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从上古传说到1949 精彩片段：
明
明朝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及其与内地的联系
蒙古族
元亡以后，蒙古贵族和军士被迫回到蒙古草原，经朱元璋多次派人攻打，其内部发生分裂。永乐初，蒙古分为三大部，即辽河、西辽河、老哈河流域的兀良哈，其西至杭爱山一带的鞑靼部和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及其以南准噶尔盆地的瓦剌部。由于蒙古地区与内地农业地区的长期隔绝，以及草原上大小封建主之间经常发生的相互掠夺的战争，使游牧经济凋敝，牧民的生活日益贫困。在明朝强盛时，瓦剌和鞑靼的统治者都接受过明朝的封号，在经济上也多次与明朝进行互市。但每当贡市的要求不能满足时，便不断以发动战争作为对明的要挟。明朝政府为了防止蒙古的侵扰，最初在北方设有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以后又增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加上固原和山西的偏关，称为九边，皆布有重兵。明朝政府又积极在沿边修筑长城。据万历《明会典》统计，当时九边所筑城堡、关隘、空心台、墩台等共达一万八千余座。
频繁的战争并没有阻碍蒙汉等各族人民之间的往来，长城也没有隔断彼此的经济和文化的联系。许多蒙古民众为生活所迫不断向内地迁徙，也有的汉人因被蒙古统治者俘虏为奴，或因逃避租役，或经营商业，而大量流入蒙古。隆庆时，在蒙古古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一地就居住有汉族人口五万余，居屋佃作，名曰板升。俺答汗继位后，特别是在他晚年和三娘子☾1☽统治时期，蒙汉间很少发动战争。马市贸易极盛，除官市外，又得与塞下民互市。万历九年（1581）又修建了呼和浩特城（蒙古语意为青色的城）。此城很快发展成为蒙古地区与内地贸易的商业都市。长城附近延袤五千里无烽火警，近疆水陆屯田悉垦治如内地。蒙古封建主的财富显著增加，其币帛牲畜，动以万计，特别是鄂尔多斯、土默特、察哈尔等部所在地，随着内地先进生产技术的传播，农业和手工业（包括铁的炼冶业和铸造业）的产量和产品都有显著增加。
藏族
明朝时，藏民以半农半牧为生，农产品有小麦、荞麦和青稞，上层僧侣和各地的部落首领构成封建领主阶级，拥有大量的田庄、财富和奴婢，而广大藏族人民则都是农奴。洪武时，明政府在西藏等地设立乌斯藏都指挥使司以及宣慰司、招讨府、元帅府、万户府、千户所等地方行政机构，任命藏族的封建领主为都指挥使、宣慰使、招讨使、万户、千户等官职，赐给他们诰命、印信，通过他们向所属藏民征收赋税。当时西藏喇嘛教的教派很多，有噶当派（红教）、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和本布派，每派又分为若干小派。而以噶举派帕木竹巴法王的权力为最大。明朝设帕木竹巴万户府，并封帕木竹巴法王为“国师”，明朝还在西藏封立三大法王（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五大地方之王（阐化王、赞善王、护教王、阐教王、辅教王），此即西藏八王。八王各有封地，分别统辖一定地区，与明朝往来十分频繁。
明初，宗喀巴在西藏创立格鲁派（黄教），他在西藏进行宗教改革，主张“敬重戒律”，提倡苦行。宗喀巴第五弟子释迦也失作为他的代表曾两次到达北京，明成祖封其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宣宗封其为“大慈法王”和“国师”。此后黄教在西藏的势力日大，信仰者日多。万历时，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坚错长期居留在西宁等地，与蒙古俺答汗相友好。与明朝首辅张居正也有书信往来，明朝封其为“大国师”。三世达赖喇嘛使黄教在蒙古得到广泛传播，在调和明朝皇帝和俺答汗的关系方面也有较大的贡献。四世达赖喇嘛云舟坚错曾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得到神宗授予的“普持金刚佛”的封号，此后，格鲁派的首领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借青海蒙古固始汗的兵力，推翻噶玛派在西藏的统治，黄教在西藏的政治地位日益巩固，得到青海、蒙古以及东北各地喇嘛僧侣的支持。
明朝藏族人民与内地各族人民之间的来往更加频繁。永乐五年（1407）至十二年，在藏汉各族人民的艰苦劳作下，修通了四川雅州（今雅安）到乌斯藏的驿路。明朝在川、陇等地设茶马互市与藏民贸易，还准许西藏等地的僧俗官员派使来北京通贡，规定三年一贡，天顺年间一次贡使至二三千人。私人贸易被严格禁止，但汉藏两族人民之间的贸易关系始终不断。藏民经常以马匹、氆氇等物来内地换取盐、茶和布匹，汉族商人也从内地私自携茶与之易马，有人甚至越山涉水，深入藏族地区从事贸易活动。当时的河州、秦州（甘肃天水）、洮州（甘肃临洮）、雅州和打箭炉（四川康定）等地，已经成为藏汉各族人民互市的场所，私营贸易与官营贸易同样繁盛。
格鲁派中国藏传佛教影响最大的宗派。格鲁，藏语意思是善律，该派强调严守戒律，称善律派。该派僧人戴黄色僧帽，故又称黄教。又因该派认为其教理源于噶当派，故称新噶当派。格鲁派强调修行次第，显密并重，先显后密；提倡苦行，僧人不结婚，戒杀生，禁饮酒，断绝世俗交往等。该派在藏族、蒙古族居住区流传甚广。到清代，格鲁派的达赖喇嘛与班禅两转世系统都由清政府确认，格鲁派成为西藏地方政权的执政教派，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形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维吾尔族
维吾尔族在明朝称畏吾尔，亦作畏兀儿，是居住在新疆地区的主要民族。明代，除撒里畏吾儿仍从事游牧外，其他居住在于阗（今新疆于田）、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哈密、土鲁番（今新疆吐鲁番）等地的畏吾儿人都以农业为主，兼营商业，其手工业也很发达。其耕地和牧场大部分掌握在封建主（蒙古族或畏吾儿族）的手中，一般农户则少地或无地，遭受封建主苛重的剥削。元末明初，畏吾儿族地区地大者称国，小者只称地面，形成封建割据的形势。洪武、永乐、宣德间，与内地恢复关系的小国和地面，前后共有七八十个之多。明朝政府从太祖时起先后在甘肃西部到新疆东部地区设立赤斤蒙古、哈密、沙州、安定、曲先、阿端、罕东、罕东左等八卫，卫设指挥，一度还在柳城、火州（均在今新疆吐鲁番东南）等地设都指挥等官。明朝与哈密卫的关系最为密切。永乐二年（1404），明政府曾封哈密王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景泰时，土鲁番势力强大，攻占哈密城，兵锋及于嘉峪关内的甘州（今甘肃张掖）、肃州（今甘肃酒泉）等地。从此明朝对西域的控制日益松弛，不得不在嘉靖八年（1529）放弃哈密。
苗、瑶、彝、壮各族
居住在云贵、四川、两广、湖广等地的少数民族有苗、瑶、彝、僮（即壮）、黎、傣等族。各族之间以及同一个民族不同地区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农业已有显著发展，并普遍使用犁耕。湖南一部分少数民族到明中期已蓄食甚富；云南一些民族在平坝种稻，一年两熟，产量也在增加。但住在高寒山区的某些部落，生产力还很低下，有些仍处在刀耕火种阶段。从社会发展的阶段看，有些已由封建领主经济过渡到地主经济，或是地主经济已占统治地位；有的阶级分化不明显，有的则已有阶级分化，开始由原始公社制末期进入奴隶制，或已由奴隶制进入封建制。
明朝政府沿袭元朝的统治制度，在云贵、两广地区设置土司，通过各族的首领统治各族人民。但各地的土司与明朝也有矛盾，经常发动叛乱。明朝政府在平定叛乱后，往往把这些地区的土司裁撤，改设流官，即改土归流。改土归流的目的是建立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统治，但是在客观上打破了农奴制度，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地主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对维护国家的统一有进步意义。