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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_9.2

乔治·奥威尔
外国小说
总共12章(已完结

一九八四 精彩片段:

9.2

但要永久建立一个等级社会,需要处理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只有四种情况才会使一个统治集团丧失权力。一种是外部的征服,一种是统治的效率太低,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一种是它助长了一个强大的、心怀不满的中等人团体的形成,一种是它丧失了统治的自信和积极性。这些原因并不单独发生作用,一定程度上它们同时存在,这是一条规则。一个统治集团只要能克服这些问题,就能够永远维持自己的权力。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统治阶级的心态。

上面的第一种危险,从本世纪中期以后实际就不存在了。三分天下的这三个国家事实上都不可能被征服;它们如果被征服,惟一的可能是发生了人口统计方面的缓慢变化,但一个权力无边的政府很容易避免这一点。第二种危险,它只是在理论上存在。人民群众从来不会自愿起来造反,也不会仅仅因为受到压迫就起来造反。事实上,只要不让他们有参照,他们就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受到了压迫。历史上一再发生的经济危机现在完全可以避免,也会尽力加以避免;而可能发生、并且确实发生的其它同样严重的失调,不会带来任何政治上的危害,因为不满的意见不可能有表达的方式。至于从机器工艺发明以来就一直潜伏着的生产过剩问题,现在由于设计出了一种持久战而得到解决(见第三章),持久战还有助于把公众的斗志保持在必要的高度。因而,从现在的统治者的立场来看,惟一真正的威胁是他们自己的等级中是否会分裂出一个新的能干、有权力欲,又没有充分施展的集团;换言之,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就是对于领导集团和紧随其后的范围更大的执行集团,要不断地塑造他们的意识。至于人民群众的意识,只需要从反面来施加影响。

一个人即使不熟悉情况,也能从这种背景中推断出大洋国的总体社会结构。在金字塔的顶端是老大哥,老大哥无所不能,永远正确。所有的成绩、胜利,每一项科学发现,全部的知识、智慧、幸福、美德,都直接来自于老大哥的领导和启发。没有人见过老大哥,他只是出现在标语牌的画像上,电幕的播音中。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确信他不会死,但他出生的时间却已经很难确定。老大哥是党的化身,党借他来向世界展示自己,他的作用就是成为一个中心,让种种更容易投向个人而不是组织的情感,比如热爱、恐惧、尊敬,都汇聚到这一点上。在老大哥的下面是核心党,它的人数限制在六百万,或者是以大洋国人口的百分之二为限。核心党的下面是外围党;如果把核心党说成是国家的大脑,它就是国家的四肢。再下面是我们习惯称作"无产者"的麻木不仁的群众,他们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用我们早先的分类来看,他们就是下等人。至于赤道地区的奴隶人口,他们不停地从一个统治者转移到另一个统治者手里,这部分在整个结构中不是永久的或者必要的部分。

原则上,三部分人的组成资格不是出于世袭,理论上核心党的后代并非生来就是核心党。一个人十六岁的时候,要参加考试,以决定他进入党的哪一部分。无论种族的歧视或者地方的优势都不存在。犹太人,黑人,纯粹印第安血统的南部美洲人,在党的最高层都能找到;一个地方的行政首脑多半从该地居民中选出。无论身在大洋国的什么地方,人们都不会感到自己是被某个遥远的首都统治着的殖民地居民。大洋国没有首都,它名义上的首脑人在何处谁也不知道。除了英语是它主要的混合语,新话是官方使用的语言外,其它方面都没有形成统一。统治者能够团结一心不是由于血统,而是由于共同地坚持某种学说。确实我们这个社会存在分层,而且是很严格的分层,它依照的乍看起来是一种世袭的标准。不同团体之间的流动,较之资本主义、甚或前工业文明的时代,都更为少见。党的两个组成部分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人员流动,但仅限于把核心党内优柔寡断的成员清除,同时允许外围党内野心勃勃的成员有提升的机会从而消除他们的威胁。在实践当中,无产阶级是不能跃升到党内的。对待他们中间最有天赋、有可能成为不满意见的中心的那些人,只要思想警察把他们标识出来,然后再把他们消灭。但这一切未必永远不变,也不是一种原则。党已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那种派别,它的目的并不是把权力转移给自己的子女;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使最高层都是最出色的人才,它完全乐意从无产阶级那一级中招募一整代新的领导人。这一点,即党不是一个世袭的机构,在某些至关重要的年份里对于消除反对的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老式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受到的训练是消灭所谓的"阶级特权",他们都认定,这种制度只要不是世袭,就不会持久。他既没有看到寡头统治的延续未必就表现在身体的方面,也没有停下来思考一下,世袭贵族制往往短命,像天主教会这样实行选拔制度的组织却有时能延续上百上千年。寡头统治的核心不是父子继承关系,而是某一套世界观,某一种生活方式的一以贯之,由死人强加给活人。一个统治集团只要它能够选拔自己的继任者,它就是一个统治集团。党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血脉不朽,而是它自身不朽。谁在行使权力倒无关紧要,只要等级结构始终如一。

我们时代独有的一切信念、习惯、趣味、激情、心态,它的真实目的都是要保持党的神秘色彩,防止当前社会的真正本质为人察觉。实际的反抗,或者任何反抗的预谋,目前都不可能发生。无产阶级丝毫不足为虑,就他们自己而论,他们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工作、繁衍、死亡,不但没有任何反抗的冲动,也没有能力去理解,世界除了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够是什么样子。他们只有在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他们必须接受更高等的教育时,才会变得危险起来;但既然军事和商业上的争夺已经不再重要,民众的教育水平实际是在下降。无论群众赞成或反对的观点,都可以视为无关紧要。但另一方面,对于党员,哪怕在最细枝末节的事情上有最微不足道的背离,这都不能容忍。

党员的一生,从生到死一直都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之下。即使当他一个人的时候,他也不能保证自己是一个人。无论他身在哪里,是睡是卧,是工作还是休息,是在浴室或者床上,他都可能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就受到监视,而且对此一无所知。他所做的一切都不是无关紧要的。他的交友,休息,对待家庭的态度,独处时的神情,做梦的呓语,甚至身体的特殊姿势,全部受到怀疑的审视。姑且不说什么实际的越轨行为,只要任何些微的乖离,任何生活习惯的变化,任何可能反映内心冲突的神经质的习惯动作,都会被察觉。他不能表现出任何动向。另一方面,他的行为不是由法律,或者任何明白表述的行为准则来管理的。大洋国不存在法律。那些一旦察觉必定会处死的思想言行并没有正式禁止,无数的清洗、逮捕、拷打、监禁和蒸发,它们不是作为对实际所犯罪行的惩罚,而仅仅是对将来某个时刻可能犯罪的人们的扫荡。党员不仅要有正确的思想,而且要有正确的本能。他必须持有的许多信念、态度,并没有明确的说明;而一旦说明,势必暴露英社理论中的内在矛盾。他如果是个天生的正统派(这在新话中叫作好思想),任何时候他都不用思考就会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信仰,什么是可以接受的感情。不管怎样,他在幼年时代经历的、以犯罪停止、黑白、双重思想这些新话的词汇为核心的、精心安排的精神训练,使他不愿、也不能深入思考任何问题。

作为一个党员,他不应当有个人的感情,他的狂热也不应当有任何的松弛。他应当始终生活在对外敌内奸的强烈憎恨之中,生活在对胜利的欢庆颂扬之中,完全拜倒在党的强大、英明之下。他对匮乏的生活的不满,被有意地引向外部,并通过两分钟仇恨仪式一类的安排加以消解;而可能引发怀疑反叛态度的思考,会由于他早年受到的内心的训练而早早扼杀。这种训练最初、也是最简单的一步,在新话中叫罪行停止,对小孩子就可以进行。它是指一种在思想快要接近危险边缘的时候近乎本能地突然停止的能力,这包括拒绝去看到相似性,拒绝去推敲逻辑的错误,对不利于英社的、最简单明了的论证也要加以曲解,对任何能够导向异端的思路都感到厌恶、排斥。简单地说,罪行停止意味着防御性的愚蠢。但愚蠢还不够,相反,完整意义上的正统思想还需要完全控制自身的智力过程,犹如柔术演员控制他的身体。大洋国社会最终是建立在对老大哥的全知全能、党的一贯正确的信念之上,但既然现实中老大哥并不是全知全能,党也不是一贯正确,在事实的处理上就有必要时时刻刻、从不厌倦地保持一种灵活性。这方面一个关键的词语叫黑白。这个词也像很多新话一样,有两者相互矛盾的含义:当它指的是敌人的时候,它就意味着一种不顾事实、无耻地颠倒黑白的作风;如果它指的是党员,就意味着在党的纪律要求把黑说成白的时候要忠诚主动。但它也意味着一种信仰黑的就是白的、甚而知道黑的就是白的,忘记以往的不同信仰的能力。这就需要不断地篡改历史;由于有了一套新话中称为双重思想、实际上把其它方法都包括了进去的思想体系,篡改历史是可以做到的。

有两点理由需要篡改历史,其中有一个是补充的、进而可以说预防的作用,这就是,党员所以会像无产者那样忍受现在的状况是因为他们没有参照。他必须和历史割断联系,就像他必须和外国割断联系一样,因为必须让他相信他的生活比他的先辈要好,物质生活的平均水平在不断提高。但另一个重要得多的理由是需要维护党一贯正确的形象。为了表明党的预见在一切情况下都是正确的,不仅要对各种演说、统计数字、文献记录经常地加以更新,而且不能承认党的学说和政治联盟关系有任何变化。因为改变思想、甚至改变政策,就是承认自己的怯弱。比如,如果东亚国或者欧亚国(不论哪个)现在是敌人,那它就必须历史上一直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事实不是这样,就必须修改事实。因此历史不断地重写。对于政权的稳定来说,真理部所做的日复一日篡改历史的工作,和爱护部所做的镇压和监视工作一样是少不了的。

历史的多变性是英社的核心教义。它认为,并没有客观存在的历史事件,历史事件只存在于文字记载,存在于人的记忆中。凡是各种记载和记忆相互吻合的,就是历史。既然党完全控制了各种记录,又同样控制了成员的思想,这就是说历史就是党可以随意加工的东西。还有就是,尽管历史现在仍在更改,但就任何具体的事例,它都是从来没有更改过的。因为一旦它按照我们现在的需要重新炮制出来,那么现在的这个版本就是历史,和它不同的历史都不再存在。即使当同一事件一年之内数度更改而面目全非的时候--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也是一样。任何时候党都拥有绝对的真理,并且,显而易见的是,所谓绝对的真理永远就是它现在的样子。以后会看到,对过去的支配首要地取决于对记忆的训练。要保证所有文字记录符合今天的正统观点,这只是一项机械的工作,但必须记住的是,一切事件都是符合党的愿望的。同时,如果有必要重新调整人的记忆,修改文字记录,那也就有必要忘记我们曾经这么做过。这种伎俩和其它智力的手段一样是可以学习的。多数的党员,所有聪明正统的人,都学会了这一招。这在老话中有个很坦率的说法,叫"支配现实";在新话里它叫双重思想,尽管包含了更多的东西。

双重思想意味着在同一时间一个人心里同时拥有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并且对两者同时接受的能力。党的知识分子知道他的记忆应该朝哪个方向变化,知道自己在玩弄历史,但受到双重思想的训练之后,他就会心安理得地认为这么做并没有违背历史。这个过程必须是自觉的,否则它就达不到应有的准确;但它又必须是不自觉的,否则就会产生造假、甚而负罪的感觉。双重思想正是英社的核心,因为党的行为的本质就是运用进行自觉欺骗的同时,又要保留只有绝对的诚实才可能产生的对目标的坚定态度。故意撒谎的同时又真心信仰这些谎言;遗忘那些不相协调的事实,然后只要需要又重新把它从记忆中召唤出来,时间长短取决于党的需要;否认客观事实的存在,同时又慎重对待业已否认的现实,这一切,都是不可缺少、不可避免的。即使在使用双重思想一词的时候,也必须进行双重思想。因为我们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就承认了我们在篡改现实;那么做一下双重思想,我们就会抛开这种意识。这么反反复复进行下去,谎言总是比真理先走一步。最终,党就是靠双重思想才能够,--就我们所知道的,可能还可以持续几千年,--阻止历史的进程。

过去一切的寡头统治所以会垮台,或者因为硬化,或者因为软化。他们或者是变得愚蠢自大,不能根据变化的形势调整自己,于是被推翻;或者是变得开明软弱,在应当使用暴力的时候却作出让步,于是也被推翻。这就是说,他们的垮台或者出于自觉,或者出于不自觉。党的成功表现在它有一套思想体系,在这套体系里面上述两种状况可以同时并存,换成其它任何思想做基础,党的领导地位都不可能永久。无论谁要统治,而且要使统治持久,他都必须能够使人们对现实的意识发生混乱。因为统治的秘密就在于既要相信自己一贯正确,又要能够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

毋庸讳言,一切双重思想的实践者中最狡猾的当属那些发明这一思想的人,他们知道这是一整套智力骗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最了解现状的人是那些不仅仅从现状来观察世界的人。一般来说,人知道得越多,受的蒙蔽越大;越是聪明,神智越不正常。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人的社会地位越高,一种战争的歇斯底里就越厉害。--能够用最理性的态度看待战争的,是有争议地区被统治的人民。对于这些人,战争只是一场持续的灾难,它像潮水一样不断冲击着他们的身体。哪一方获胜对于他们完全无关紧要。他们知道,主人的变化只是意味着他们仍然要做从前一样的事情,因为新主人会用和老主人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处境稍好、我们称作"无产者"的工人,只是偶而意识到战争。如果需要的时候,他们也会被鼓动起来,产生强烈的恐惧和仇恨;但当只有他们自己的时候,他们就会长时间地忘记战争正在进行。--只是在党这一级,尤其在核心党内,我们才能发现真正的战争狂热。那些知道世界不可能征服的人却对它抱着最坚定的信念。知识伴随着无知,玩世不恭伴随着盲目的信仰,这种奇怪的两极相逢现象是大洋国社会一个主要的特征。官方的意识形态即使没有任何实际原因的情况下也充满了矛盾。党排斥、抨击社会主义运动原先所主张的一切原则,但又要借社会主义的名义。它宣传的对工人阶级的歧视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它的党员的着装一度又是体力劳动者特有的工作服,而且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采用的。它有系统地破坏家庭的纽带,但它对领袖的称呼又是直接诉诸一种家庭的感情。即使是统治我们的四大部门,它们的命名也是有意歪曲事实而显得极为无耻。和平部关心的是战争,真理部关心撒谎,爱护部关心酷刑,富裕部制造饥荒。这些矛盾并不是偶然,也不是出于一般的伪善,它是双重思想中有意为之的做法。因为只有调和矛盾,权力才能永久,用其它的方法都不能打破古代的循环。如果人人平等要永远避免,如果我们所称的上等人要永远保持自己的位置不变,那么流行的精神状况必须是一种有节制的疯狂。

但还有一个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们几乎没有注意。这就是,为什么要避免实现人类的平等?假定这一过程确如我们所说的那样,那么,这么处心积虑、不惜代价地把历史凝固在某一时刻,为的又是什么?

这里我们就看到了最为重要的一个秘密。正如我们看到,党,尤其是核心党的神秘色彩依赖于双重思想。但在这一切背后有一个更为原始的动机,一种从来没有受到质疑的本能,是它最初引导人们去夺取权力,以后又导致了双重思想、思想警察、持久战以及其它的附带产物。这个动机实际就是……

作品简介:

对于这部天才而富于洞见的著作,再说任何话都只能是多余的。每个人都自会在书中找到共鸣,作为译者,我所能做的惟有沉默而已。

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著名的英语文体家。

《一九八四》是奥威尔的传世之作,堪称世界文坛最著名的反乌托邦、反极权的政治讽喻小说。他在小说中创造的老大哥、双重思想、 新话等词汇都已收人权威的英语词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出奥威尔式 (Orwellian)、奥威尔主义(Orwellism)这样的通用词汇,不断出现在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笔下,足见其作品在英语国家影响之深远。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是英国人,本名埃里克·亚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1903年生于印度,当时,他的父亲在当地的殖民地政府供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家属于中产阶级的下层,或没有钱财的中产家庭。

1904年,由母亲带他先回到了英国。他自幼天资聪颖,11岁时就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诗作《醒来吧,英格兰的小伙子们》。14岁又考入著名的伊顿(Eton)公学,并获取了奖学金。但早在小学时期,他就饱尝了被富家子弟歧视的苦涩,从他后来的回顾中可以看出,凭他那天生就很敏感的心灵,这时已经对不平等有了初步的体验。

1921年,布莱尔从伊顿毕业后考取了公职,到缅甸当了一名帝国警察,在那里,被奴役的殖民地人民的悲惨生活无时不在刺激着他的良知。看着他们在饥寒交迫中、在任人宰割的被奴役中挣扎,他深深感到帝国主义是一种暴虐。身为一名帝国警察,他为此在良心上备受煎熬,遂于1927年辞了职,并在后来写下了《绞刑》(A Hanging,1931年,此为正式出版年代,下同),《缅甸岁月》(Burmese Days,1934年)和《猎象记》(Shooting an Elephant,1936年),这些纪实性作品,对帝国主义的罪恶作了无情的揭露。

但是,这一段生活经历仍使布莱尔内疚不已。为了用行动来表示忏悔,也为了自我教育,他从1928年1月回国时起,就深入到社会最底层,四处漂泊流落。尽管他自幼就体弱多病,但在巴黎、伦敦两地,他当过洗盘子的杂工,住过贫民窟,并常常混迹在流浪汉和乞丐之中。次年,布莱尔写下了关于这段经历的纪实性作品《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1933年),真切地描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的苦难。正是在为这部作品署名时,布莱尔用了乔治·奥威尔这一笔名。某种程度上说,奥威尔的出现,开始了布莱尔的新生活。

这时的奥威尔已经把自己深切的情感系于无产阶级的命运上,在思想上也开始倾向社会主义。他不能容忍劳苦大众在英国处于一种被忽视的地位,他曾这样深情地写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国人。赶巧,在1936年,有一位进步出版商聘请一位属于不是受害者自己,而是见证人的作家,去北部工业区(兰开郡,约克郡)对工人的穷困状况作实地调查。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的奥威尔欣然应聘,历时数月,通过自己的亲眼所见,并参考了包括恩格斯《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1937年)--其中记述了大量的事实,深切地反映出工业区人民生活的悲惨和世道的黑暗。奥威尔不但据此愤怒地谴责资本主义工业化对人性的摧残,还主张用社会主义来拯治社会的弊端。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同年年底,奥威尔与新婚的妻子一同奔赴西班牙,投身于保卫共和政府的光荣战斗。奥威尔在前线担任少尉,喉部曾经受过重伤。他为记述西班牙内战而写的《向卡特洛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1938年)一书,后来成为关于这场内战的一个权威性文献。

但是,这场正义的战争,由于左翼共和政府内部分裂,最后竟失败了。没有死于法西斯枪弹下的奥威尔,竟差一点丧身在共和政府内部党派之争的倾轧中。这个惨痛的经验对奥威尔影响巨大。他曾说自己从1930年起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而这时候,他又开始考虑捍卫民主社会主义的问题了。这个思想出发点,一直影响到他后期的两部名作《动物庄园》和《1984》(Nineteen Eighty-Four,1949)创作。

他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仅以《动物庄园》和《1984》而言,他的影响已经不可估量。以至于为了指代某些奥威尔所描述过的社会现象,现代英语中还专门有一个词叫奥威尔现象(Orwellian)。如果说,贯穿奥威尔一生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贫困和政治这两个主题,那么激发他这样写作的主要动力就是良知和真诚。1950年1月,奥威尔病逝,享年46岁。

作者:乔治·奥威尔

翻译:张晓辉

标签:一九八四乔治·奥威尔张晓辉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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