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精彩片段：
我在的呢喃——张志扬的《门》与当代汉语哲学的言路
一
九年前，我在北京大学修硕士课程时，一位教授曾指着张志杨的一篇文章恼怒地对我说：这是什么文风？不知所云，莫名其妙！
如此非议在大陆“搞”哲学的人或哲学教授中不是绝无仅有的。他们习惯了四十年来在汉语大陆语域中一种唯一的语式以及与此相关的思的方式。
爱智行为——名为“哲”——自古有两种语式：柏拉图式和亚里士多德式；前者在个体言说中直显心性，后者则言说言说的知识。当今的哲学语文学化已由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奠定了基础。汉语学术语言则有儒学之心学和经学言路及道、释言路的传统。
张志扬富于个性和穿透力的哲学语式属于直显心性一路，并带有明显的黑格尔、海德格尔言式的痕迹。如此形而上学言路在泛科学化或哲学语文学化的时代会遭遇到理解上的困难。对于某些德语哲学教授，阿多尔诺、布洛赫、海德格尔的哲学语式有同样的际遇。
张志扬的哲学语式在汉语哲学的大陆语域中还遇到一种特别的反应：不仅扞格难通，而且让人恼怒，原因何在？
四十年来，汉语哲学的大陆语域发生过一场语式——当然首先是思式革命。纯粹心性式和纯粹学术式的哲学言路被贴上阶级的标签予以消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姑且名之为“社论”式的哲学言述。“社论”语式在大陆汉语域中成功地颠覆了传统的种种自在语式并进而独占全语域，在汉语域中逐渐泛化（全权化），哲学言路的社论语态化只是这种泛化的言语场之一。正如已经发生过的当代言述史所表明的，甚至像抒情诗这种最富私人心性的言式，亦曾“社论”语态化。
“社论”语态是一种道义——权力诉求。这种特定的言述形式比其指述的内含——道义权力本身更有制约性。支持这一判断的事实是：在当今某些已不同程度地解除了道义—权力诉求理念的文人学者那里，“社论”语态语式（表现于某些特定的选语造句）依然不同程度地健在。
当代欧洲哲学语域尽管知识学化，语文学化的趋向已基本定型，学院对心性语式的排斥几乎制度化，但这种排挤并不具有道义权力。心性语式自有其言述域，在法语哲学界，心性语式甚至在学院中占有地盘。
张志扬的哲学语式背逆有四十多年习惯的“社论”语式和在汉语大陆语域中正渐复生的学院化语式，有人对此感到理解上的艰难甚或恼怒，还有一个更为深远的原因，就言路和思路而言，其源远流长均非“社论式”语式可比。
二
爱智行为（哲思——哲言）是一种知识性言述活动，智与知源初地不可分。此知为意义性之知，而非技术性之知。《说文》解“哲”为：知也，从口或从心，心性、言说、知识的源初统一为“哲”。
在“哲”的源初统一中隐含着一种恒古未解的张力：身心与知言的张力。哲学的知识性言说出于身心却有可能损害身心健康。这并非指“祸从口出”——苏格拉底自由言论，被迫饮鸠自杀。有损身心健康在此主要不是指有损言述者哲学家本人的身心，而是他人的身心。古罗马哲人塞内卡（Seneca）在一封信简中引用Lukrez一言，涉及这一问题：Postquam docti prodierunt， boni desunt；simplex enim illa et aperta virtus in obscuram et solertem scientiam versa est docemur que disputare，non vivere. Epist．95，13（自从有了学者，好人就没有了，古老的质朴而又自由的德性变成含混艰涩的知识学，我们至多由此学会论辩，却学不会活着。
知识性言说带有某种强权性——福柯对此说了许多。其实，倘若哲人所构造的话语仅供自己享用，或供哲人们交互欣赏、辩难和闲谈，不至于那么有侵犯性。问题在于知识的创构也被用来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