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种孤独 精彩片段：
与鲨鱼搏斗
没人把《劳工领袖》太当回事。即使芬克尔和克拉姆，它的老板，两位整日愁眉不展的连襟，最初的创办人，也不知他们怎么做到年年盈利的——可就连他们也没觉得自豪。他们心不甘情不愿地在办公室里忙前忙后，他们的拳头与咆哮让墨绿色隔断颤个不停，他们一把抓过长条校样，撕个粉碎；他们折断铅笔尖，把湿湿的烟头扔在地上，鄙视地把电话摔到电话架上。至少，以前，我从他们的这些行为中得出上面的结论。他们俩谁也没想着要把《劳工领袖》当成毕生的事业，他们似乎憎恨它。
你不能责备他们：这东西像个魔鬼。形式上，它是本厚厚的双周刊小报，印刷质量低劣，页张很容易从你手中散落，却很难再按顺序把它们理好；方针上，它自称为“忠于工会运动精神的独立报纸”，可它真正的定位却是为工会头头们办的一种行业期刊，反正头头们从工会经费中出钱订阅，他们肯定是倾向于去容忍而并非真想或是需要这份报纸给予他们任何些许的支持。不用说，《劳工领袖》“从劳工视角”出发报道的全国性事件早已过时，很可能还弄得乱七八糟，经常因排印错误搞得晦涩难懂；它排版密集的专栏里充斥着溜须拍马的报导，都是那些订阅名单上的工会头头们在做什么，常常有更大的新闻不去报道，只因那些工会领导没有订阅它。每一期里都有许多头脑简单的宣传，以多个小型工商企业之名主张“和谐”，芬克尔和克拉姆能够乞求或恫吓那些小企业掏钱购买版面——这种妥协几乎肯定会妨碍一份真正劳工报的发展，然而，这种妥协，似乎根本不足以限制《劳工领袖》的风格。
编辑部人员流动十分频繁。只要有人辞职，《劳工领袖》就会在《时代周刊》的招聘版上登广告，提供“与经验相适的薪水”。结果导致《劳工领袖》办公室外的人行道上总是挤满一大群人，办公室就在靠近服装业区的南面，粗糙的当街门面。主编克拉姆（芬克尔是出版人），会先让他们等上半小时，才拿起一沓应聘表，猛地甩甩衬衫袖口，神情严肃地打开门——我想他很享受这种时不时的机会，当一个说了算的人。
“好了，慢慢来，别着急，”当应聘人群推搡着往里走，挤压着隔开里面办公室的木栅栏门时，他会说。“别着急，先生们。”然后他抬起一只手，说，“我能请你们安静一下吗？”接着他开始解释这份工作。当他谈到薪水时，走了一半应聘者，留下来的大多数人，对任何冷静、整洁、能够造出一个完整英语句子的人来说，都够不上竞争力。
我们都是这样给招进来的。那年冬天，我们六或八个人，蹙眉坐在《劳工领袖》那惨淡的荧光灯下，大部分人毫不掩饰自己想找份更好工作的愿望。我丢了某都市日报的工作几周后，就在那里工作，直到来年春天一家大型图片杂志社解救了我，至今我还在这家杂志社工作。其他人有其他的解释，像我一样，他们花很多时间讨论：这儿真是哕里巴嗦、添油加醋讲自己倒霉事的好地方。
利昂·索贝尔在我之后不到一个月加入了编辑部，从克拉姆领他进到编辑室那一刻起，我们就知道他会与众不同。他站在凌乱的桌子中间，脸上那神色仿佛一个人在巡视他即将攻占的新战场，克拉姆把我们一一介绍给他（忘掉了一半人的名字），索贝尔夸张又煞有其事地跟大家握手。他约莫三十五岁，比我们大多数人年纪要大，个头很矮，神情肃然，一头黑发似乎从他头骨上炸开来，薄薄的嘴唇，一本正经的脸上有些疙疙瘩瘩的粉刺疤痕。说话时眉毛总在动，而他的眼睛，与其说洞悉一切，不如说急着想要洞悉一切，从来不会离开听众的眼睛。
关于他，我所知的第一件事是他以前从没做过办公室的活：成年后，他一直干的是钣金工。而且，他来《劳工领袖》，不像我们大多数人是出于需要，相反，用他的话说，是出于原则。事实上，为了来这里，他放弃了一份几乎是这里两倍薪水的工作。
“怎么啦，你不相信？”他在告诉我这个之后问道。
“嗯，不是，”我说。“只是我——”
“也许你以为我疯了，”他说，脸上挤出精明的微笑。
我想辩解，可是他不让。“听着，别着急，麦凯布。我早就被人叫做疯子，它对我没什么影响。我太太说，‘利昂，你应该想得到，’她说，‘人们根本不会理解，一个人对生活的要求不仅仅是钱。’她是对的！她是对的！”
“不，”我说。“等等。我——”
“人们觉得你只能在以下二者中居其一：要么你是条鲨鱼，要么你只得躺在那里，任鲨鱼活生生地把你吃掉——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而我，我是那种会走出去，与鲨鱼搏斗的人。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不是疯了？好吧。”
“等等，”我说。我试着解释，我压根不反对他为社会正义斗争，如果他脑子里有这种想法的话；只是我觉得《劳工领袖》可能是世界上最不适合他的事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