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的感觉_第二部 第一章

第二部

第一章

人生到了后期，你觉得可以喘口气，歇一会儿了，不是吗？你认为，活了一辈子，也该歇一歇了。反正我是这样想的。但是到那时你才开始理解，生活是不会有所恩赐的。

还有，年轻的时候，你一定认为你可以预想到岁月会带给你的苦痛和凄凉。你会想象自己也许会孤单、离异、丧偶；孩子们都长大疏远了你，朋友也相继离世。你还会想象自己地位不如从前，无所欲求——更无人欣赏。你可能会想得更远，想到自己走向死亡，到那时无论有多少人陪伴，都只能独自面对。所有这些都是一味向前看。而你做不到的是向前看，想到自己站在未来的某一点回望过去，去体会岁月带给你的新的情感。比如说，你发现，当你的人生见证者日渐减少，确凿的证据也随之减少，因此，对当下和曾经的你也就没有那么笃定了。即使你是个勤于记录的人——用文字、声音、图片——你也许还是会发现，自己的记录方法很不得法。艾德里安以前常常怎么说来着？“不可靠的记忆与不充分的材料相遇所产生的确定性就是历史。”

我仍然很喜欢阅读历史，当然包括我有生之年所发生的一切正史——撒切尔夫人、“9·11”事件、全球变暖——阅读之时自然带着恐惧、担忧以及谨慎的乐观。但是，我在阅读这一段历史时，与阅读古希腊罗马、大英帝国或俄国革命时的感受却迥然不同——我从未完全相信它。也许，我只是对那些多少已被公认的历史更感牢靠。或许呢，又是那同样的悖论：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的历史理应是最清晰的，然而也是水分最大的。我们生活在时间中，它牵制我们，也定义左右着我们，而时间本是用来衡量历史的，不是吗？如果我们无法理解时间，无法掌握其节奏与进展，那么我们何以理解历史——哪怕是我们自己那微小、私密、基本无从记录的历史？

我们年轻的时候，觉得三十岁以上的人看上去都像是中年人，五十岁以上的就像古董一般。而悠悠流逝的时间，也印证了我们那时的想法真的没错。我们年轻时觉得那么重要、明显的年龄差异，随着时间都消蚀不见了。最后都归属于一类了——不再年轻。我自己其实还真不大在乎。

当然也有例外。对于有些人，他们年轻时形成的对时间的区分从未真正消失过：年长的在他们眼里总是年长的，哪怕他自己也已经长出花白的胡须。还有一些人，虽然只比别人年长个，比如说，五个月，却总会倔强地认为他自己——她自己——比人家更明事、更知理，尽管事实恰恰相反。或者呢，我不妨说，正因为事实恰恰相反。因为，对于任何一位客观的观察者而言，天平显然已转向较为年轻的人，而年长的人却愈发刻板地——愈发神经质地——以为自己高高在上。

顺便说一句，我还经常听一些德沃夏克的曲子。不大爱听他的交响曲；现在更喜欢弦乐四重奏。但是柴可夫斯基也难逃天才作曲家的宿命，受年轻人追捧，对中年人依然有一些吸引力，但年老之后想起来，就算说不上令人窘迫，也多少显得有点不太搭界。我倒并不是说她说得很对。其实，但凡天才总会让年轻人着迷，此事天经地义。如果哪个年轻人对天才不感兴趣，那才算是不正常。顺便说上一句，我认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原声碟算不上天才之作，即使是我年轻时我也没这么觉得。另一方面，我还会时不时地想起泰德·休斯，一想到他有写不完的动物，就会会心一笑。

我和苏茜的关系不错。算还好吧，多多少少。可是现在的年轻一代已经觉得没必要、也没义务与长辈保持联系。至少在他们看来，“保持联系”并不等于“见面”。联系老爸，一封电子邮件就够了——真是可惜，老爸没学会发短信。是的，他现在已经退休了，还天天倒腾他那些神秘的“项目”，真怀疑他到底完成过一项没有，但那至少能让他的脑子活动活动，好过打高尔夫。哦，对了！我们上周本打算去看看他的，但临时有点事儿。我真心希望他别得了老年痴呆症，那是我最担心的事儿，真的，因为，你看老妈肯定是不打算再要他了，对吧？不：我有点儿夸张，表达得不够准确。苏茜不是那样的，我敢保证。一个人住久了就总会心生自怜与妄想。苏茜和我关系不错。

我们的一个朋友——虽然我和玛格丽特离婚的时间比我俩结婚的时间还要长，但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这样说——她的儿子有一支朋克摇滚乐队。我问她有没有听过他们的歌。她说有一首叫《每天都是星期天》。看来，同样的青少年无聊情绪真是代代相传，想到这我不禁释怀地笑了。逃避现实的讽刺谐语也是代代如此。“每天都是星期天”——这句歌词让我想起自己当年也觉得时光停滞，总觉得真正的生活久久没有到来。我问了我们那位朋友，他们乐队还有别的什么歌没。再没有了，她回答说，他们乐队就这一首歌。那这首歌是怎么唱的？我问道。什么意思？下一句歌词是什么？你没明白吗，是吧？她说。歌名就是歌词。他们就重复这一句歌词，一遍又一遍，想唱多长就唱多长。我记得自己当时笑了。“每天都是星期天”——这可是句不错的墓志铭，是不是？

有一个长长的白信封，透明纸窗下面能看见我的名字和地址。对于这种信，我不知道你会怎样，但我是从来不会急着拆开的。曾几何时，这种信函就意味着我的离婚纠纷进入到了另一个痛苦的阶段——也许是因为这个，所以我很怕这种信封。现在这种信封里大多都是税单，是我退休那会儿买的可怜的几笔回报率很低的股票，也有可能是我长期捐款支持的慈善基金又来信劝我再多捐些。所以我本来已经把它忘在脑后了，直到晚些时候收拾公寓里的废纸——而且还是收拾到最后一个信封——打算回收利用的时候。原来是一封来自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法律顾问公司的信，柯英布氏公司。一个叫埃莉诺·马里奥特的人在信里写道“关于莎拉·福特夫人（已逝）不动产相关事宜”。我想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是谁。

我们常常想当然，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认为记忆就等于事件加时间。但是事实远非如此：事实更加怪异。是谁曾说过来着？记忆是那些我们以为已经忘记的事情。而且我们理应明白，时间并非显影液，而是溶剂。但是这样理解并不讨好——也对我们无益；对我们过日子并没有什么帮助；于是我们就忽略了这一点。

信中要求我确认一下地址，并提供一份护照的复印件。信中告知我，有人遗赠给我五百英镑和两份“文件”。这让我非常不解。首先，遗赠赠予者的教名我从未听过，也有可能是我忘记了。而且五百英镑这笔数目似乎是个很具体的数目。不能说是一分不值，却也算不上是一笔财富。如果我能知道福特夫人什么时候立下的遗嘱，也许可以想出个所以然来。但是如果是很久以前所立，那相应的这笔数目现在肯定已经更可观了，那我就更想不通了。

我确认了自己还健在、身份的真实性以及自己的所在地，并附上了复印件。并在信中请求了解立嘱日期。此后的一天晚上，我坐了下来，想要重新记起大约四十年前在奇斯尔赫斯特那个令人难堪的周末。想记起是否那其中某一刻、某件事或是某句话会让人觉得值得感谢或是值得有所回报。但我的记忆现在越来越像个机械装置，只是反复地重现那些貌似确凿的数据，鲜有变化差异。我凝望过去，我静心等待，想诱使自己的记忆走入另一不同的轨道。但这番努力却付诸了东流。我以前和莎拉·福特夫人（已逝）的女儿曾经交往过一年左右时间，她的丈夫对我屈尊俯就，她的儿子把我盯得紧紧的，她的女儿操控利用我。那段交往确实让我痛苦不堪，但也不至于要让她妈妈给我留下五百英镑以表歉意。

而且，那阵痛苦的感觉也没有持续很久。我之前就说过，我有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我早就把维罗妮卡抛在脑后，与我没有半点瓜葛了。当岁月把我早早地带入中年后，我开始回顾自己经历的一生，思索自己未走的条条道路，和那些看似平静却又暗流汹涌的一个个假设，但我觉得自己从未想象过——往坏的方向未曾想过，更不要说往好的方向想了——如果还跟维罗妮卡在一起可能会怎样。安妮倒是想过，维罗妮卡，从来没有。而与玛格丽特共度的那些岁月，我从未后悔过，尽管我们以离婚而告终。虽然我也曾试着想过——想想并不难——但从未幻想再过一段与此截然不同的人生。我觉得这算不得自我满足；更多的是缺乏想象力，没有抱负，总之是少点儿什么。据实来讲，是的，我太过普通，不够特异，自己做过的那些事情，即使人生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会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