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从上古传说到1949 精彩片段：
明
明中期的社会矛盾和张居正改革
从明英宗正统初年到明神宗万历前十年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明朝的统治开始走向衰落：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土地兼并日趋激化，封建剥削极其苛重，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封建社会的危机日益加深。
土地的兼并与集中
明朝中期，土地兼并十分激烈，突出的表现是皇帝、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大量占夺土地。
严嵩（1480～1567）明朝权臣。字惟中，一字介溪。江西分宜人。进士出身的严嵩在嘉靖时当上了内阁首辅，独揽大权，所有朝政几乎都由严嵩管理，除了严嵩、道士和左右近侍外，基本上没人见过嘉靖帝一面。他把持朝政达二十年之久。晚年，家产被没收，身无分文的严嵩，在祖父的坟边搭了个草棚子安身，后来凄凉地死去。严嵩的书法成就极高，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是他的手笔，北京什刹海、景山公园、北海、故宫等地都有他的书法作品。
皇庄是皇帝的私产，收租供皇室享用，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在北京附近的皇庄只有五座，占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到武宗正德元年（1506），一月之间增加七座，不久又增加二十四座，占地共三万七千五百九十五顷。管理皇庄的宦官打着皇家的招牌，恣意盘剥榨取，使佃户受到沉重剥削，庄外的农民也同受其害。
明朝的亲王未封前在北京附近设置王庄，被封后又在封地广占庄田。宪宗成化时，赐德王寿张地达四千余顷。孝宗弘治时，赐周王南睢州地五千余顷，又先后赐给徽、兴、岐、衡四王田至七千余顷。而诸王占田数额远过于此。勋戚和宦官占田之风也很猖獗。弘治二年，顺天府有宦官勋戚庄田三百三十二座，占地三万三千余顷，到正德十六年蔓延至北直隶，共达二十万九百余顷。其中宦官汪直占田竟达二万一千余顷。弘治时，皇亲张延龄一次请乞就有一万六千七百零五顷。正德时，庆阳伯夏臣一次受投献地也有一万三千八百余顷。
大地主官绅的豪横和对土地的兼并，以南方的江浙、江西、福建最为突出，湖广、广东、河南亦如之。在江浙，豪绅地主的土地“阡陌连亘”，或“一家而兼十家之产”，农民佃富人田，每亩所得不过二三石，而地租却至一石二三斗。在江西，占田者与日俱增。南安、赣州二府富豪大户，不守本分，吞并小民田地，四散置为庄所。雇工和佃户少拂其意，即横加棰楚，或逼卖子女。嘉靖时，严嵩父子在家乡占田，囊括袁州一府四县土地数额的十分之七，还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徐阶父子在松江占田二十四万亩，奴役佃户不下万人。
徐阶（1503～1583）明朝大臣。字子升。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阶取代严嵩成为首辅。他大力革除弊政，先后举荐高拱、张居正等人进入内阁，并曾营救因上疏指责皇帝过失而被定死罪的海瑞。但徐阶私德不佳，在家乡很不得人心。他纵容自己的子弟、家奴横行乡里，为非作歹，侵占田产，占地多达二十四万亩，一向有贪名的严嵩，其田产仅是徐阶的十五分之一。
官僚地主不但抢掠农民的土地，军卫屯田也成为他们侵占的对象。军屯土地日益失额，多为军官和豪强所占夺。正统时，凤阳等处的军官占田有多至千余亩者，陕西等处的军官占田有多至三四十顷者。成化、弘治间，顺天、保定二府的屯田被侵占达四万余顷，大同、宣化二府的屯田被侵占数十万顷。有些军官不仅广置庄田、私役屯军，还专擅水利，侵夺民利。在屯田大量被兼并的情况下，军屯制度逐渐被破坏。
明朝初年，政府控制的征收田赋的土地总额为八百五十余万顷，英宗天顺七年（1463），只余四百二十九万余顷，弘治十五年（1502）实额仅四百二十二万余顷，余皆落入具有免赋免役特权和隐匿土地的官绅地主手中。
宦官专权
明朝中期，统治者分裂为皇族和官绅两大集团，有权势的宦官是前者的政治代表，内阁大学士是后者的政治代表，于是出现宦官和权臣交替执政的局面。明中期前段，即从英宗到武宗时期表现为宦官专政；后段即世宗、穆宗到神宗初年表现为权臣专政。不过权臣最终也要听命于宦官。且权臣之间的相互倾轧，也要倚仗宦官调停解决，因而有人把这一时期的政治完全概括为宦官政治。宦官专政是明中期甚至到明后期的政治特点。
宦官是皇帝私产的管理人，其中也有人占有大量的土地，掌握了强大的经济势力。他们在京城内外广置田园、庄所、马坊、塌房，奴役着大批佃户、家丁、义勇，以各种名义侵夺人民田产。英宗正统时的王振，天顺时的曹吉祥，宪宗成化时的汪直，武宗正德时的刘瑾、谷大用等人，实际上都是拥有政治特权和经济势力的大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