不是伪造的，事情很简单，您可能是警方派出的奸细，来试探我们，把我们牵扯进去，我并非说一定是这样，请注意，我只想表明，如果先生您不表明身份，而且不在现在表明，那么我们的谈话无论如何也不能继续进行下去。警督把手伸进口袋，请看，说着他把警官证递给社长。社长脸上的表情瞬间从将信将疑变成了目瞪口呆，什么，先生您是警督，社长问；您是警督，编辑部主任从社长手里接过警官证看了看，大惊失色，战战兢兢地问；对，警督从容地回答说，现在我相信可以继续谈话了；如果您能原谅我的好奇，社长问道，是什么使您迈出了这一步呢；我自己的原因；至少告诉我其中一个原因，让我相信这不是在做梦；我们出生的那一刻，仿佛为一生签署了一纸契约，有一天我们可能会问自己，是谁替我签署的，我问过自己，回答就在这张纸上；您是否意识到您可能会遭遇到什么事；意识到了，我已经有充分的时间考虑这一点。一阵沉寂之后，警督又开口了，你们说过可以试一试；我们想使用一个小花招，社长说，他示意编辑部主任接着往下说；我们的想法，编辑部主任说，我们的想法是刊登他们今天已经刊登的东西，不过方式显然不同，删除令人生厌的辞藻，在最后部分掺进您带来的内容，此事不易，但无论如何我也不认为不可行，问题在于技巧和运气；就是把宝押在负责新闻检查的公务人员的心不在焉甚至懒惰上，社长补充说，但愿他以为那条消息已经是旧闻，用不着再从头看到尾；我们有多少胜算呢，警督问；坦率地讲，胜算不大，编辑部主任说，我们必须满足于现有的可能性；如果内政部想知道你们的消息来源呢；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拿出职业秘密做挡箭牌，当然，这在戒严状态下对我们不会有很大用处；如果他们穷追不舍，如果他们威胁你们呢；那么，不论我们多么不愿意，也必须透露，没有别的办法，显然我们将受到惩罚，但最沉重的后果将落到您的头上，社长说；很好，警督回答说，现在，既然我们都已经知道可能会面临什么，就让我们继续往前走，如果祈祷能有点用处，那么我将诚心祈祷，但愿读者不像我们对新闻检查人员所希望的那样，也就是说，希望读者们从头读到尾读完那条消息；阿门，社长和编辑部主任齐声说。

五点钟刚过，警督出了报社大门。正好有一辆出租车停下来，乘客下了车，他本来可以乘坐，不过还是选择了步行。奇怪的是，他现在感到心中愁云尽扫，一身轻松，仿佛切除了正在慢慢蚀咬他体内某个主要器官的异物，拔除了嗓子里的鱼刺，取出了胃里边的钉子，切除了肝脏上的毒瘤。明天所有的牌都会在桌面上摊开，捉迷藏的游戏随即结束，因此，如果那条消息得以发表，或者在不能发表的情况下被人告知内政部长，毫无疑问，这位部长会立刻明白矛头指向何人。想象的骏马似乎要跑得更远，甚至已经迈出了令人不安的第一步，但警督及时勒紧了嚼环，今天就是今天，我的骏马，我们明天再看吧。他本来决定走回天佑公司，却突然感到两条腿非常沉重，神经像经过长时间绷紧的橡皮圈突然松弛下来，急需合上眼睛，睡上一觉。只要有出租车出现就抓住它，他想。载着客人的出租车一辆一辆过去，有一辆空驶的没有听到他的喊声，看来不得不长途跋涉了，当他几乎拖不动两只脚的时候，终于来了一辆，像一艘救护船捞起了一个行将淹死的海上遇难者。电梯亲切地把他送到第十四层，门顺利地打开了，没有遇到障碍，沙发像欢迎亲朋好友一样接待了他，短短几分钟之后，警督已经伸直双腿沉沉入睡，或者如生活在还相信存在安稳的时代里人们常说的那样，安安稳稳地睡着了。警督依偎在天佑保险与再保险公司这个母亲的怀抱里，享受着与她的名字和特性相称的安宁，美美地睡了一个小时，醒来以后身上增添了新的力量，至少他觉得是这样。他伸伸懒腰，感到外衣口袋里的第二个信封还在，里面是没有交出去的那封信。也许犯了一个错误，把赌注全都压在了一匹马上，他想，但很快就明白，同样的谈话不可能进行两次，从这家报纸到另一家报纸，讲述同样的故事，重复讲述将失去其真实性。既然这样，就顺乎自然，他想，翻来覆去没有用处。他走进卧室，看见答录机的指示灯在不停地闪动。有人曾来过电话，留了言。他按下按钮，首先出来的是接线生的声音，然后是警察局长的话，请记录，明天上午，九点钟，重复一遍，九点钟，不是二十一点，曾和你一起工作的警司和二级警员将在北部边界第六号哨所等你，我应当告诉你，除了你的任务因为其负责人欠缺科学技术能力而取消之外，你留在首都已经被认为不适宜，这是内政部和我本人的意见，我还要补充一点，警司和警员受命把你带到我面前，如果你拒不服从，他们可以实施逮捕。警督站在那里，死死盯着答录机，然后抬起手，像与某个远去的人告别一样，慢慢按下了删除键。接着，他走进厨房，从口袋里掏出信封，在酒精中浸湿，折叠成倒V字形，放在洗手池里，点火烧掉。一股水流把灰烬冲进了下水道。做完这件事之后返回客厅，他把所有的灯全都打开，开始慢慢阅读报纸，特别关注的是他寄托了自己命运的那份报纸或者那个人。时间到了，他过去打开冰箱，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可供他做个类似于晚餐的东西，但立即放弃了这个念头，这种可能极为鲜见，鲜见这个词在这里既不表示新鲜，也不表示珍贵。他们应当为这里购置一台新冰箱，他想，这一台已经尽了它应尽的力量。他走出去，在街上看到的第一家餐馆草草吃了点东西，然后返回天佑公司。第二天他必须早早起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