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性_第五章　早期农耕时代的女人

第五章　早期农耕时代的女人

第五章早期农耕时代的女人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在原始部落，女人的命运十分无情，而且毫无疑问，没有人作出多少努力去补偿禁烟女人的残酷环境。但是，女人也不像后来在父权保护下那样被欺骗和欺负。任何制度都没有对男女不平等表示过认可；的确，那时也不存在什么制度——没有所有制，没有继承制，也没有法律制度。宗教属于中性，崇拜的对象是某种无性的图腾。

制度和法律，是在游牧者定居并成为农民以后出现的。男人不再限于和敌对力量进行苛刻的较量，他开始通过塑造世界表现他自己，对世界和他本人进行思考。此时男女差别反映在人的群体结构当中，并且具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女人在农业公社常有极高的尊严。这种尊严应当主要由孩子在以耕作土地为基础的文明中，具有新的重要性来解释。在某决领地上定居下来以后，男人确立了对领地的所有权，财产呈集体所有的形式。这种财产要求所有者提供后代，所以母性成为一种神圣的功能。

许多部族都生活在公有制下，但这并不意味着女人为全体男人所公有——今天几乎没有人认为杂婚是一种普遍的做法，而是意味着男女作为一个群体来体验宗教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生活：他们的个体性仍是一个纯粹的生物学事实。婚姻，不论它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还是一妻多夫制，只是世俗的事情，并不产生神秘的联系。它不涉及对妻子的奴役，因为她与她的氏族仍是一个整体。整个氏族统一在一个图腾下面，在某种神秘意义上拥有一种超自然力，这具体表现在对一块领地的公有。氏族按照前面所讨论过的异化过程，通过这块领地，获得了具有客观具体形式的自我意识。所以，借助于土地的永久性，氏族成为名副其实的统一体，它的同一性经过时间的流逝依然存在。

唯有采取这种存在主义的立场，我们才能理解至今还存在的，在氏族、部族或家庭同财产之间的认同作用（identification）。农业公社用一种源于过去并和未来相联系的生命观念，取代了游牧部族的仅短暂存在过的世界观。农业公社所崇拜的对象是图腾祖先，他把自己的名字送给氏族成员。氏族对自己的后代十分关心，因为通过传给后代的土地，氏族本身将会存在下去。公社意识到它的统一性，渴望得到一种超越现在的连续生存。它认识到自身是通过孩子存在的，认识到孩子是属于它自己的。它通过他们才得以实现。

当时，许多原始人并不知道父亲对生育同样起了作用（甚至在今天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他们认为孩子再现了祖先的精灵，这些精灵飘荡在树林和岩石周围，飘荡在圣地之中，后来落入女人的体内。有人认为，为了让这种穿透成为可能，女人不应当再做处女。但也有人认为，这种穿透也可能是通过鼻孔或嘴发生的。不管怎样，反正夺走处女贞操在这里是次要的，而且由于某种神秘性质，这极少是丈夫的特权。

但是对于生育，母亲显然是不可缺少的。是她在保护和养育着生长在她体内的那个微生物，所以氏族的生命只有通过她，才能在有形世界得以繁衍，因而她开始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孩子往]往属于母亲的氏族，使用这个氏族的名字，拥有这个氏族的权利和特权，尤其是在使用该氏族所掌管的土地时更是如此。公社财产由女人代代相传：由她们来保障氏族成员对土地和收成的所有权。反过来，这些成员去这块领地还是去那块领地，也要由母亲来指定。于是，我们可以假定，在某种神秘意义上，大地属于女人：她们有权支配土地及其果实，而这种权力既是宗教的也是法律的。女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比女人同所有权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母系制度的特征在于，女人的的确确被大地所同化。生命的永久性——主要是指生育力，在女人和大地那里，都是通过生殖出它的个体体现、它的化身得以实现的。

在游牧者当中，生育几乎只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土地财富还不为他们所知。但是，庄稼汉对农田和母体中萌发的神秘生育力却感到惊异。他认识到，和他的家畜和庄稼一样，他也是被生出来的；他希望他的氏族也能生出别的人，以便在土地的生育力永远存在下去的同时，使本氏族不朽。在他看来，整个自然仿佛是一个母亲：土地即女人，而且和大地一样，女人身上也有那种神秘的魔力。在某种意义上，把农业交给女人，其原因正在于此。她既然可以把祖先的精灵召唤到体内，也就有能力让果实和谷物从耕地上迅速生长出来。两种情况都不可能有创造性行为，而只可能有魔力。在这个阶段，男人不再只限于采集地上的产品，但他还不了解自己的力量。他在技术与魔力之间徘徊不已，认为自己是被动的，依附于大自然的，而大自然可以任意决定他的生与死。当然，他也模糊地认识到性行为以及把土地变为耕地的技术的作用。不过孩子和收成仍仿佛是众神送来的礼物，他仍认为是女性身体施展出来的那种魔力，把潜伏于生命的神秘根源里的财富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这些信念是根深蒂固的，今天在印第安、澳大利亚和波利西尼亚的许多部族中依然存在。有的地方认为，不育的女人对庭园种植有威胁。也有的地方认为，如果让孕妇去收割庄稼，收成会更好。以前在印度，夜里一丝不挂的女人要到地里去扶犁，等等。这些信念和习俗，由于同公社的实际利益是协调一致的，愈发显得重要。母性使女人注定要成为一个不活动的生存者，所以很自然，男人去狩猎、捕鱼、征战，女人则呆在家里。但在原始人当中，庭园种植的规模很小，而且都在村子里进行，所以庭园耕作是一种家务劳动。使用石器时代的工具不需要花费多大力气。经济状况和宗教都一致地把农业劳动留给了女人。随着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它也成了女人分内的事情：她们编织草席和篮子，她们制造陶器。女人常负责物物交换活动，商业掌握在她们手中。所以通过她们，氏族的生命得以维持和发展。孩子、衣服、庄稼、器皿，以及群体的全部繁荣，都有赖于她们的劳动和魔力——她们是公社的灵魂。这种魔力在男人那里引起一种夹杂恐惧的尊重，这种尊重反映在他们的崇拜中。整个异己的大自然，集中表现在了女人身上。

正如我已说过的，如果男人不考虑他者，便不能考虑他自己。他认为世界具有二元性的特性，并非首先具有性的特征。但由于同男人是有差别的，而男人也是这样树立他自己的，所以把女人列入他者这个类别就是很自然的了；他者包括女人。最初，要不要由她单独去体现他者，这并不十分重要，所以这种划分在他者心目中只是表面现象：在古代创世说中，一个要素常有一个又男又女的化身；于是对古巴比伦人来说，大洋（男性）和大海（女性）是宇宙浑沌的双重体现。当女人的作用扩大时，她几乎代表了他者的整个范围。当时出现了一些女神，生育力观念通过她们受到崇拜。在苏沙，发现了最古老的大女神雕像，大母神（theGreaMOther）身着长袍，头戴高饰。在别的雕像中，我们发现她用塔作为头冠。在克里特岛，也发掘出了这样一些雕像。她有时是臀部肥突的，蹲着的；有时是身材苗条的，直立着的；有时是穿衣服的，但常常是裸体的，两只胳膊放在高耸乳房的下面。她是天后，鸽子是她的象征；她也是地狱女王，向前蠕动，毒蛇是她的象征。她出现在群山和森林之中，显露于海洋与泉水之上。她到处创造着生命；她即使把谁杀死，也能让他起死回生。她和大自然一样任性、放纵、残酷无情；然而她又大慈大悲、羞羞答答。她君临爱琴海的所有岛屿，又统治着弗里吉亚。叙利亚、小亚细亚，统治着整个西亚。在巴比伦，她叫伊西塔；在闪米特人当中，她又叫阿斯塔尔忒希腊人叫她盖亚、莉亚或赛比利。在埃及，我们又会在伊希斯的名下碰到她。诸位男神都臣属于她。

由于女人在遥远的天国和地狱是至高的偶像，她在人间也便和各种圣物一样为禁忌所包围，她本身就是禁忌。因为有魔力，她被视为女术士和女巫，她在祷告者当中施展魔法。有时她是一个女祭司，就像古克尔特人中的巫师那样。有时她参与部落管理，甚至可能成为唯一的统治者。这些遥远的年代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文学作品。但漫长的父权时代，却把对女人拥有极高地位时代的记忆，保存在它们的神话、纪念碑和传统当中。从女性观点来看，婆罗门时代是梨俱吠陀时代的回归，而梨俱吠陀时代则是前面提到过的原始时代的回归。在前伊斯兰时期，贝督因妇女的地位远比古兰经所指定的要高得多。尼俄相、美狄亚的伟大形象，唤起了一个母亲为孩子感到骄傲，把孩子看做是特属于自己的财产的时代。在荷马的史诗里，安德洛玛刻和赫卡伯有一种古希腊不再给予闺房女人的重要地位。

从这些事实似乎可以推测，原始时代曾有过名副其实的女人统治：母权制。这一假设由巴霍芬提出，被恩格斯采纳。恩格斯认为，从母权制到父权制的转变，是“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但是，女人的那个黄金时代其实只不过是一个神话。说女人是他着，就是说男女之间并不存在相互关系：大地、母亲、女神——在男人心目中她根本不是他的同类。她的力量被认定是超出人类范围的，所以她在人类的范围之外。社会始终是男性的，政权始终掌握在男人的手中。列维．斯特劳斯在研究原始社会结束时宣称：“公众的或纯粹的社会权力始终属于男人。”

对于男性来说，他的同类永远是另一个男性，一个与他相同的他人，所谓的相互关系是同他们建立起来的。以这种那种形式表现于社会的二元性，使男人群体之间相互对立。女人是财产的一部分，为每一个男人群体所拥有，是这些群体进行交换的媒体。由于混淆了相异性或他性的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实际上是相互排斥的），导致产生了错误。确切地说，由于把女人看做绝对他者——就是说，不论她有什么魔力，都被看做次要者——要把她看做另一种主体是不可能的。所以，女人从未形成过一个根据自身利益形成的、和男性群体相反的独立群体。她们同男人从未有过直接的自主关系。列维一斯特劳斯说：“那种对于婚姻十分重要的相互关系，在男女之间并未形成，但它借助于女人，却在男人之间形成了；女人只不过是为此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机会。”女人的实际处境，并没有受过她的社会所流行的血缘关系类型（追溯血统的方式）的影响。不论该制度是父系的、母系的、双系的，还是没有区别的（没有区别这种情况未被严格坚持下来），她始终处在男性的监护下。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女人婚后是继续服从她父亲或兄弟的权威——这种权威也会扩大到她的孩子，还是转而服从她丈夫的权威。列维一斯特劳斯还指出：“女人就自身而言，只不过是她的血统的象征……母系血缘关系只不过是女人的父亲或兄弟的权威，它反过来会扩大到兄弟的村落。”她仅仅是权威的媒介，而不是一个拥有权威的人。实际情况是，两个男人群体之间的关系，是由血缘制度确定的，而不是由两性关系来确定的。

实际上，女人的现实处境同这种那种权威并没有密切联系。她在母系制度中可能有很高的地位；不过我们还是必须谨慎地看到，在部族里虽然有一位居最高地位的女首领或女王，但这决不意味着那里的女人拥有主权：叶卡捷琳娜大帝登上帝位后，根本没有改变俄国农妇的命运，女人仍常常处在可怜的境地。而且，妻子仍和本氏族住在一起，并且只允许丈夫进行仓促乃至私下的来访，这种情况也十分罕见。女人往往是离开她的氏族，住在丈夫的家里，实际情况足以表明男性的重要地位。列维一斯特劳斯写道：“坚持和丈夫的族人住在一起，这为两性极不对称的关系提供了证据，这种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明显特征。”既然女人让孩子和她住在一起，其结果便是部族的领地组织同它的图腾组织并不相一致——前者取决于环境，是偶然的，后者是被严格建立起来的。但实际上前者更重要，因为人们生活与劳动的地方，要比他们的神秘联系更有考虑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