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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_4-6

乔治·奥威尔
外国小说
总共12章(已完结

一九八四 精彩片段:

4-6

温斯顿环视一下查林顿先生小店楼上那破烂的小房子。窗户旁边那张硕大无朋的床已经整理完毕,铺了破旧的毛毯,还有个没遮盖的长枕头。十二小时制的座钟,兀自立在炉台上,滴滴答答地走。角落里那张折叠桌上,他上次来时买的玻璃镇纸,在昏暗朦胧下闪着柔和的光彩。

围栏里有只破烂铁皮煤油炉,一只平底锅,两个茶杯,都是查林顿先生备下的。温斯顿点起炉子,盛一锅水架上烧开。他带来个信封,装了胜利牌咖啡,还有几片糖精片。座钟指着七点二十--该是十九点二十啦。她会在十九点三十来。

他心里不住地说着:真蠢,真蠢,蠢得自觉自愿,蠢得无缘无故,蠢得自己找死!党员能犯的罪行里,这一件最难瞒得住。其实,他第一次想到这念头,全由于折叠桌面映出的镇纸,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查林顿先生果然不出所料,轻易租出了房子。得着几块钱,他显然挺高兴呢。明摆着温斯顿要这房间幽会用;知道了这个,他竟然也不吃惊,也不厌恶。他保持着距离,讲话笼统浮泛,微妙得倒像成了半个隐身人。他说,清净蜗居,这可是顶宝贵的东西呢。谁都想有个地方,偶而能独自耽一会儿。他们找到这样的地方,旁人知道了也别讲,这是起码的礼貌么。他甚至说,这房子有两个门,还有个通后院,可以到一条小巷去。他说这话,就像隐没了自己的踪影。

窗户下什么人在唱歌,温斯顿躲在薄纱窗帘的后面偷眼看。六月天的太阳还很高,楼下面阳光灿烂的院子里,一个大块头女人,壮得活像根诺曼柱,红色的胳膊结结实实,腰间扎一条粗布围裙,笨重地在洗衣盆跟晾衣绳间走来走去,晾出一大堆白色的方布--温斯顿看得出,那是婴孩的尿布。逢着她不给衣服夹子堵上嘴,她便用她响亮的女低音唱起歌来:

只是些没有希望胡乱想,

恰便似春日匆匆一个样。

却不料一颦一笑春梦长,

逗得我失魂落魄没主张!

这曲子已在伦敦风行了好几星期。音乐处下面的一个科,专给无产者生产无数这样的歌曲,这便是其中的一首。歌词由一种名叫写诗器的装置生产出来,丝毫不需要人来做。可那女人唱起来优美动听,仿佛这糟糕透顶的垃圾也变成了悦耳的歌声。温斯顿听得见,那女人一边唱歌,一边把鞋子在石板地上蹭;他也听得见街头孩子在大喊大叫,远处车辆隐隐的嘈杂,而房里却依然静得奇特--这屋子没有装电幕呀。

真蠢,真蠢,真蠢!没法想象,他们几个星期到这儿来一次,却没人发现。可这样的诱惑--有一个真正自己的隐蔽场所,在屋子里,又离得很近--对他们俩,这诱惑实在太强啦。去了教堂钟楼后,他们很长时间没法子安排约会;为了迎接仇恨周,到处在拼了命地加班加点。到仇恨周还有一个多月,可大量的准备工作异常繁难,人人需要多干出许多活儿来才算完。到最后,他俩总算安排上休息同一个下午,他们约好再到树林里那块空地去一趟。前一天晚上,他们在街头见了一下。他们混在人群当中走到了一起;像往常一样,温斯顿几乎不看朱莉亚。然而只轻轻一瞥,他发现她比起平时更苍白。

"完蛋啦,"见说话没事儿,她立刻低声说道,"明天,我是说。"

"什么?"

"明天下午。我来不了。"

作品简介:

对于这部天才而富于洞见的著作,再说任何话都只能是多余的。每个人都自会在书中找到共鸣,作为译者,我所能做的惟有沉默而已。

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著名的英语文体家。

《一九八四》是奥威尔的传世之作,堪称世界文坛最著名的反乌托邦、反极权的政治讽喻小说。他在小说中创造的老大哥、双重思想、 新话等词汇都已收人权威的英语词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出奥威尔式 (Orwellian)、奥威尔主义(Orwellism)这样的通用词汇,不断出现在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笔下,足见其作品在英语国家影响之深远。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是英国人,本名埃里克·亚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1903年生于印度,当时,他的父亲在当地的殖民地政府供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家属于中产阶级的下层,或没有钱财的中产家庭。

1904年,由母亲带他先回到了英国。他自幼天资聪颖,11岁时就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诗作《醒来吧,英格兰的小伙子们》。14岁又考入著名的伊顿(Eton)公学,并获取了奖学金。但早在小学时期,他就饱尝了被富家子弟歧视的苦涩,从他后来的回顾中可以看出,凭他那天生就很敏感的心灵,这时已经对不平等有了初步的体验。

1921年,布莱尔从伊顿毕业后考取了公职,到缅甸当了一名帝国警察,在那里,被奴役的殖民地人民的悲惨生活无时不在刺激着他的良知。看着他们在饥寒交迫中、在任人宰割的被奴役中挣扎,他深深感到帝国主义是一种暴虐。身为一名帝国警察,他为此在良心上备受煎熬,遂于1927年辞了职,并在后来写下了《绞刑》(A Hanging,1931年,此为正式出版年代,下同),《缅甸岁月》(Burmese Days,1934年)和《猎象记》(Shooting an Elephant,1936年),这些纪实性作品,对帝国主义的罪恶作了无情的揭露。

但是,这一段生活经历仍使布莱尔内疚不已。为了用行动来表示忏悔,也为了自我教育,他从1928年1月回国时起,就深入到社会最底层,四处漂泊流落。尽管他自幼就体弱多病,但在巴黎、伦敦两地,他当过洗盘子的杂工,住过贫民窟,并常常混迹在流浪汉和乞丐之中。次年,布莱尔写下了关于这段经历的纪实性作品《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1933年),真切地描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的苦难。正是在为这部作品署名时,布莱尔用了乔治·奥威尔这一笔名。某种程度上说,奥威尔的出现,开始了布莱尔的新生活。

这时的奥威尔已经把自己深切的情感系于无产阶级的命运上,在思想上也开始倾向社会主义。他不能容忍劳苦大众在英国处于一种被忽视的地位,他曾这样深情地写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国人。赶巧,在1936年,有一位进步出版商聘请一位属于不是受害者自己,而是见证人的作家,去北部工业区(兰开郡,约克郡)对工人的穷困状况作实地调查。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的奥威尔欣然应聘,历时数月,通过自己的亲眼所见,并参考了包括恩格斯《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1937年)--其中记述了大量的事实,深切地反映出工业区人民生活的悲惨和世道的黑暗。奥威尔不但据此愤怒地谴责资本主义工业化对人性的摧残,还主张用社会主义来拯治社会的弊端。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同年年底,奥威尔与新婚的妻子一同奔赴西班牙,投身于保卫共和政府的光荣战斗。奥威尔在前线担任少尉,喉部曾经受过重伤。他为记述西班牙内战而写的《向卡特洛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1938年)一书,后来成为关于这场内战的一个权威性文献。

但是,这场正义的战争,由于左翼共和政府内部分裂,最后竟失败了。没有死于法西斯枪弹下的奥威尔,竟差一点丧身在共和政府内部党派之争的倾轧中。这个惨痛的经验对奥威尔影响巨大。他曾说自己从1930年起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而这时候,他又开始考虑捍卫民主社会主义的问题了。这个思想出发点,一直影响到他后期的两部名作《动物庄园》和《1984》(Nineteen Eighty-Four,1949)创作。

他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仅以《动物庄园》和《1984》而言,他的影响已经不可估量。以至于为了指代某些奥威尔所描述过的社会现象,现代英语中还专门有一个词叫奥威尔现象(Orwellian)。如果说,贯穿奥威尔一生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贫困和政治这两个主题,那么激发他这样写作的主要动力就是良知和真诚。1950年1月,奥威尔病逝,享年46岁。

作者:乔治·奥威尔

翻译:张晓辉

标签:一九八四乔治·奥威尔张晓辉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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