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是故书来_东京购书散记

东京购书散记

元拙声

东京有几大旧书书市，其中号称世界上规模之最的是位于千代田区北部的神田神保町的“神田古书店街”，附近共约有一百七十余家旧书店。神田是东京的一个旧区名，故一般也径称这块地方为“神保町”（Jimbōchō）。规模其次的，是位于新宿区东北的西早稻田的书市，仅有不到五十家旧书店。相比而言，西早稻田的书店多以文学、和学书为主，而神保町的书店更加专门化，从“古典艺能”到版画、成人书籍甚至菜谱，一应俱全。

神保町在靖国神社的东边不远，沿着靖国大道就能找到。不过“神保”之名，倒其实和“靖国”无关，系源于姓氏。高山杉先生曾在《上海书评》中提及朱谦之在“东亚预备学校”修习日文之时就住在神保町，该校全名应即为“日華同人共立東亜高等予備学校”。周恩来也曾在同一学校留学，故址在现在的“神保町爱全公园”，里面还有1998年所立的“周恩来在此求学”一碑。由于这附近曾经是中国留学生的聚集地，直至现在还以“中华料理”店众多著称。

西早稻田就是元禄七年（1694）“高田马场之决斗”的所在地。在日本家喻户晓的赤穗四十七浪士中，最骁勇的堀部安兵卫（本姓中山）就是由此战一举成名，被江户坊间鼓吹到了“连斩十八人”。在描写赤穗复仇事件的《忠臣藏》中，安兵卫也是主角之一（关于此事件的历史性解释，可参见Beatrice M.Bodart-Bailey：《犬公方：德川纲吉的性格与政策》，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6）。

若在东京买学术书，辛德勇先生的《东京书市买书记》大概是必读的。但是与辛先生不同，我远不是一个藏家，最多只能算一个学术书消费者。所以我给自己定了四项原则：一、不买线装书；二、少买一万日元级的书；三、少买“文库本”；四、不买西文日译书。第一条“不买”是因为不识货，没有“老眼”；少买一万日元以上的书，则是为了个人的心理健康：名家的“上製本”（精装本）动辄就标价好几万，买一本就会一整天都觉得被打了劫；“文库本”（即口袋本）倒是价廉物美，大多在几百日元上下（偶尔碰到绝版已久的文库本，价格才会飘到几千的级别）。但是除了平凡社的“东洋文库”和讲谈社的“讲谈社学术文库”外，文库本多半普及性大于学术性，很多虽然是好书，却并不适合作学术引用。比如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就有“东洋文库”的文语体译注本和“中公文库”的现代语译本，但引用还是应该用小野胜年的译注本。不买西文日译本，倒不是因为日译质量不高（其实比起中译本来质量一般要高一个数量级），而是对二手书来说，日译本所据的西文书版本多半已经过时。如辛先生提到他买了一部根据Michael Sullivan手稿译出的《中国美术史》（），这本书的英文版现在已经增补到了第五版（2009年），并且改名为。另如，辛先生买到一本1940年译自德文的魏特夫（Wittfogel）的著作，但其实魏特夫上世纪四十年代后就转向了英文写作，他的成熟观点都体现在他的英文著作之中。这种“版本滞后”的书，在我看来，就收藏价值远远大于学术价值了。藏家的目光当然多半是落在昭和二十年之前，而我的关注则只能多以平成年间为主。

入手的书中，最便宜的是矢泽利彦（Yazawa Toshihiko）所译之《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六本一共也只要一千日元。该书也有从法文直译出的汉文本，但由于译工质量实在低下，使得周振鹤先生曾感叹，将这套书“由日译本再转译为中文并非没有必要”（周振鹤：《只怕货比货：〈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日译本略比》）。其次是“东洋文库”的《骑马民族史·正史北狄传》，三本一共一千日元。这套书是抽出二十四史中有关北方民族史的部分加以译注，先是通过欧亚学会（ユーラシア学会）组织分工，然后再一年两次利用假期大家聚到京都进行统稿。译者内田吟风（Uchida Ginpū）、田村实造（Tamura Jitsuzō）、护雅夫（MoriMasao）等均是个中大家。“骑马民族”是借用自西欧中世纪史的名词，被日本人挪用到了东洋史。通过将“游牧民族”与生活在东北亚的，以渔猎为主而兼游牧、农耕的古代“非游牧民族”（如靺鞨、女真等）一并概括为“骑马民族”，“骑马民族”和“农耕民族”就成为一对对称的概念。而在这样一对概念的背后，隐含的其实是“尚武民族”对“尚文民族”的统治权的辩护。

新书的卖场，最大的是“三省堂”。书店有四层，每层都有两台电脑可以查书。查完后直接可以打印出来一张小纸条，上列有某本书的编号、哪家连锁店、第几层，很是方便。三省堂的第一层有一个专刻藏书印的摊位，除了篆体外，还可以提供两种日式“书体”：yurui体和kurukuru体。前者或可译作“松缓体”，每个字都是一副心宽体胖、大摇大摆的样子；后者或可译作“佝偻体”，每个字都在撇、捺处带上一个或几个圈圈。当然价格是不菲的，平均一个字就要一千多日元。第四层有柜台专卖“和风布”，最有趣的是写满了“寿司文字”的“绀布”。“寿司文字”就是日本人为各种寿司或创造或借用来的、带“鱼”字旁的上百个汉字。比如“寿司（sushi）”就写作“鮨（sushi）”，而“鮎（saba）”是香鱼，“鮹（tako）”是章鱼，“鱶（fuka）”是一种鲨鱼，“鰒（fugu）”是河豚、“鮪（maguro）”则是金枪鱼。

最让我惊喜的是一家地图专卖店，有各种仿制的古地图，如用传统鸟瞰视角绘出的江户地图和京都地图，就不由让我想起苏州的《平江府城图》。有些店还专营大比例尺地图，比如一比两万五千或者一比五万级别的分幅日本地图（国土地理院出版）。由于这种地图是可以用来精确测量距离的，所以不能像一般地图那样动辄卷成轴状，而只能平摊着存放。店里有一个巨大的铁柜，再用铁板隔成一层一层很浅的抽屉，按照地图编号把地图平放进去。相比之下，在中国所有大比例尺地图都算作“军事机密”，不要说在书店中随便买，即便是研究人员想看一看，也都只能到个别的研究机构去看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版本。非但如此，中国政府要求所有的在线地图提供商（如google、baidu、yahoo）都必须对所提供的网上地图进行某种不可逆的扭曲。所以，虽然google地图可以提供坐标，但是只有中国以外的坐标才是真实的地理坐标。相反，日本国土交通省下的国土地理院直接把一比两万五千的矢量图放在网上供全世界浏览。

旧书店中有关中国的书，最常跃入眼帘的是鲁迅的书。日本人真的很喜欢鲁迅：书店中《鲁迅文集》（竹内好译）、《鲁迅选集》（岩波书店出版）均随处可见；他的《中国小说史略》虽然内容平平，但是也享受了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一同进入平凡社东洋文库的待遇。鲁迅在文坛一生以处处树敌为务，左右都骂，包括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成仿吾等，更不用提陈西滢、胡适这种英美的博士、准博士了。不过，鲁迅从来不骂日本。用他自己题给日人的诗，这叫“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兄弟睚眦，在鲁迅看来不道也罢。

汉学家中最被热捧的，则是刚过了一百诞辰、被称为“汉字研究第一人”的白川静（Shirakawa Shizuka）。甚至有中国人夸称他为“日本的季羡林”。不过，季羡林关心的印度学多在于佛教，算不上印度的文化的根本学问，只是支流；白川静研究的古文字学，却着实是中国学中一直专给中国人预留的一块狭田。白川擅长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释字，要从古文字中读出一个“呪术世界”，这恰是中国学者所欠之处。最经典的一条，大概就是他把“口”字旁解释作和祷告有关的义符。但是，即便在日本学界也颇有人对此有所微言，认为他太强调祝咒，有点招数用老的味道；更不用提还有中“毒”颇深的佐藤任之流了。

日本出版业的标杆、今年九十九岁高寿的岩波书店，最初就是神保町的一家普通的“古本屋”（现在神保町还有一家“岩波BookCenter”）。一般来说岩波的书编选极严，且不媚俗。当然，也不是绝无例外，汪晖的《近代中国思想の生成》就是岩波出版的。我想，译者能够把中国人也望而生却的“剪刀糨糊体”翻译成日文，这才是真正的艺高人胆大！另一个趣事是岩波文库的历史销量排行榜，《共产党宣言》居然在上面超过了夏目漱石的《心》（第五）、《论语》（第六）和《古事记》（第九）而位列第三！排在第一的是柏拉图著的《苏格拉底的申辩》，第二是夏目漱石的《公子哥儿》，第四则是卢梭的《爱弥儿》。大概，在日源之地读《共产党宣言》的人的比例，要比在东方红之地还要多吧？

“文库本”的发达，就要归功于1927年创发的“岩波文库”。因为实在是太过流行，旧书店里多有整柜的、按照颜色和编号排好的“岩波文库”，而且价格极低。日本人看书又极为爱惜，使得买文库本新书似乎变得没有必要。各出版社的文库本之间是统一尺寸的，故而日本人会买一个皮套套在外面保护封皮，路途中掏出来看，看完一本再换。与日本人不同，西方人则是不忌厚重，城墙砖头一样的书也能捧着在地铁上看。中国人则与两者不同，地铁上啥都有，就是没有阅读。

现在很多人都更喜欢利用“亚马逊”或者在线的“古本屋”网站进行二手书购买，神保町会不会就此渐渐消失？我倒并不是特别担心。不论是明治史还是昭和史都告诉我们，日本文化的优势不正是在于新陈代谢的同时保持着自身独特的延续性吗？

刊于2012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