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性_第八章　法国大革命以后：就业与从政

第八章　法国大革命以后：就业与从政

第八章法国大革命以后：就业与从政

人们也许以为法国大革命会改变女人的命运，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么回事。这场中产阶级大革命所尊重的是中产阶级的制度和价值，几乎是由男人独自完成的。强调下面这一事实是重要的，即在旧制度中，作为一个性别，工人阶级妇女始终拥有最大的独立性。女人拥有经营权，拥有她独立就业所必需的所有法定权力。她可以做缝纫工、洗衣工、打磨工、店主等，可以参加生产活动。她或在家里工作，或在小店里工作；她在物质上的独立性，使她有可能在行动上有很大的自由：工人阶级的女人可以出去工作，往往是在小旅馆里，可以随意处置她的身体，和男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她是丈夫的伙伴，和他是平等的。她受压迫是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不是表现在性别方面。在农村，农妇在农业劳动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她被当做仆人对待；她往往不和丈夫、儿子同桌吃饭，她比他们更艰辛地过着牛马般的生活，而且她的劳累还要加上母性负担。但和古代农业社会一样，男人有必要让她受到他的尊重。他们的财物，他们的利益，他们的牵挂完全是共同的；她在家有很大的权威。由于生活艰苦，这些女人也许可以表现自己，要求得到她们的权利；但怯懦和顺从的传统却沉重地压在她们身上。法国大革命前的国会cahicrs（陈情书〕几乎没有包括女性的权利要求，这些陈情书只限于让男人不要从事文人的职业。在示威和暴动时，肯定会看到女人站在她们丈夫的旁边。不过，这些女人到凡尔赛的目的却是为了到面包房去找“面包师，他的妻子，他的学徒”。但是，领导这场大革命并享受其果实的，并不是这些普通百姓。

至于中产阶级妇女，有些人则热情投身于自由事业，如罗兰夫人（MllleRobo）和吕西勒·德穆兰、夏洛特·科黛（ccttecotany）是她们当中深刻影响大革命进程的人物之一，她暗杀了马拉。当时也有一些人鼓吹女权主义。奥林拍·德·古杰（OlylnpedeGoUgde卢1789年提出了《女权宣言》，和《人权宣言》相抗衡。她在宣言中要求废除一切男性特权，但不久她就被送上断头台。当时还出现了一些短命的刊物，少数妇女徒劳地从事政治活动。

17op年，法国废除了长子继承权和男性的继承特权，在这方面女孩子和男孩子成为平等的人。1792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确认了离婚权，因而婚姻束缚有所松懈。但这仅仅是些不重要的胜利。中产阶级女人和家庭结合得太紧密了，以至作为一个性别没有任何明确的共同责任感。她们没有构成一个可以推行自己主张的独立等级：在经济上她们过着奇生生活。于是，那些本来可以不顾自己的性别去参加事件的女人，由于本阶级的缘故却无法去参加，而那些属于行动阶级的女人，却被迫不采取行动，只去做女人。经济权力一旦落入工人手中，工作妇女便可能赢得寄生女人——贵族妇女或中产阶级妇女一一从未有过的权利与特权。

在大革命的清洗年代，女人有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但一旦社会重新组织起来，她又被牢牢地束缚在奴隶地位上。从女权主义的观点来看，法国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但对现代法国妇女不幸的是，她的地位早在军事专政时期就决定了。拿破仑法典把她的命运固定了整整一个世纪，大大延迟了她的解放进程。和所有的军人一样，拿破仑宁愿让女人只做母亲。而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继承者，他也并没有破坏社会结构，给予母亲明显超出妻子的地位。他禁止调查父亲身份，为确认非奸母亲和婚生子女规定了严格条件。已婚女人本人并未因为有做母亲的尊严而受到庇护，封建的矛盾在这里依然存在八女孩子和妻子被剥夺了公民资格，她们无法行使法律上的权利，担当监护人。但是在婚姻维护旧有的依附地位的同时，独身女人和老处女却拥有一切公民权。妻子必须服从丈夫，丈夫可以因通奸将她单独监禁，提出和她离婚。如果丈夫当场捉奸并把她杀死，法律认为他是可赦免的。而丈夫只有在把姘妇带到家里才应受到惩罚，也只有在这时妻子才可以提出离婚。居住地由男人决定，他对子女的权威比妻子大得多。除非妻子经商，她承担的义务必须由他认可。她的人身和财产都受着婚姻的严格控制。

18世纪的法律制度只是加剧了拿破仑法典的苛刻性。离婚在1826年被废止，直到1884年还没有恢复，当时离婚仍很困难。中产阶级决非很强大，它的权威还很不稳定，它要认真对付产业革命带来的潜在威胁。据宣称，造出女人是为了家庭而不是为了政治，是为了做家务而不是为了履行社会职能。奥古斯特·孔德称，在雄性和雌性之间有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根本差异，这使它们彻底分离，尤其在人类当中。女性气质是一种“延长的未成年状态”，这种状态使女人不具备“人类理想”，使她的精神衰竭。他预言，以后家外女性劳动将完全被废除。在道德和爱情上，女人也许会处于优越地位，但只要她在家里没有经济或政治的权利，男人就仍然是优越者。

巴尔扎克用更加讥讽的口吻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在《婚姻生理学》中写道：“女人的命运和她唯一的荣耀是赢得男人的心…她是一份动产，确切地说，只是男人的附属品。”他这是在反对18世纪的放荡，在反对当时危险的进步思想，也是在为反女权的中产阶级辩护。巴尔扎克指出，排斥爱情的资产阶级婚姻自然导致通奸。他告诫丈夫们要严加管束，不要让妻子有任何机会接受教育和文化，要尽可能地不让她们引人注目。中产阶级按照这种程序把女人关在厨房和家中，严密监视她们的一举一动，使她们完全处于依附地位。作为补偿，女人也受到敬重，受到极其温文尔雅的对待。巴尔扎克说：“已婚女人是一个必须把她扶到王位上的奴隶。”在小事上必须征求她的意见，把她摆在第一位。人们不应当像原始人那样，让她负重，而应当迅速让她摆脱一切艰巨任务和忧虑——同时摆脱一切责任。大多数资产阶级女人都接受了这种冠冕堂皇的约束，几乎听不到有人抱怨。肖伯纳说，让人们受到束缚比让他们摆脱这种束缚更容易，只要这种束缚会带来利益。中产阶级女人之所以依恋她受到的束缚，是因为她在依恋本阶级的特权。若是摆脱男人的束缚，她就必须为谋生面工作。她同工人阶级女人没有任何共同利益可言，她认为，资产阶级妇女的解放将意味着本阶级的灭亡。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没有由于这种顽抗而停下来。机器的出现摧毁了土地所有制，推动了和妇女解放运动一起出现的工人解放运动。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都力促女人走出家庭，赞同她获得解放：柏拉图设想出了一种公有制，认为在这种制度下妇女将享有斯巴达女人那种自主权。随着圣西门（Saintsimon）、傅立叶（Fourier）和卡贝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出现，也产生了“自由女人”的乌托邦。这种理论认为，对工人和女人的奴役应当废除，因为女人和男人一样是人。不幸，这种合乎理性的思想在圣西门主义这一学派并不流行，如傅立叶就把妇女解放和恢复肉欲混为一谈，要求每个人都有屈从情欲召唤的权利，希望用爱情替代婚姻。他认为女人不是一个人，而只是在发挥她的色情功能。卡贝认为有可能实现男女完全平等，但他又对女人参与政治加以限制。其他人则要求让女人受到良好教育，而不是让她们获得解放。在19世纪，由于改革的影响，始终存在着对女人的高尚见解，这种见解也出现在维克多·雨果（VictorHugn）那里。但是，妇女事业却被支持女人的无能之辈搞得有点声名狼藉。俱乐部。杂志以及“布鲁默主义”之类的情愿运动，全都沦为笑柄。当时最有知识的女人，如德·史达尔夫人（Minedestae）和乔治·桑（Geongsana），始终在回避这些运动，为自由而进行她们自己的斗争。但总的说来，女权运动得到19世纪改革运动的支持，因为这一运动在追求平等公正。蒲鲁东（Proudhon）是个明显例外，他破坏了女权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联盟关系。他把正派女人贬到家里，贬到依附于男性的地位，他试图证明她的劣等性。“要么当主妇，要么做妓女”，这就是他为女人所提供的选择。但是，和所有反对女权的人一样，他也为“真正的女人”，即处于奴隶地位的女人以及男性的影子，进行热情的祈祷。蒲鲁东虽有这种热情，却不能让自己的妻子得到幸福：蒲鲁东夫人的书信只不过是反映了她的一腔哀怨。

这些理论论争都没有影响事件的进程，它们只不过是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模糊反映。女人之所以在经济上重新取得了重要地位——这一地位从史前时代就已失去——是因为她走出了家庭，在工业生产中扮演了新的角色。是机器使这种剧变成为可能，因为在机器生产中男女工人的体力差异基本上不起作用。工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是男人所无法单独提供的。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女人的合作成为必然。这是19世纪发生的最重要革命，它改变了女人的命运，为她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面评估了这次革命所波及的范围，认为妇女解放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解放的一部分。倍倍尔说，实际上，“妇女和工人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他们都在受压迫。”由于女人和工人的劳动通过技术发展将呈现出重要意义，他们会共同摆脱压迫。恩格斯指出，女人的命运同私有制的历史联系密切；父权制取代母系制是一场灾难，它使女人受着世袭财产的奴役。但是，产业革命却是对那种权利丧失的补偿，它将导致女性的解放。这一结论在前面已经引用过（见第三章）。

在19世纪初，女人受到的剥削比男工更可耻。在家从事的劳动构成了恩格斯所谓的“血汗劳动制”。女工虽然忙得团团转，挣的钱扔不能满足她的需要。于勒·西蒙（JuesSimon）写的《女工》，以及保守的勒鲁瓦精利厄（Inap－Beaulieu）1873年出版的《世纪的女性劳动》，都对这些可恶的弊端进行了谴责。勒鲁瓦一博利厄说，法国有20多万女工，每天挣的钱还不到50生丁。她们要匆匆忙忙地从家跑到工厂去上班，而且，直到不久以前，她们在工厂以外也只干些缝纫、洗衣和做家务之类的活苦钱少的工作。就连饰带。女工之类的生产也被工厂垄断。作为补偿，在棉、毛和丝织品行业有大量的就业机会；纺织厂尤其雇用女人。厂主往往宁愿雇用她们也不愿意雇用男人。“她们活儿子得好，要的工资少。”这种带有讥讽意味的说法，揭示了女性劳动的戏剧性，因为正是通过劳动，女人才赢得了做人的尊严，但这一胜利来之不易，且姗姗来迟。

纺织劳动是在极其有害于健康的条件下进行的。布朗基道：“饰带厂的一些女工在工作时，为了手脚并用，几乎不得不把自己悬在皮带上。”1831年，丝织工人在夏天要从早上3点子到天黑，冬天要从早上5点干到夜里11点，每天要劳动问个小时。如诺贝尔·特律坎（NorbertTruopin）所说：‘“工厂里的劳动环境往往是有害健康的，那里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年轻的女工有一半还没满学徒期就得了肺结核。她们若是抱怨，就会受到指责，说她们是在装腔作势。”

而且，男雇员还占年轻女工的便宜。《里昂事件之真相》一书的匿名作者说：“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动用了骇人听闻的手段：贫困和饥饿。”有时女人除了工业劳动，还要从事农业劳动。她们受到玩世不恭的剥削。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做了这样一个注释：“工厂主伊先生对我说，他只使用妇女来操纵他的机械织机；他喜欢使用已婚妇女，特别是必须养家活口的妇女；这种妇女比未婚的妇女更专心更听话，她们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去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这样一来，美德，女性特有的美德，反而害了她们自己，她们温柔恭顺的无性，竟成为使她们受奴役和苦难的手段。”在总结马克思和评论倍倍尔时，G·德尔维勒（G．DerVille）写道：“要么当宠物，要么做役畜，今天女人只能如此。她们不工作时要靠男人养活，拼命工作时仍要靠他养活。’女工的处境十分悲惨，以至西斯蒙和布朗基要求不给女人接近工场间的机会。造成这种处境的原因，部分在于她们最初不懂得怎样保护自己，不懂得怎样通过工会把自己组织起来。妇女的“协会”要追溯到1848年，这些协会开始时是产业工人协会。如下面的数字所表明的，这一运动进展缓慢：

1905年，有781392名工人加入工会，其中妇女有69405人；1908年，有957120名工会会员，其中妇女有88906人；1912年，有工会会员1064413名，妇女占92336人。

1920年，有工人1580967人，其中女工和女雇员有2390l人加入工会；在总数为1083957名女性农业劳动者当中，加入工会的只有36193人。总计有3076585名工会会员，其中女会员有29M人。她们之所以在新机遇面前如此束手无策，是因为听天由命和顺认的传统，是因为她们缺乏共同的责任感和集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