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明症漫记 精彩片段：
《复明症漫记》与《失明症漫记》（代译后记）
一九九八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自称“讲故事的人”，在代表作《失明症漫记》中，他以非凡的想象力虚构了一个离奇的故事：某个没有名字的城市突然爆发“失明症”，男女老少陆续失明，被当局关进废弃的疯人病院，由军警严加看管。人人惊恐不安，度日如年。萨拉马戈着重描写了几位被塞进其中一个病室的人物，他们同样没有名字，只有职业或绰号：医生，医生的妻子，第一个失明者，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戴黑眼罩的老人，戴墨镜的姑娘，斜眼小男孩……他们当中唯有医生的妻子奇迹般地没有失明，得以伪装成盲人默默帮助难友，成为他们的领袖和灵魂，并且为读者见证了他们经历的种种苦难，特别是一伙恶棍盲人垄断食品分配权，强迫女盲人服“淫役”的残暴行为，以及难友们蒙受的屈辱和挣扎、反抗……应当感谢萨拉马戈，故事竟有个圆满的结局，让善良的人战胜邪恶，活下来，恢复了视力，重见天日，并且相互成为亲密的朋友！
作为《失明症漫记》的姊妹篇，《复明症漫记》的故事发生在“失明症”过后的第四个年头。萨拉马戈又开始讲故事了。四年前复明的市民欣逢盛世，衣食无忧，享受着自由生活，即将参加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医生，医生的妻子，戴黑眼罩的老人，戴墨镜的姑娘，斜眼小男孩……又在故事中出现，只不过医生的妻子由《失明症漫记》中的一号人物成了二号人物，把原来的地位让给了一位同样没有姓名仅有职位的人：警督。
谁能料到，“复明”也成了社会病症。又是一个寓意深刻、动人心弦的故事！
我于二〇〇一年年初退休前完成了《失明症漫记》的翻译，次年在澳门葡文书店参加了第一版的首发式。现在，姊妹篇《复明症漫记》中文译本由新经典文化出版，两者相隔十多个年头。
这些年里，《失明症漫记》话题不断，风生水起。
香港话剧团于二〇〇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二日演出根据《失明症漫记》改编的话剧《盲流感》。
为纪念中国话剧诞辰一百周年，中国国家话剧院于二〇〇七年六月六日至六月十七日演出根据《失明症漫记》改编的话剧《失明的城市》。
两者的编剧都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冯大庆女士，导演也都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王晓鹰博士。
甚至名不见经传的河南信阳师院晨曦话剧社也排演了《失明的城市》，估计使用的也是冯大庆女士改编的剧本。
几乎同时，巴西、日本和加拿大联手将《失明症漫记》拍成电影，中文片名为“盲目”，很快，中文字幕的《盲目》在网上传播开来。
香港话剧团和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海报上，都写着“文学顾问：范维信”，说实话，我既没有顾，也没有问，因为这两部话剧的原料商是葡萄牙的萨拉马戈，制造商是香港话剧团和中国国家话剧院，我不过用中文对产品进行包装，充当了一个中间商。一个表演艺术的门外汉去给表演艺术家做“顾问”，岂不滑稽。我谢绝了他们的盛情邀请，仅仅去欣赏了中国国家话剧院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的一场演出。
其实，文学翻译只是我的业余爱好，我的本职是新闻工作。一九六四年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外语系葡萄牙语专业毕业以后，我一直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葡萄牙语部从事翻译、编辑、记者和播音工作。粉碎四人帮后也曾阴差阳错兼任了几年行政职务，但始终没有离开过葡萄牙语业务。改革开放了，一是由于个人兴趣，二是因为别无他能，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一些文学和历史著作，不承想一发不可收拾，获得了“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等奖项和葡萄牙总统颁发的“绅士级功绩勋章”。
二〇〇一年我退休了，离开了钟爱的对外广播事业，不能再主持“北京夜话”和“中国成语”等节目，不能再面对话筒与葡萄牙语国家听众谈古说今。这时，澳门终审法院邀请我去担任院长办公室翻译顾问，为期两年，我答应了，结果一去就是五年多。
二〇〇七年初离开澳门回到北京。自改革开放以来，上班忙于工作，下班从事文学翻译，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没有时间孝顺老人，没有时间关心家庭，现在年近古稀，一些老年病随之而来，所以下定决心，脱离葡萄牙语，开始真正的退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